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葬具，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陶缸高47cm，口径32.7cm，采用夹砂红陶为材，泥条盘筑法制作。深腹直壁，平底中间有一圆孔。口沿下方饰突钮。腹部用黑白彩绘有“鹳鱼石斧图”，
鹳鱼石斧图高37cm、宽44cm。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内容分为两组：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
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
鹳鱼石斧图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的发现者是河南省汝州市阎村一位对文物工作有一定经验的文化干事，名叫李建安。1978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从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那里得知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的消息，于是他便准备好工具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六十多米处一竹园附近进行挖掘。经挖掘，李建安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十三个，其中只有一个陶缸上有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十三公分的缺口（此缺口至今没有找到）。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自此这些陶器跟着李建安辗转多地，期间他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二年多后，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此后这些陶器就被安置在了原临汝县文化馆，当时的文化馆馆长还亲自赠送其五双线手套以资鼓励。然而这些陶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80年时任郑州市文联主席的张绍文到文化馆访友时才发现它的价值，并当场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后来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并撰写了一篇题目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论文。同年10月28日，由河南博物院专家汤文兴、临汝县文化馆馆长张久益等组成专项调查组，对阎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彩陶缸上描绘的《鹳鱼石斧图》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
前后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也被紧急上调至河南博物院，旋即又被征调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专家根据彩陶缸的器物类型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定结果，可以确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六千年的历史。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即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持续时长两千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
专家推测，这件彩陶缸是新石器时期的一种葬具，称为“瓮棺”，用来存放死者的尸骨。因在河南伊川附近这类陶器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
经研究发现，白鹳可能是死者氏族的图腾，大鱼可能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则是权力的标志，表明瓮棺内存放的是氏族首领的尸骨。这位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大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记录在图画当中，刻画在首领的瓮棺上，通过图腾与石斧的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不过对于鹳鱼石斧图上表现的鹳、鱼、斧形象的释读，多年来也颇有争论。有人认为鸟形是鹭不是鹳，也有人认为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有人认为全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证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这件仰韶文化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是2002年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中的首位，也是195件组顶级国宝中的第一号。
二、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但由于窑不够密封所以在橙红的底色上只呈现出黑、红颜色。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人面鱼纹陶盆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是一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盆高16.5cm，口径39.5cm。
折沿，收腹，圆底，采用泥质红陶制作，通体施赭红色陶衣，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纹和鱼纹。
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
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在原始社会，孩子是部落繁衍、壮大的希望，然而，在疾病和自然灾害面前，原始人往往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佑。当部落中有儿童夭折时，人们便把夭折的孩子放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并且在陶盆上绘制招魂纹饰，埋在部落附近。这件人面鱼纹陶盆，就是瓮棺的盖子。陶盆上的人面鱼纹，作为这种原始仪式中的神秘纹饰，更加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祖先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关于此彩陶盆构图的解释众说纷纭，学术界对于人面鱼纹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近三十种观点说法，主要有图腾说、神话说、祖先形象说、原始信仰说、面具说、摸鱼图像、权力象征说、太阳崇拜说、原始历法说等等，还有的认为是水草鱼虫或婴儿出生图，甚至还有外星人形象之说。而大多数的考古学家认为，人面鱼纹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有“寓人于鱼”的之意。“寓人于鱼”人和鱼组合在一起，代表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感情，人和鱼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共同生存的能力。《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人鱼互变的神话，最早记载了人和鱼的故事：“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郁水南……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其中的鲛人外表是人头鱼身，长着四只脚的鱼，后来传到了日本，成为人鱼最原始的形象。
