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判，感到黄任寰敷衍推脱，并无诚意，便私下同张民达商量“不宜轻信”，向对方谈判代表提出条件，坚定地说：“贵部如真心投诚，须立即退出梅县，听候改编!”黄任寰无奈，只好命其部队从梅县后撤。
张、叶遂率部进驻梅县。
回到家乡的张民达和叶剑英，并没有陶醉于“乡情”，而忘了敌情。
他们利用乡亲的关系，刺探军情，很快得知，林虎明降孙中山，暗投北洋政府，吴佩孚已委任他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继续割据东江、潮汕，准备消灭东路军。
他将近万人的部队潜伏在粤赣边界寻邬一带，组成一个包围圈，收紧口袋，要吃掉第八旅和其他部队。
军情急如火。
叶剑英请示张民达同意，迅速将敌军的阴谋部署报告许崇智司令，建议立即组织兵力，主动出击，追歼林虎的残部，消除后患。
第八旅没有被叛军假“投诚”所迷惑，在黄任寰部退出梅县，拒绝改编后，立即进击，收复兴宁。
这时，张民达积劳成疾，赴广州调治。
不久，假“投诚”的“陈家军”相继叛变。
洪兆麟、熊式亮、刘志陆等就突袭驻在大埔、饶平、兴宁、石马的东路讨贼军。
讨贼军失于戒备，被迫退出丰顺、留隍，受到重大损失。
第一军三个旅折损过半；第三军全线崩溃，只剩几百人。
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许崇智不得已下令放弃潮州、汕头，率部向揭阳退却，又遇到来自赣边南下的林虎部的阻击，大战于揭阳附近的言岭关。
结果兵败，言岭关失守，敌军进逼揭阳城。
叶剑英在战场上又一次陷入险境之中。
七、大战言岭关，解围博罗，夺取河源
言岭关，是南岭梁山山脉高峰上的一道险关，雄跨南北峰脊，威慑云深要道，是从丰顺到揭阳的必经之地，山石陡峭，壁垒森严，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叶剑英听到言岭关失守，遂即请命，率第八旅开抵关前，准备反攻。
在广州疗养的张民达闻讯抱病返回前线督战。
两军摆开阵势，敌人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反击，弹如雨下。
第十三团先头部队伤亡惨重。
叶剑英命令停止进攻，急调十六团上来，重新部署三个营的兵力，命令机关枪营营长宋绍殷将机枪配备给三个加强连。
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崎岖山道，从不同方向迂回进攻。
他又命令炮兵连长王逸珊，迅速测定距离，选好目标，亲自指挥向山上敌人固守的据点，连续开炮。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发起梯次冲击。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挫敌破关，夺回了言岭要地。
守关的敌人大部投降，少数狼狈逃窜，叛将刘志陆险些被擒。
这就是当时在粤军中转败为胜、名震一时的言岭关大战。
这一仗胜败关系到粤军全军安危。
张民达、叶剑英由于打了这个硬仗，威名远扬。
许崇智很佩服这两个年轻指挥官的智慧和胆识，亲自召见，并要为他们请功。
叶剑英则谦虚地归功于张民达指挥得力和全体官兵勇敢冲杀。
第八旅攻克言岭关以后，乘胜追击，沿老隆、河源前进，直捣“陈家军”老巢惠州。
这时敌军一部增援惠州，第八旅迎头痛击，进占三栋、永湖。
敌军退至白芒花一带，准备趁张旅立足未稳，于次晨拂晓集中兵力发起突然袭击。
叶剑英侦得这一情报后，报告张民达并提出建议：“用兵主速，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我旅刚占永湖，不如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张民达同意，决定先发制人，命令部队轻装，于当夜偷袭敌营。
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军阵地，突然枪炮齐发。
打得敌兵蒙头转向，四散逃走，又赶上前面河水暴涨，敌兵纷纷缴枪投降，俘获3000余人，缴械1000余支。
大本营表彰此役胜利。
孙中山于7月《复邓演达函》中写到：“敌人来援惠州之军已被张民达完全击灭，我宜乘胜速下惠、潮，则广东从此……太平，而北敌亦不敢再犯广东矣!”陈炯明退守惠州，调集叛军，兵分三路，出击并进窥广州。
8月23日，孙中山迁大本营于石龙，亲自督师东征，命许崇智为中路指挥率部驻守博罗。
叛军总指挥叶举趁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集中5000兵力，先行袭击博罗。
这时，适逢连天大雨，东江水涨，博罗地势低洼，许崇智部被洪水围困，无法出击。
而叛军利用天时地利，占据城北高地，连夜向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
许崇智率部坚守十余日，伤亡惨重，粮尽弹绝，危城告急。
孙中山急调左右翼滇、桂军前去解围，但这些军队索粮要款，延宕不前。
眼看博罗就要陷落，孙中山又急命第八旅前去解围。
叶剑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他和张民达接到命令后，分析敌情，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命第十三团全团猛攻叛军后方据点平山，乘胜占领淡水镇，直逼惠州。
叛军只好从博罗分兵增援惠州。
博罗守军乘机突围出击，叛军败退，博罗之围遂解。
张、叶所部乘胜追击，配合友军，于10月3日攻取博罗以北的重镇河源，截断敌人的水上交通。
孙中山认为收复河源改变了敌我态势，甚为满意，颇为乐观。
10月29日，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中特意提到此事：“现计陈军三数万人，右翼由河源攻回龙，正面则在惠州马鞍，左翼则在淡水平湖，意图大举，故此次实为生死最后的决战。
