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山进入了平原，虽然早已疲弱不堪，但是总觉得脚底下轻快了许多。
哪知道刚走出山口不远，便在这世界有名的“风库”里，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大风。干燥的风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粒和石子，遮住了当空的太阳，大地顿时昏暗起来，人影距离两三公尺就会消失。
战士们捂着脸，跟着脚印前进，失掉了联络就拍掌或呼喊。
就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
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安西只驻着敌军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
部队向安西进发，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遇到了一位刚从城里出来的老乡，我们问他城里的情况，老乡说：“城里原来住着一个排，今天开来了两个旅。”
我一听，情况是这样，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就带了老乡去见李特，没想到这位在祁连山中老想逃跑的李特，这时却在老乡面前耍开了威风。
他听到老乡一说，就破口大骂，并口口声声地说人家是“奸细”，老乡连气带怕，就改嘴说：“城里还是一个排，一个兵也没增加。”于是攻打安西城的计划没有改变。
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安西是土城，东门外有一带民房，第一梯队在那里刚一打响，就招来了敌人猛烈的炮火。
机关枪像暴风似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炸起一根根的土柱，间或也有 几颗山炮弹，呼啸着掠过东关的房顶，飞到很远的地方爆炸。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
我和先念同志交换了下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我军且战且走，进了王家围子，敌人就包围了上来。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充足，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战士们依靠大刀、手榴弹和围墙坚守了一天。天黑以后，我军才突出重围。
这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边有一轮新月，照得田野里灰蒙蒙的。
我和战士们一起，沿着通往新疆的大道，向西疾进。走着走着，后面的枪声听不到了，但前面却传来了女人哭泣的声音。
走到近前一看，在一个岔道口上，停着一辆翻倒了的大车，辕马躺在地下，拉长套的两匹马在路旁啃着枯草，车上拉的箱柜翻了一地，有两只箱子摔碎了，满地撒的是白花花的银元，有两个穿戴挺讲究的女人，坐在车旁边蒙着脸哭泣。
这不知是哪一位地主老爷，听说红军来了，连夜拉着自己的金银财宝逃跑，半路上翻了车，恰巧红军又从这里路过，就把女人也丢下逃走了。
红军战士从这辆车旁过去，银元被踢得满路乱滚，但是没有一个人弯下腰拿一块。我站在路旁看着，所有的战士都对她们投以鄙夷的目光，同时也听到有的战士愤愤地说：“有一天农民要和你们算账，跑就跑得了吗？”
黎明，我们赶了90里到达白墩。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沿街有几座泥巴房，村口有一个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们设了哨兵，便准备在这里弄点饭吃。但是开水还没来得及烧，哨兵便报告追兵来了。
我登上土堆向东一看，戈壁滩上烟尘滚滚，敌人大约有两旅骑兵，遮天盖地地冲了上来。我立刻命令全军撤到村外。
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我军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骑展开猛烈射击。
敌人感到正面攻不动，便从两翼包抄过来，我军边打边退，敌人在两侧以猛烈的交叉火力步步紧逼。
我命令一小股兵力占领几个小山包警戒掩护，其余部队继续进。敌人以大约1500余名骑兵从右翼冲击上来。
这时唯一的出路是死拼，于是我披着大衣，跨上那匹黄马，握起“快慢机”，指挥同志们拼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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