这件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是我国新石器时期彩陶工艺的典范，是仰韶文化彩陶工艺的代表作，是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标志。于1995年5月25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1月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三、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陶鹰鼎
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陶鹰鼎高35.8cm，口径23.3cm，最大腹径32cm，采用伫足站立式造型。
此鼎由泥质黑陶制成，造型生动逼真。正面看去恰似一只活灵活现的猫头鹰，鹰体健硕，双腿粗壮，
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
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
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陶鹰鼎是1957年渭南市华州区太平庄村民殷思义在犁地时不经意间刨出来的，后将其带回家中。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州区发现了著名的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殷思义听说此事便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述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给考古队。经鉴定这是一件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它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唯一的一件鸟类造型的陶器，开创了商周时期鸟兽形青铜器造型的先河，是极其罕见的文物珍品。
随后考古队员们在殷思义发现陶鹰鼎的地方，还发掘出了一座成年女性墓葬，而这个墓葬的时代正是新石器时代。与此同时，在这座墓葬中，专家们也发掘出了许多以骨头制成的匕首，以及一些由石头制成的斧头和其他生活器皿。国博的专家推测，此鼎的主人应是一位高级贵族或部落首领，将陶鹰鼎作为其随葬品，表达其高贵的身份和地位。在结合了一些历史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之后，专家们也认为这些出土的文物很有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祭祀活动有关。而陶鹰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观念。
1959年，陶鹰鼎应征入藏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虽然现在鼎被正式命名为陶鹰鼎，但在它被发现之初，北大考古队将其命名为“陶鸮鼎”。
鸮：为鸱鸮科各种类的通称.古时又叫“鸱”、“鸱鸺”、“逐魂鸟”、“猫王鸟”等。因其头部似猫，故俗称“猫头鹰”。鸮大多习惯在黄昏或夜间活动，民间又称其为“夜猫子”。鸮的喙和爪都弯曲呈钩状，锐利，嘴基具蜡膜。两眼生在前方，四周羽毛成放射状，形成所谓“面盘”。周边羽毛大多为褐色，散缀细斑，稠密而松软，飞行时无声。
1993年5月12日，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挑选了一件文物——陶鹰鼎赴瑞士展出。在与北京奥组委、国家文物局签署九件出借文物的协议时,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这些文物都是无价之宝，保险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应保险的是必须绝对安全。'这是陶鹰鼎最后一次出国展出，2002年,它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四、商代青铜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它是商代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而作的祭器，距今三千多年。
司母戊鼎高133cm，口长110cm，口宽78cm，重832.84kg。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鼎的整体结构由鼎耳、鼎身和鼎足三部分组成。
器厚立耳，折沿，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
鼎身呈长方形，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素面，其余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
饕餮（tāo tiè），别名老饕、狍鸮（páo xiāo），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四大凶兽之一。据《山海经·北次二经》记载：饕餮其形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是贪欲的象征，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
“饕餮纹”的纹饰最早出现在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常见于青铜器上。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