幸河源方面敌人已被我军扑灭，惠阳亦无事，惟有小部分陈军窜入广九路线新安、平湖一带，大抵数日亦可击退。”
张民达、叶剑英在参加围攻惠州战役中日夜奔驰，历时半载，打了许多苦仗硬仗恶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受到许崇智的嘉许，报请大元帅给张民达记大功两次。
但是，各路讨贼军心怀异志。
滇、桂军无心恋战，不但不积极进攻惠州，反而在叛军攻击下，节节败退。
致使孙中山大本营又不得不从石龙移设于石滩车站。
11月12日，叛军攻占石龙，石龙滇军、桂军纷纷向石滩退却，溃兵如潮。
西路讨贼军总指挥刘震寰无法制止，也只好退走。
这时，惟有张民达、叶剑英的第八旅和少数部队抵挡敌军，紧紧保卫着大本营。
叶剑英告谕八旅官兵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稳住阵脚，誓死保卫大元帅!”孙中山看到情况危急，亲自出面阻止败兵退却。
他在石滩车站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亲笔书写八个大字“我在石滩，退者枪毙!”当时滇、桂军有些官兵不听命令，竟向孙中山乘坐的专车开枪，企图夺路而走。
孙中山镇定自若，一直坚持不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张民达、叶剑英指挥部队一方面阻止溃军，保卫孙中山，一方面继续抗击叛军，且战且走，保护孙中山安全返回广州。
经过这次战斗，叶剑英感触颇深，后来回忆说：“那次打了个败仗，从博罗退到惠阳，后来一直退到广州近郊，退了几百里。
孙中山亲自督战，他的座车停在桥上，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
情况十分混乱。
但孙中山先生仍坚持督师不后退，最后左右参军假传命令，叫司机把专车开走，悄悄退回。
从这件事情上，说明了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丝毫不顾及个人生死的英勇精神。”
第八旅从进军福建，攻克水口，转战潮梅，大战言岭关，到解围博罗，克服泰美，一直到最后固守石滩，变逆境为顺境，化险为夷，连战皆捷。
这与参谋长叶剑英出谋划策，辅助张民达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特意召见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及其他各部军官加以训勉，表彰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的第八旅是“真正革命军”。
八、服从调遣，报到黄埔
1924年春，草木复苏，万象更新。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揭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叶剑英热烈拥护大会的决定，他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言论所吸引，怀着追求真理的渴望，如饥似渴地阅读列宁的著作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书刊，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
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反映了真理，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必将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
他耳闻目睹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以及发生在广东的工会、新学生社等七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的示威，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他受到了实际的深刻教育。
他由此更加相信孙中山联合共产党、扶助农工政策的正确，尤其敬佩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全力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大智大勇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他也总结了自己投身革命以来，从一个逆境走上另一个逆境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只有像中山先生那样，不断接受新事物，靠拢共产党，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摆脱逆境和困境，走向胜利。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采纳了共产党人的建议，着手筹办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2月6日，军校筹备处正式成立，分设教授、管理、军需等部，推选李济深、王柏龄、林振雄等为临时主任(李济深由邓演达代任)。
筹备处工作由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负实际责任。
廖仲恺负责筹集办校经费，并从粤军中物色军事人才参加学校的筹办。
根据王柏龄、邓演达的推荐，廖仲恺经过考察认为第八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备的将才，决定调他前来参加筹备工作。
