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雪山进入了平原,虽然早已疲弱不堪,但是总觉得脚底下轻快了许多。
哪知道刚走出山口不远,便在这世界有名的“风库”里,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大风。干燥的风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粒和石子,遮住了当空的太阳,大地顿时昏暗起来,人影距离两三公尺就会消失。
战士们捂着脸,跟着脚印前进,失掉了联络就拍掌或呼喊。
就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
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安西只驻着敌军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
部队向安西进发,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遇到了一位刚从城里出来的老乡,我们问他城里的情况,老乡说:“城里原来住着一个排,今天开来了两个旅。”
我一听,情况是这样,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就带了老乡去见李特,没想到这位在祁连山中老想逃跑的李特,这时却在老乡面前耍开了威风。
他听到老乡一说,就破口大骂,并口口声声地说人家是“奸细”,老乡连气带怕,就改嘴说:“城里还是一个排,一个兵也没增加。”于是攻打安西城的计划没有改变。
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安西是土城,东门外有一带民房,第一梯队在那里刚一打响,就招来了敌人猛烈的炮火。
机关枪像暴风似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炸起一根根的土柱,间或也有 几颗山炮弹,呼啸着掠过东关的房顶,飞到很远的地方爆炸。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
我和先念同志交换了下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我军且战且走,进了王家围子,敌人就包围了上来。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充足,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战士们依靠大刀、手榴弹和围墙坚守了一天。天黑以后,我军才突出重围。
这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边有一轮新月,照得田野里灰蒙蒙的。
我和战士们一起,沿着通往新疆的大道,向西疾进。走着走着,后面的枪声听不到了,但前面却传来了女人哭泣的声音。
走到近前一看,在一个岔道口上,停着一辆翻倒了的大车,辕马躺在地下,拉长套的两匹马在路旁啃着枯草,车上拉的箱柜翻了一地,有两只箱子摔碎了,满地撒的是白花花的银元,有两个穿戴挺讲究的女人,坐在车旁边蒙着脸哭泣。
这不知是哪一位地主老爷,听说红军来了,连夜拉着自己的金银财宝逃跑,半路上翻了车,恰巧红军又从这里路过,就把女人也丢下逃走了。
红军战士从这辆车旁过去,银元被踢得满路乱滚,但是没有一个人弯下腰拿一块。我站在路旁看着,所有的战士都对她们投以鄙夷的目光,同时也听到有的战士愤愤地说:“有一天农民要和你们算账,跑就跑得了吗?”
黎明,我们赶了90里到达白墩。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沿街有几座泥巴房,村口有一个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们设了哨兵,便准备在这里弄点饭吃。但是开水还没来得及烧,哨兵便报告追兵来了。
我登上土堆向东一看,戈壁滩上烟尘滚滚,敌人大约有两旅骑兵,遮天盖地地冲了上来。我立刻命令全军撤到村外。
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我军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骑展开猛烈射击。
敌人感到正面攻不动,便从两翼包抄过来,我军边打边退,敌人在两侧以猛烈的交叉火力步步紧逼。
我命令一小股兵力占领几个小山包警戒掩护,其余部队继续进。敌人以大约1500余名骑兵从右翼冲击上来。
这时唯一的出路是死拼,于是我披着大衣,跨上那匹黄马,握起“快慢机”,指挥同志们拼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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