下承四柱足，足上铸的蝉纹。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扉棱是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装饰，一般为凸出的条状，将器物上连续的图案分割开来，后纯用于器物的装饰。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据学者们研究，铸造这样一个大鼎，人员配备需要二三百人左右，金属原料要备一千公斤，铸造工艺采用的是范铸法。所谓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种镜背图案、铭文，阴干后在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器成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的后母戊鼎是经过修复的。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关于另一只耳说法不一，有说出土时只有一只耳，有说是出土后人为据掉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三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在野地中寻宝时挖出后母戊鼎，鼎出土后被当时的古董商萧寅卿看中，欲以二十万大洋买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其便要求村民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锯一耳，惟有作罢。后母戊鼎被村民秘密运回村里，藏在了吴希增堂弟吴培文家中的院内，以柴草掩盖伪装。后有人向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队长黑田荣告密，日军闻讯而至却无功而返。日军走后，村民们觉得日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吴培文就到郑州买了一尊假鼎，将假鼎藏在了自家的炕洞内。不出所料，几天之后日军再次来到武官村搜查宝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尊假鼎，并将其抢走。为了防止真鼎被日军抢走，村民们商议之后决定将真鼎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夏，安阳政府某陈姓参议闻知司母戊鼎藏在吴家的消息，找到吴培文，劝他和村民把文物交给安阳政府。同年后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先存于县政府处。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六十寿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军团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并精心复制了一只鼎耳补齐。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准备把司母戊鼎运往台湾，因为大鼎太重，慌乱中被遗弃在南京飞机场。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司母戊鼎，将其移送至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司母戊鼎被调运至北京，此后一直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史专家郭沫若在观赏完青铜鼎之后，根据鼎内的“司母戊”三字铭文，给青铜鼎起名为“司母戊鼎”。
铭文拓本
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商代武丁的王后——妇好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一件“后母辛鼎”无论是在形制、铭文、还是鼎身上的纹饰方面，都与司母戊鼎极其相似，且司母戊鼎与后来出土的后母辛鼎是同一时期的鼎，因此，有专家推翻了以前郭沫若给司母戊鼎起的名字，认为“司母戊鼎”应该改名为“后母戊鼎”。
对于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这件事，学者们分成了两派。将其称之为司母戊鼎的一派专家认为：“司”字在当时与祭祀的“祀”字同音同义，“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那么，“司母戊”这三个字合起来就可以理解为：祭祀母亲戊的铜鼎。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司”这个字在当时与“后”字写法相同，在商代的时候，字体的写法都较为自由，偏旁部首还没有形成格式，可以随意放置，因此“司”可正写，亦能反写，向左则念“司”，向右则念“后”；另外，结合妇好墓出土的后母新鼎，“后”这个字与“皇”字连起来，则有“皇后”之意，是一种尊贵的荣誉，因此这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
2011年3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新闻30分》节目中正式发布公告：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从此国家博物馆陈设展览中的司母戊鼎的铭牌被改为后母戊鼎。
这尊大方鼎，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反映出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商代工匠聪明和智慧的结晶，是商周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六十四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五、商代青铜四羊方尊
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距今三千多年。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方尊高58.3cm，重34.5kg。器身为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cm，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cm的高度。长颈，高圈足。
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
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
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饰夔纹。
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
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
四羊方尊是1938年4月，在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山铺村附近的月山上，被正在种红薯的村民姜景舒兄弟俩挖出来的。方尊出土时由于不小心被敲掉一块。后以四百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黄材镇的一名古董商张万利当年黄材镇的古董商张万利购买了四羊方尊后，很快就转手给长沙县的另一个古童商赵佑湘。但在当地恶霸的盘剥下，他们到手只有两百块大洋了。而锄掉下来的那一块也被留下来当做纪念。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商四羊青铜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三个月之久。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商四羊青铜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商四羊青铜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商四羊青铜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商四羊青铜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商四羊青铜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炸成了二十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商四羊青铜方尊修复了。但美中不足的是，方尊的一个羊头的角尖部分始终还缺一块。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商四羊青铜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商四羊青铜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
