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北伐军离桂之后，陆小遂正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堂”为“校”），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系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号竹筠）的长子。竹筠初为陆氏办文案，荣廷逐年升迁，竹筠也随着水涨船高，累迁至广西都督府参谋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林秉彝原无资历，因其父关系出任陆军速成学堂监督。
速成学堂成立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其中大半数为自陆小改编而来的，另一小半则系另招的新生。速成学堂于辛亥年底筹备成立，民元壬子（一九一二年）乃正式开学上课。从前陆军小学的教学，以学科为主，术科方面的军事操等每天只有一小时。至速成学堂则完全不同，因它是一所纯粹的军事教育机构，故其训练以术科为主。教授法与进度约与保定军官学校相等。
我们一进学校便开始分科教练。三百名学生分为三队。第一队半数为炮科。我属于第二队，步科。最初的三个月是士兵个别教练。第四月起则受军士班教练。其后按级递进，由排教练而连教练，最后到一个营、团的战斗教练。这时在操场上的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俱极认真。此外马术、器械操、劈刺等技术训练亦极严格。我们的教官多半是南宁讲武堂一类的中国军事学堂出身，极少留学生，但总教官中村孝文则是日本人。
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俄战争时曾任大尉连长，立有战功。陆荣廷聘他来任陆氏总顾问和速成学堂总教练兼战术教官。他并娶了一位广西女子为妻。其人作事认真，毫不马虎，颇为学生所敬重。因他不谙华语，教练时由一浙江籍译员翻译。
我们在讲堂里的学科，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科目。至一般的学科如国文、史地、外国语等一概豁免。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四大教程和其他几门与军事有关的科目。我在陆小时最感头痛的便是外国文。现在外国文没有了，而各门学科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数名之内。
在速成学校两年和在陆小三年一样，我从未请过一次假。这颇能助长我作事认真，不苟且、不偷懒的习惯，而为师友所推重。同时，我和教官同学间相处亦极融洽，极少龃龉。古人说：“师克在和”，我在速成学校两年，很能体会袍泽间融和合作的乐趣。就一般生活和教育情形来说，速成学枝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学风也不若陆小的淳朴。例如我们在陆小时代，全枝上下可说绝无“吃花酒”或狎妓情事。可是速成学校内却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警洲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办学的人的作风不同，但也是因整个社会政怡风气的颓废。
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又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加以革命后崛起的人物如陆荣廷等，究竟新知识有限，对于革新之道懂得不多，因而造成江河日下的现象。速成学校和陆小学风的迥异，仅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颓风中的一环而已。
（二）
按照陆军速成学校的规定，训练期本为一年半，然我们陆小留下来的学生，实际上受教育两年。因为我们在新生入学前已开始上课，迨新生正式开课时，我们已上课数月了。我是在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岁暮入校，民国二年秋季毕业的。毕业后，速成学校即告结束，并把校里的一切设备，移交给新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应用，因陆荣廷自民国元年继任广西都督（民国三年改称将军）以后，深感广西旧军有整顿的必要。而旧军将校大半是行伍出身，或者也同他本人一样是绿林出身的。这些将校，积习极深。平时扰民有余，而对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则完全是门外汉。
所以陆氏要办一个“将校讲习所”，把旧军中各级将领分期调到所里来施以短期的现代化的军事教育。所长即由前速成学校监督林秉彝充任。所内的低级军官则由速成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任。这样我就获选为将校讲习所的准尉见习官。
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较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民国元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南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作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
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词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驭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佚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
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往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公尺。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
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着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在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即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附，事实上即是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儿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
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诊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相反地，却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作贼为进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
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止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附们放在眼里。
故此驾驭他们，也象试骑马头，殊非易易。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
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休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遗工作了。
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民国三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作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
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休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
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
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
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
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
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附，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棋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
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做“炒排骨”，连长叫做“莲子羹”）。
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棋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
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作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斌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
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
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失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棋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见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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