旅长张民达是不愿叶剑英离开八旅的，但他又十分敬重廖仲恺先生，不便阻拦。
他向前来辞行的参谋长提出一个条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什么条件?只要对革命有利，再多的条件，我也应允!”叶剑英爽快地回答。
“好!够朋友。”
张民达绷起脸来，煞有介事地说：“条件很简单，就是你到了军校，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八旅，不要忘记我张某人。”
“这是自然，我怎么会……”叶剑英觉得这有何难，抢先作答。
“不!你听我说完，”张民达接下去说：“我要你不忘八旅，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要有实际行动。
那就是一旦八旅有作战行动，你得立即返回!怎么样?能做到吗?”叶剑英稍稍迟疑一下：“旅长，这不难做到。
你方才不是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到时候你一道命令，我一准回来的。”
“那好，你还是八旅参谋长，作为八旅代表参加办校，办完就回来，这一点，请向廖仲恺先生说明。”
叶剑英愉快地答应了张民达的要求。
他去筹办处报到之前，首先到大元帅府拜见廖仲恺。
这位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身兼十几个重要职务，但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他虽然在办公室里忙得团团转，但仍然抽时间热情接待了叶剑英，问寒问暖，亲切交谈。
叶剑英作了自我介绍，转达了张民达的意见。
他满口答应，顺手给王柏龄、邓演达写了一个便笺，介绍叶剑英去筹备处。
邓演达、王柏龄、林振雄等一见叶剑英，像迎接亲人一样，把叶剑英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向他介绍筹备处的组成和分工情况。
急着要办的事情很多，如草拟学校章程和服务细则；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选定和修缮校舍；聘请教职员；招考学生；其他还有购置图书、器材，确定校服样式，等等，也都需要很快操办，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大家正忙得不可开交。
王柏龄特意引见叶剑英拜谒了蒋介石。
蒋介石听王柏龄说叶剑英是他的得意门生，从上到下扫视一番，简单问了问出身、履历，连连点点头说：“这个，好，好。”
王柏龄告诉叶剑英在筹备处给他当助手，主管教授方面的事。
叶剑英对这位颇为赏识和重用他的“尊师”相别数年不甚了解，相处久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些看不惯，但在表面上，仍注意维持彼此的关系，不致破裂。
在叶剑英心目中，邓演达与王柏龄相比，则完全是另外一种人。
很早以前，他就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成为国民党坚定的左派。
孙中山、廖仲恺十分器重他，曾想委任他主管教练部，但他自觉资浅才疏，极力推荐李济深担此重任。
他为人正直，威而不猛，严而有信，一丝不苟。
叶剑英很敬重他的品德才干，凡事多向他请教。
邓演达也很欣赏叶剑英，两个年轻的革命军人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整军到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这一段革命历史，叶剑英是个积极参与者，有切身的体验。
他在回忆中，把这一段实践活动看做是孙中山建军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
对这段历史，叶剑英是这样评述的：“1921年至1924年是中山先生的晚年，也是中山先生一生思想的最高峰。
在建党方面，中山先生坚决排斥了右派势力，改组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
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了建军、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中山先生在这一段时期，根据过去几十年革命的经验及当前情况，了解到要想革命，非有革命的武装不可，不能光靠暴动和运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
因此，在桂林独秀峰下开始了整军。
“可是那个时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
1922年，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根据自己研究的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和加伦将军在一起研究了苏联建立红军的经验之后，深深感到要实行革命非得有革命的军队不可。
这支革命军不仅每一个成员具有革命思想，也必须有革命的军事制度。
所以，后来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中山先生那个时期的比较完整的建军思想。”
九、为筹办军校四处奔走
筹办军校谈何容易!摆在叶剑英面前的困难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就说军校的校址吧，究竟放在哪里好?分歧不小，遇到许多麻烦。
当初，孙中山指定在黄埔岛上办校，但后来许多人不同意。
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势力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军事干部学校。