作为四羊方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碎羊角直到1963年才为外人所知。这年的一天，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周佑其造访姜景舒，希望他将羊角碎片上交给国家。在多次做思想工作之后，1974年4月17日，姜景舒终于同意将羊角碎片交由周佑其带走，周佑其则在印有湖南省博物馆字样的材料纸上写下收条。这块“手掌大，花纹与四羊方尊完全一样”的羊角碎片，被湖南省博物馆以一支钢笔、1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走。
这尊商代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动静相宜，独具匠心，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体型最大、份量最重的商代青铜方尊，是商代青铜器铸造的巅峰之作，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作为我国古代文物的精华和杰作被编入教育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是2013年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六、西周青铜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
簋（guǐ）是一种古代食器，主要在饮宴时用来盛装煮熟的稻、黍、高粱等食物，相当于现代的饭碗，在商、周时期举行祭祀或宴会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供奉在神坛上和鼎配套使用，盛装食物等用于祭祀祖先和上帝；按周朝礼制中的列鼎制度规定，不同等级的人在饮食祭祀时所使用鼎和簋的数量是不同的，天子最多为九鼎八簋，诸侯次之为七鼎六簋，卿大夫又次之为五鼎四簋，高级士再次之为三鼎二簋，而低级士则只能有一鼎一簋或只有一鼎。
西周利簋通高28cm、口径22cm，重7.95kg，整体为侈口圆形，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为一个方形连铸底座。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
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器腹内底部铸铭文四行三十二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的武王征商事件。
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此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在甲子日，一日之间就攻克了商都。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有司（官名）利金铜等物，（利）用其来制作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利簋自出土以来许多专家等都作过考释，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有将“岁鼎”与卜辞“岁卜”相联系，认为“岁鼎”是“指贞问一岁之大事而言”；有认为应解释作“岁祭时进行贞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岁鼎”与卜辞“岁卜”毫无关联，“岁”指的是岁星，即木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岁鼎”解释为“越鼎”，意思为“夺得了鼎”的人。
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四十余种结论，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一百一十二年，这给商周断代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此外由于利簋的发现，中国的信史时间已经推达到了公元前1046年，并且精确到了日。凭借着碳14测年法和利簋金文的解读，中国的“信史时间”乃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造型，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西周利簋是有关武王征商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为考证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和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在夏商周断代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价值与意义非凡。西周青铜利簋，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被列入国家档案馆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我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七、西周青铜大盂鼎
大盂鼎亦称“又称廿（niàn）三祀（sì）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重器，距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出土于清朝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陕西岐山一农民在地里干农活时刨出一个宝贝——大盂鼎，鼎出土后便被当地首富宋金鉴买下。不久宋金鉴得宝的消息就传到县令周庚盛耳中，经过多方施压，宋金鉴抵抗不过，只好把大鼎转给了周庚盛。一年后宋金鉴入京参加会试时在琉璃厂古玩市场竟发现了大盂鼎，于是他又花了三千两银子把大盂鼎买了回来。宋金鉴去世后，宋家败落，大盂鼎遂低价转让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保恒深知左宗棠喜爱文玩，所以就把大鼎送给了左宗棠。
