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广州起义

四、“红旗飘上越王台”

南昌起义失败，中国革命陷入更大的低潮。

叶剑英从一个逆境落入另一个逆境，接受新的考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党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

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

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

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

他反复向全团师生灌输这个思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江西水乡小镇上，中共教导团的党组织内部在武装暴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一天夜里，党的负责人唐维和王侃予、李人一等召开秘密会议，邀请叶剑英列席。

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

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

当讨论到何时何地举行暴动问题时，党员王侃予和李人一等几个人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也倾向于此，最后征求叶剑英团长的意见。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

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新党员，又不是委员，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人的意见，遂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

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怎么样。”

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于是，他向大家谈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摆出几条理由：第一，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没有胜利把握；第二，即使能搞到一两船枪支，我们的力量还是单薄，孤立无援；第三，万安暴动只能打敌人的屁股，如果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两面受敌，我们就被吃掉了。

他指出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第二，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三，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

叶剑英摆出这“三不利”与“三有利”之后，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精神，很快成了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这个思想，显示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于1927年9月底，只身离开教导团，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政变。

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

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

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

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城防空虚。

窜居香港的张发奎，正在等待这一天。

他根据叶剑英早先的建议，让黄琪翔率领第四军进到粤北，以援李“讨逆”名义，没打一枪开进广州城。

张发奎兴高采烈，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表“凯旋宣言”和“革命演讲”，笼络人心。

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此时他看到足智多谋的叶剑英回到自己身边，如虎添翼，十分高兴，便继续留他在自己身边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为了秘密地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叶剑英按照接头的时间、地点和信号，首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锦辉同志。

黄锦辉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东征，1926年周恩来调离广东后，他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

叶剑英与黄锦辉秘密接上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听完以后，肯定了他的工作，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

当时，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冲突正在加剧。

9月，中共中央已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利用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起义的准备，要纠正过去消极等待贺龙、叶挺南下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

省委正准备“组织和扩大工人赤卫队”，“煽动敌人军队使之破碎，并站在工农方面来”。

据此，黄锦辉交代叶剑英首先要站稳脚跟，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立住脚，掌握敌军动态；其次，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再者，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

最后黄锦辉嘱咐叶剑英，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格外小心，不能露出马脚。

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心情异常激动。

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撤出了汕头。

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相继转往香港。

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正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

叶剑英返回广州后，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同党接上头，并不断得到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张发奎，把教导团调进广州。

教导团在叶剑英的关怀下，受到广州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影响，队伍不断扩大，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刻苦操练，秣马厉兵，待机而动。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第八路军总指挥)争夺广东政权的闹剧愈演愈烈。

叶剑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找到张发奎，建议在李济深去上海的机会，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

11月16日，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的第二天，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动用教导团的兵力，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捣毁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

黄绍非常痛恨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遂。

在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准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为广州起义加强了武装实力。

中共中央及时地作出了《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这时，李济深、黄绍并不甘心失败，正在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夹击广州。

叶剑英再次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说服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西征，进击黄绍等部；张发奎交代由叶剑英全权处理广州防务，指挥留下的教导团、警卫团等少数部队，固守城防。

这样，叶剑英“一箭双雕”：一方面抵挡了李、黄的反击；另方面，实现了“调虎离山”之计，调走了张、黄军主力，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但是，要发动广州城大规模的起义，只靠教导团一个团的兵力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

黄锦辉与叶剑英商量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为了改造和扩大这个团，叶剑英面见张发奎，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要求迅速扩编。

叶剑英想方设法，推荐梁秉枢任团长，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了广东省军委，得到了军委的批准。

关于警卫团，还有一段插曲。

全中国解放后，在广州公社纪念馆陈列史料中，曾把该团列为“反动军队”。

梁秉枢、张诗教、施恕之给叶剑英元帅写报告，请求纠正。

1957年7月1日，叶剑英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广州暴动当时的警卫团系由参加暴动的工人、国民党军队两个军的教导营(警卫营)组成的，并非反动军。

如果公社图表史料上把警卫团列到反动军队，这是错误的。”

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拟制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朋友李明、李洁之等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

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常委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首的起义领导机构。

张太雷多次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骨干分子、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具体商议起义的时间、部署问题。

叶剑英由于当时的公开身份，不便于参加党的这些会议，但是，他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并且根据党的指示，进一步巩固和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

就在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特务得到情报，并传到汪精卫那里。

汪得知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并于12月9日，连发三电给陈公博和张发奎等，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

尽管叶剑英极力做张发奎、黄琪翔的工作，缓和局势，但张发奎还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做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镇压即将举行的广州暴动。

刚刚点起的广州暴动火焰，眼看就有被敌人扑灭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面见张发奎进行“辟谣”，稳住敌人，同时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护和营救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将所获敌人有关镇压起义的部署、动向，随时报告党组织，暗地里通知教导团做好准备，告诫官兵提高警惕。

根据叶剑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报，起义决定提前举行，因周恩来不能来粤，中央最后指派叶挺从香港前来广州负责军事总指挥。

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起义前夕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未来得及吃饭，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战斗的部署工作。

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

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革命官兵高举红旗，分成几路，投入了市内的战斗。

潜伏在市内各地的三千余名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着各个指定的目标发起勇猛攻击。

顷刻之间，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迅速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

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这里宣告正式成立。

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叶剑英协助总指挥叶挺等在总指挥部里共同指挥战斗。

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

叶剑英走出总指挥部，来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庙门口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国民党反动派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调兵遣将。

逃到珠江南岸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匆匆忙忙登上一艘军舰，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回部队，大举反扑，进行合围。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先后召集两次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部署。

在会上，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认为起义虽然暂时取得胜利，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不宜坚守广州，一再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移到农村，与彭湃的农军会合，或去粤北找朱德部队。

但是，均遭到军事顾问诺伊曼和其他起义领导人的反对，未被采纳。

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子弹袋，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

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去探视伤员，察看俘虏。

这时，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的张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叶剑英满怀悲痛，继续指挥战斗。

敌军向观音山发动猛攻。

叶挺、叶剑英命令部队火速前往观音山，坚决守住阵地。

但是，由于起义军兵力不济，敌溃而复聚，酣战竟日，难以取胜。

黄昏后，为了取得友军支援，叶剑英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开汽车去东江联络彭湃的农军，但因罗炳中途病倒，没有完成任务。

形势急剧逆转。

12日晚，总指挥部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这次被喻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终致失败。

广州起义是中国工农兵在南方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大胆尝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叶剑英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

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君是当年好战士。

广州起义30年之后，叶剑英为安徽籍烈士张子珍墓碑题写了这首诗，并发表在纪念起义30周年的《南方日报》等报刊上。

这首诗高度赞扬了这次伟大起义的革命壮举，同时也高度赞扬了革命烈士的英雄行为。

又过30年，叶剑英同志逝世后，他的灵骨也安葬在广州烈士陵园，与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君是当年好战士”，这既是写给张子珍烈士的赞词，也是对起义英雄群像的颂歌，激励后人踏着英烈足迹向前。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叶剑英这位当年广州起义的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