粤军有江西讲武堂，湘军、赣军、桂军、滇军也都有自己的讲武学校或军官学校，等等。
各派各系都主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选择一所学校加以扩充，反对重新建校。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一篇(12)
邓演达、王柏龄、叶剑英等筹备处的多数人主张另外选地点，单独创办军校。
但这需要勘察、论证。
各派提出几个地点，都在广州城里。
经过实地勘察，发现不是环境不合适，就是房舍不好，结果一处也没有看中。
后来，叶剑英随同王柏龄、林振雄等筹备处人员到黄埔勘察。
黄埔岛位于广州南边二十公里的珠江中，北通广州，南连虎门，是控制珠江口，捍卫广州市的第二门户。
它虽是个孤岛，却堪称中流砥柱。
珠江主流沿着岛的东北，支流沿着岛的西南流去。
这个周围二十多里的岛屿，山峦起伏，林木葱茏，中间有一座高山叫升旗山。
山的东头，筑有几座炮台，地名叫蝴蝶岗。
岗后有村落，有乡场，北面还有船坞。
岛上大地名叫长洲，设有长洲要塞司令部，罗列着要塞炮阵地。
岛的周围驻泊海军，海军是当时比较可靠的革命力量，因此，在此地办校就更为安全可靠。
只是岛上的广东陆军学堂和海军学堂旧址，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有些房屋的屋顶上还保留着几个大洞，这是前两年陈炯明叛变，炮轰过的痕迹。
虽是如此，海军学堂里面的房屋大多还是完好的。
大家里里外外看了个遍，都认为这里办校是最好的场所了。
回到广州，报告蒋介石、廖仲恺，蒋介石又亲自视察，编造了修缮案。
经过一番修葺，披荆斩棘，扫秽去污，校舍焕然一新。
校址和校舍修缮问题解决了，招聘教职员工、招生问题又摆在面前。
王柏龄、邓演达、叶剑英等四处奔走，发函，邀请合适人选，考察任用。
他们撰写了招生简章草案，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324名。
考虑到当时各省多处在军阀铁蹄之下，公开招生有困难，决定派出人员分赴各地招生，再举行入学考试。
然而，筹备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困难和障碍。
对于坚持办校问题，国民党党内意见并不一致。
真心拥护孙中山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少数左派。
而为数颇多的党内右派分子则持反对的态度。
盘踞在广东的滇、桂系军阀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指挥，暗地里各踞防区，把持税收，对于筹建军校的经费，不但不予支持，反而阻挠破坏。
孙中山、廖仲恺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克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极大困难，为建校铺平了道路。
邓演达、叶剑英等奉命奔走于粤军各军各师之间，特别是请求粤军师长李济深、张民达等人的帮助，抽调下层军官主办校务，借来步枪200余支，现款数万元，以应急需。
十、顶住蒋介石停办风波，坚持建校
办校的难关一个一个渡过来了，想不到正当邓演达、叶剑英等人起劲地使军校筹备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一天，蒋介石的秘书王登云忽然来到筹备处会议室，召集大家开会，他突然宣布了蒋介石停办军校的命令。
叶剑英和在座的同志眼睛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使者，感到莫明其妙!此时大家都盼望少将主任王柏龄出来讲话，可偏巧他又不在。
其实，蒋介石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已经向几个心腹打过招呼。
他找到王柏龄和王登云说：“我现在要回上海，你们赶紧结束，等我回来就走……”一向正气凛然、不苟言笑的邓演达面色严肃地问道：“请问，蒋先生这个决定，总理和廖先生是否知道?”王登云傲气十足，不屑一顾：“这个无可奉告，本人的职责只限于传达命令。”
沉着冷静的叶剑英耐着性子说：“王秘书，筹办军校是件大事，究竟为什么停办呢?请你向蒋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要求将此决定转报大元帅。
创办军校是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任何人不得任意宣布停办。
再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即使不办了，也要说明白才是。”
这理直气壮的一番言语博得了在座同志们的赞同，纷纷起来同声附和。
王登云虽然觉得理亏，但仍硬撑着，用坚定的口气说：“现在蒋先生已经离开广州。
军校不办是肯定了，没有什么好议论的。
筹备处马上解散。
蒋先生走前交代，参加筹备处的同仁，一律发给遣散费。”
接着，从皮包里拿出名单念起来：“邓演达先生250元……叶剑英先生150元……”这时有些人见王登云态度很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又听到有遣散费可领，觉得坚持下去也没有作用，便动摇起来，准备散伙。
邓演达和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目光，提出抗议：“王秘书，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停办散伙!”然后向大家说：“请诸位暂留一步，即使要停办散伙，有些事情也要从长计议，不必这样匆忙嘛!”室内又是一阵沉静，人们面面相觑。
王登云觉得十分尴尬，夹起皮包，溜之大吉。