咸丰九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朝廷上颇有盛名。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1890年，潘祖荫在北京去世，其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把大盂鼎及潘祖荫生前收集的其他贵重青铜器一起运回了苏州老家。光绪末年的两江总督端方也是一位金石大家，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家所拒。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杀，潘家的危难也暂时得到了缓解。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想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次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潘氏婉言拒绝。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此时，潘祖年已年迈，自知无力抵抗日军，经潘家众人商议，决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潘氏全家也前往上海避乱。他们走后日军对潘宅反复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若干小件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解放后。潘家后人将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同捐献给了国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一百二十五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高101.9cm，口径77.8cm，重153.5kg。
盂鼎立耳，折沿，垂腹，三蹄足。
口沿下以云雷纹为地，饰六组饕餮纹，“几”形角，身、爪与首分离，中有扉棱；
蹄足上部以云雷纹为地，饰卷角饕餮纹，有扉棱。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器内壁铸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册命贵族盂的史实。
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以及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大小官员无不沉湎于饮酒，致使政事败坏，人民失望，告诫盂应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辅佐王室，认真处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赏赐，并铸鼎以祭祀祖先南公。此铭文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是金文艺术的典范之作。
译文：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这篇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此铭文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周康王姬钊，姬姓，名钊，是周武王姬发之孙，周成王姬诵之子，西周第三位君主。周成王在位时，将姬钊立为太子。周康王即位后，遍告诸侯，向他们宣告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以申诫诸侯，写下《康诰》。在周公旦、召公奭和毕公高等贤臣的辅佐下，周成王至周康王时期，天下安定，四十多年没有使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
盂鼎因作器者为盂而得名。盂是周王朝重臣，出身南宫氏，为开国元勋南公（南宫适[括]）之孙。盂鼎是盂为南公所作器，因此曾被称作“南公鼎”。盂鼎又称大盂鼎是因为于它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盂所作的小盂鼎。小盂鼎经太平天国运动，已失传，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十分重要的拓本；其铭文字数（近四百字）多于盂鼎，但字体较小，故被称作“小盂鼎”，盂鼎相应被称作“大盂鼎”。
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规格，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可以追溯到夏禹。那时天下划为九州，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将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其用意是“使民知神奸”。百姓进入川泽山林采集生活物资时，因为已从九鼎上知道那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样，就能很好地予以规避。细究禹铸九鼎的含义，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百姓沟通的方式，国家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善意提醒哪里存在危险。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使其具有了证明权力正当性的功能。盂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鼎之一，也是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礼器之一。同时它也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
八、西周青铜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中期文物，距今已有两千八百多年。它是西周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为纪念其率军战胜玁狁(xiǎn yǔ，即北狄，秦汉时的匈奴)受到周王的褒奖而作的重器，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体积最大的西周青铜器，与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四大青铜器国宝。
据史料记载，“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伯、仲、叔、季”，“季”是兄弟排行中的第四位。“子白”就是这位虢国公子的名字。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虢季子白所在的虢国，是周文王弟的封国，是虢国氏族的一支。