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像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
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去请示廖仲恺。
邓演达、叶剑英匆匆来到大本营拜见廖仲恺。
不料廖已不在广州，到香山开会了。
他俩只好回来说服大家，稳住情绪，坚持把筹办开学的工作做下去。
廖仲恺从香山县回来以后，见过孙中山，立即到筹备处来安定人心，主持办校大计。
叶剑英等问廖仲恺，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
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
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由于王柏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事务多半落在叶剑英的肩上。
从制定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
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柏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得到解决。
一天，叶剑英同邓演达到珠江南岸大元帅府去拜见廖先生，向他请示筹备处工作。
邓演达刚从上海回来，先汇报说，我这次奉总理和先生之命去请蒋先生，他还是执意不回，眼下李济深师长又不能来筹备处主事，王柏龄高参还是想回上海去找蒋先生。
军校的筹办事宜全靠廖等先生出主意，拍板。”
说罢，他拿出一份急需修订的学校办学章程，交廖过目。
廖仲恺看后，表示即呈送总理审定。
他谈到正在全力以赴筹款办校。
苏俄顾问已经答应无条件地给200万现款作开办费，还准备运送大批军械到广州。
随后，廖仲恺征询叶剑英的意见。
叶剑英谦虚地说：“我只当过几年教员，没有办过大学校，缺少经验。
从教授工作的角度看，目前，学生报考很踊跃，本校入学考试委员会已经成立，需要确定日期，举行入学考试。
除此之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第一，对各方推荐来的教官和考官，教授部已填具履历，逐一呈送先生，请先生亲自考核选定。
特别是考官，不论是谁推荐的，一定在拥护孙先生，执行党的办校方针上立场坚定，且有真才实学，堪为师表者才行；不然的话，滥竽充数，是教不出好学生，培养不出拔尖的人才的。”
接着，叶剑英谈了第二条意见，有关撰写教育纲领和计划，确定课程、编写教材等教务方面的事。
这些都是开学前必须做好准备的。
廖仲恺听了表示赞同，对所谈问题应交筹委会立即开会研究，再报告总理。
邓演达和叶剑英准备告辞。
廖仲恺还是有点不放心，又说，“根据总理的意思，学校要争取5月开课，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要一边筹办，一边招生，先做起来如何。”
他继续询问还有什么事要办。
叶剑英同邓演达商量后，谈了关于课程设置的意见。
他说谨遵总理所教，军校的宗旨就是创造革命军，而军队能不能革命，全在于培养将士有革命的志气。
所以学校应当重视政治课程，政治与军事应当规定一个比例，新生入校先进行一个月的入校军人教育，再进行正规教育，学期定为一年毕业，是否合适?请先生定夺。
廖仲恺听了很满意。
他非常重视苏联红军的经验，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叮嘱他俩回去请教苏俄顾问，再确定教育计划和军政课程的时间比例。
叶剑英和邓演达带着重托，满怀信心，离开大元帅府。
十一、“全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按照廖仲恺的嘱托，叶剑英和筹备处的几个教官，常常从南堤来到东山，向苏俄顾问请教，编制和修订第一期学生教育计划，确定军事教育科目。
第一期军事教育科目，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项。
政治教育科目，教授部统筹规划，由政治部专司编制详细的政治训练计划。
邓演达和叶剑英等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提出初步计划，确定以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列入正课。
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
叶剑英作为教授部的一个负责人，除制定教育计划，参与指导整个教程、教令、教材的编写外，还亲自编写兵器等方面的教材，认真组织备课。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要兼做筹备处的招生准备工作。
3月下旬，经过各地考试和学校最后复试，筹备处从1200余名考生中正式录取350名，备取100余名。
但是，当时碍于经费不足，100多名备取生不能入学。
这些人大多处于人地生疏、生活无着的境地，要求学校收容。
叶剑英和筹备处的一些同志很同情他们的处境，让入伍生派代表去谒见孙中山，提出全体学生愿把自己每天的伙食改为两餐，匀出一餐给备取生吃，让他们入学深造。
中山先生甚为感动，当面嘉许同学们这种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勉励大家说：“命要革，饭也要吃饱，每天三餐不能减。
就是减少大元帅府的开支，也要让备取学生全入学。”
同学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叶剑英从这件事情上，看到孙中山为革命建校，对青年爱护备至的光辉榜样，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了。
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确定办校宗旨为“创建革命军”，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仿照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
5月9日，他特别任命廖仲恺为校国民党代表，执行党代表的职权。
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
5月16日，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到校视察并发表演讲。
军校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设六个部，即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
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外教官，组成了一支阵容相当可观的教员队伍。
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
军校规定，教授部除分工负责全校教学业务外，还兼管一些行政事务。
叶剑英一心按照孙中山、廖仲恺确定的办校方针办事，献身于教育事业。
当年在黄埔军校就读的第一期生，曾当过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的韩浚先生回首往事，说：“那时王柏龄抛头露面的多，但是在教授部里踏踏实实管教学的还是副主任叶剑英，这方面实际由他负责，由他主持。”
各学科、术科的课程安排协调，各教官之间的联络沟通、教学生活，以及备课和课后检查等活动，叶剑英都要积极参与。
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担任几个队的兵器学、劈刺和战术课程及战术教程的教授和训练。
教学不只求知，还须笃行。
叶剑英非常强调实际演练。
他按照教程上已经讲授的诸原则，指导学生结合现场判断地形、地物、实际应用，如研究各种战斗，遭遇战、攻击防御以及追击退却、夜战、局地战等等。
同时，有计划有选择地指挥学生进行实地演练各种战术行动和协同动作。
叶剑英在担任军事科目教授中，始终没有忘记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的灌输。
无论在课堂、课外，或同学生交谈中，他常常向大家介绍黄埔岛及其要塞的沿革及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心。
他利用出操和野外演习的机会，指引学生观看环岛的要塞炮台，使大家知道，这些炮台，大都建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两广总督林则徐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防设施。
半个世纪以前，林则徐在珠江两岸配置数不清的交叉火力炮台，修筑如此坚固的要塞基地，令人叹为观止。
他还特意带几个同学们到要塞附近的村民中去访问，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给大家讲当年林则徐“寓兵于农，寓将于学”，组织农军配合官军抗英的情形。
他向大家介绍两年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广州蒙难，驻扎黄埔港，依托炮台，与叛军英勇作战的往事，意味深长地说：“中山先生把陈炯明叛乱的'六?一六’定为雪耻日，作为军校开学盛典，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我们要记住这一天，永远学习和发扬中山先生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以辛勤的劳动赢得教官和学生们的爱戴，当年在军校任教的聂荣臻称赞“他是全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叶剑英在军校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那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
廖仲恺除了组织学生到广州听孙中山的演讲外，还时常邀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到军校讲课。
叶剑英从他们那里直接听到共产主义的真理，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军校第一期学生中间，每个队都有党小组。
蒋先云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经常利用休假日，组织进步同学去广州市参加各种报告会，扩大党的影响。
叶剑英也经常参加这些进步活动。
同时，到广州国光书店购买或借阅《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说》等书籍，认真进修，提高认识，使他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个飞跃。
学生队有个共产党员叫韩摩柯，是梅县人。
叶剑英同他结识以后，因为是同乡关系，便试探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并没有灰心，继续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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