虢季子白盘于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县虢镇出土，这里当年正是周文王之弟虢仲(一说虢叔)受封的西虢故地。当时虢季子白盘偶然被当地农民发掘出土后，因器物巨大，被用来盛水。后被时任陕西郿县县令的常州人徐燮钧所得，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进犯常州，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时得到此盘。清朝同治三年，李鸿章带领淮军镇压太平军，随军的直隶提督刘铭传在追杀太平军的过程中率部占领常州，陈坤书在与清军作战中受伤被俘，不屈而死，刘铭传率部队进驻护王府。由于护王手下的将士仍不屈服，经常利用夜晚伏在小街僻巷里进行反抗，所以淮军不得不在夜间加强城防巡视。一天，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刘铭传在护王府大厅秉烛读书，忽然听到院中有金属撞击的声音，以为有刺客潜入。刘铭传大惊，立刻传呼众亲兵赶到院中搜索。众人里里外外搜遍，没有发现任何踪影，再仔细听听，原来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的，循声搜去，才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叮当之声。马槽向为木料所制，为何有此清脆金属声音？刘铭传心生疑问，当即命令士兵用灯笼照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刘铭传就伸手去摸，只觉得清凉异常，仔细分辨才知是一金属物体。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一个大铜盘展现眼前，看到大盘上的纹饰和铭文，刘铭传一阵狂喜，知道这回捡到了大宝贝，马上让人将大盘秘密押送回自己的老家安徽的刘老圩村（现属安徽省肥西县）。刘铭传辞官回乡后，在家乡休养期间，拜人考证该盘的来历得知：此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为古代西虢国所在地，正与铭文中的事迹相符。刘铭传听后欣喜若狂，马上在刘老圩村盖了一座“盘亭”用来安置虢季子白盘，并作了一篇《盘亭小记》，记载建造盘亭的经历、大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还亲笔写下了“盘称国宝亭护家珍”八字对联。虢盘到刘府后，引得不少达官贵人争相欲往观赏。而刘铭传偏偏惜盘如命，不轻示人，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其中就包括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hé）。据记载，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愿意出重金购买宝盘，并仗势几次向刘铭传索要“虢季子白盘”，均未能如愿，翁氏仍不死心，又叫人前去说亲，愿意将女儿下嫁刘家，做刘铭传长媳，以通秦晋之好。刘铭传左思右想，认为根子还在虢盘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语谢绝了这门婚事，翁氏大为扫兴，从此和刘铭传交恶。最后还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一状，希望以权施加压力得到此宝。但刘铭传非但没有同意，且随后上诉李鸿章力陈此事。李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后，以刘铭传有战功，下旨御赐此宝，从此无人敢觊觑。
至光绪十一年台湾撤府建省，刘铭传赴首任台湾巡抚，虢盘则安驻合肥老宅盘亭，未随往台湾。刘铭传去世后，其后人为遵照他的遗嘱保护这件国宝饱受苦难，其间最具威胁的是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镇华。作为地方官的刘镇华在1933年至1936年主持安徽政务期间，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对虢盘更是觊觎已久，多次派人以种种理由到刘府搜劫，虽未果，但刘氏后人却饱受了皮肉之苦。抗战前，曾有一美国人托人找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购买虢盘，并答应成交后将其全家迁居美国。随后，法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找上门来愿以重金购买虢盘，均被刘家拒绝。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合肥宣告沦陷，日军入侵，刘家后人自知不敌。只得将虢盘重新入土后举家外迁，以避战乱。日寇多次搜掠也成泡影。抗战后，李品仙任安徽省省长，他是一个“古董迷”，曾利用职权在皖盗窃楚墓，搅得民声沸腾。对虢盘他更是垂涎欲滴。他一再派人前去盘索，在遭到拒绝后竟将刘家大厅中所挂字画搜刮一空。不久他又派一营部队进驻刘老圩，天天逼刘氏后人交出虢盘。刘家人无奈，只好再次举家出逃避难。在此期间，李品仙的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为讨好上司，亲自带人到刘家老宅，将几十间房屋的地板全部撬开并挖地三尺以寻虢盘。终亦未果，悻悻而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冬，政务院给皖北行署发电报，指示查明虢盘下落。皖北行署于是派人专程到刘老圩向刘肃曾全家传达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刘肃曾当即表示愿意献出。1950年1月19日埋于尘土的虢盘再次重见光明，此后长存于国博。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长137.2cm，宽86.5cm， 高39.5cm，重215.3kg。其外形独特，酷似一个大浴缸，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环上花纹呈绳索状。
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共八行一百一十一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虢季子白盘铭文拓本
译文：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西周初年，武王、成王时，曾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国，周文王弟弟被封在东虢、西虢，东虢在今河南荥阳，春秋初年为郑所灭息。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周末年迁至河南三门峡及山西平陆一带。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铭文中所记史实可以与《诗经》相印证，从中能够看出当时西虢君主作为周室卿士，辅弼王室，屏藩边防的强盛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铭文字体端庄，圆转周到，可看作先秦书法的代表作。
《虢季子白盘》在金文书迹中地位很高，书法学术界将其与《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并称为金文四大国宝，
九、明孝端皇后凤冠
孝端皇后凤冠为明朝时期文物，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出土于1957年10月20日北京明定陵地宫，此地宫陵葬着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一位是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钦点的孝端皇后。
而另一位，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孝靖皇后，孝靖皇后原为慈宁宫宫女，万历九年，明神宗去慈宁宫向李太后（明神宗生母）请安，一时兴起宠幸了她，后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她死后被草草埋葬，一直到朱常洛继位，将她追封为皇后，后由孙子明熹宗追封孝靖皇太后并迁葬至明定陵。
此凤冠主人为孝端皇后。孝端皇后王氏，名喜姐，父亲是永年伯王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京师 。万历五年正月，仁圣皇太后陈氏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下诏礼部为明神宗朱翊钧选后举行选秀。王喜姐入选。万历六年正月，年仅十三岁的王喜姐与朱翊钧正式举行大婚仪式，被册立为皇后。婚后第四年生下了皇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后或屡次流产，终未能再次生育。王喜姐成为皇后后，行事端谨，孝侍婆母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得其欢心；明光宗为太子的时候，好几次遇到危机，而皇后多次保护了他；郑贵妃专宠，皇后不计较。她在做皇后生涯中时时分出后宫的开支用来赈饥荒和给士兵发军饷，数次在明神宗面前说话让他宽恕直言的大臣褒奖忠臣，采用婉转的方式进言多得到明神宗的认同。万历二十四年，坤宁宫先行起火，后延伸至乾清宫，致使两宫俱毁。王喜姐遂与明神宗一同居住在启祥宫。每当明神宗参与游宴之时，王喜姐也必定跟从。同年，李敬妃（后追封为李皇贵妃）在生下皇七子后不久去世。于是明神宗把她所生的皇六子朱常润与皇七子朱常瀛交予王喜姐抚养，两子皆顺利长大，封为惠王和桂王。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当时与明神宗同食同休起居的王喜姐因常年辛劳服药无效后 ，在五十七岁时崩逝，谥号孝端皇后 。孝端皇后自立后起正位中宫四十二年，颇有慈孝的美名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后。明神宗在五天后病倒， 于同年七月去世 ，明光宗即位。
九龙九凤凤冠通高48.5cm、冠高27cm、径23.7cm，重2320克。
该冠是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
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
金凤凤首朝下，口衔珠滴。珠滴可以在走动的时候，象步摇那样随步摇晃。
翠凤下有三排以红蓝宝石为中心的珠宝钿，
其间点缀着翠兰花叶，冠檐底部有翠口圈，上嵌宝石珠花，
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
博鬓上嵌镂空金龙、珠花璎珞，似金龙奔腾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翱翔于珠宝花丛之中，金翠交辉，富丽堂皇。
此冠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百余粒，珍珠五千余颗，造型庄重，制作精美，采用的工艺有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
花丝即用金做原材料，拔成细丝后，用堆、垒、编、织等方法，将花丝成型，加以烧焊，编结成龙的形状。
点翠是将金、银片按花形制作成一个底托，再用金丝沿着图案花形的边缘焊个槽，在中间部位涂上胶水，再把从翠鸟身上拔取的羽毛镶嵌在座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图案上镶嵌珍珠、翡翠等珠宝玉石。翠鸟的羽毛光泽感好，色彩艳丽，再配上金边，显得富丽堂皇，且永不褪色。
这件凤冠的点翠难度相当大，不仅点翠的面积大（有翠凤、翠云、翠叶、翠花），而且形状复杂。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镶嵌即用金片裁成条状，作出与宝石形状相似的“托”，托两侧焊两爪抱住宝石，必要时用粘蜡粘住。穿系是将一颗颗珍珠全部穿孔后，按一定的排列顺序或图案将它们穿系起来。
这顶明代九龙九凤冠，是孝端皇后接受册命、拜谒宗庙、祭祀祖先、参加朝会所佩戴的礼帽，华丽贵重，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的一件皇后凤冠。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被列进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
10、太平天国玉玺印兑
据说天王洪秀全有三个“玉玺”，分别用金、玉、木三种材料刻制而成。传说金玺由重达一百多两的黄金铸成，上刻“太平天国万岁金玺”八个大字，四周调有各种精致图案纹饰。天京被攻破时，太平天国的将士带着金玺突围，想交给江西的干王洪仁，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突围，金玺落到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手。此后，金玺被保存在紫禁城军机处，但一年后，这枚金玺竟奇迹般失踪了，整个清廷为之震动。清朝政府派出恭亲王奕督办查案，最后在一家首饰铺查到线索：原来是军机处章京萨隆额盗出了金印，并委托首饰铺熔为金条十根，每根重约十一两；查到之时，有两根金条已经被萨隆额挥霍掉，其余八根被清朝廷追回。
关于木玺，据史料记载，天王洪秀全的木玺有三寸见方，四面龙纹，中间刻有“旨准”二字，印文通俗易认，端庄大方，是洪秀全日常批签奏章及批准印刷时的常用印，现存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的文献《天条书》等十余种书的首页上，都盖有这枚木玺的”旨准“印，但木玺在1864年天京陷落后却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75年，居住在南京瞻园路173号的居民在翻修旧屋时，于屋顶天窗的天花板旁，发现了一枚几乎被尘封的木玺，在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住户将木玺献出。经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鉴定，认定此木玺就是失落一百多年的天王木玺。罗尔纲先生考证，发现木玺的南京路瞻园173号，曾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署机构“删书衙”所在地，这方木玺很可能是在天京陷落时，“删书衙”的官员为避免落入清军手中，故将它藏到了屋顶，得以幸存至今。现藏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现在藏于国博的这方天王玉玺，关于它的真假，史学界一直对其争论不已。太平天国玉玺，高10.1cm，长20cm，宽20cm，青白玉质地。
玉玺的印纽背面刻云纹，侧面刻双凤朝阳纹。
印面的四周，在上面作双凤朝阳纹，在左右作龙纹，在下面作立水纹。印文是宋体正书，镌刻阳文，共四十四字，是现存世界上字数最多的帝王印玺。
至于这四十四字的玺文应该怎么读，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其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天贵福、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
这方太平天国玉玺，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被湘军掳去，由曾国藩送交清廷军机处，存于清宫内的方略馆，清朝灭亡后由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收藏。在清代后期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历时十四年，纵横十七省，攻克六百多座城市，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半壁江山，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推向了最高峰。这方太平天国玉玺，充满着浓厚的拜上帝教色彩，在我国的玉玺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革命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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