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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太保”罗炳辉将军(11)——转战北线

二十四转战北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愿望,采取对日不抵抗、对内反共的反动政策。一九三三年一月,当日军继续进攻山海关,并向热河进犯时,蒋介石却在江西调集大批军队,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一九三二年底就布置就绪,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陆续调集了三十多个师五十万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其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挥,担任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地“清”, 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也为“清剿”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也和左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丰、南城、崇仁、乐安、永丰等地担任守备任务。

由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分为三个纵队:以第十一、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师编为第一纵队,由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以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编为第二纵队,由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在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以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师编为第三纵队,由第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在金溪、浒湾地区集中。

另以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在黎川、建宁地区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并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指挥,仍采用毛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此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陈诚率领的“进剿”军十个师由西北向东南,分三路纵队,齐头并进出动,急于找红军主力决战。

敌人由于沿途遭到红军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的阻击和袭扰,搞不清红军主力在哪里,而红军主力却隐蔽在有利地区待机。二月二十七日,当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分路出动,进至宜黄南面黄陂一线山区时,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配合红五军团担任右翼,由东向西迎敌,会同左翼的红一、红三军团及红二十一军,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对两师行进之敌实施两翼包抄,迅速将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切成数段,分别包围,经两日激战,将敌两个师基本歼灭,仅俘虏的就有一万多人,两个急于夺取战功的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均被活捉。

黄陂战斗以后,陈诚不甘心失败,重新调整部署,以六个师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于三月中旬,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进攻,企图引诱红军主力与其决战。到三月二十日,打先锋的吴奇伟第二纵队,已进到甘竹一线,迫近广昌;而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包括新编入的第九师进至东陂附近,原有的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从黄陂逃走的第五十九师残部随后跟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西北转向东南的长蛇阵,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百余里。

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上述情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不打头,不打尾,而将主力转移到它的侧面,打它的腰部,专打位于草台冈一线的敌第十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队伍,师长萧乾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但缺乏战术头脑,轻视红军的战斗力。

草台冈附近的地形对敌不利,罗卓英曾要十一师撤回距草台冈二十里的五里牌,而萧乾却以夜间撤退会增加疲劳为由未回撤。

在这前一天,为造成敌人的错觉,方面军总部派红十一军,在吴奇伟纵队的前面,迎头向敌人佯攻,使它以为红军主力就在那个方向,吸引敌人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造成打敌十一师的有利形势。

三月二十一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为左翼,红三、红五军团为右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突然向敌十一师发动攻击。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在红一军团的统一指挥下,配合兄弟部队,奋勇冲杀,从黎明激战到黄昏,敌十一师除一个团逃走外,余均被歼灭,该师师长萧乾和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均被我击伤,三十一旅旅长黄维的脚被树杈扎伤,坐着担架逃跑了。前来增援的敌第九师被杀伤一部,后闻十一师被歼,趁夜逃走。草台冈战斗后,敌十一师在宜黄收容残兵败将,这个原来逾万的主力师,此时连同运输兵、炊事兵在内,剩下不到三千人。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宝贵经验,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于第四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十分伤心,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同年六月初,遵照中革军委的决定,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当时,红一军团驻在藤田一带,对这次整编称之为“藤田编队”。这次编队,撤销军的番号,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红一军团将当年年初整编时撤销红三、红四军番号后编成的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师,加上罗炳辉率领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师,每师三个

团。将红二十二军与第七、第九师合并缩编为第一师,由罗炳辉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第十、第十一师合并为第二师,由原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任师长,胡阿林任政委。罗炳辉就任第一师师长后,迅速进行编组调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部队刚整编完毕,即遵照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北进至宜黄打击刚接防的敌独立第三十二旅,罗炳辉率红一师冒雨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快速行军,赶到宜黄附近的指定位置。六月八日,红一师和红二师密切配合,乘宜黄之敌换防混乱之机,迅速攻占了宜黄城外围大部分堡垒,后因护城河的隔阻,攻城困难,乃于十日奉命撤回。

同年“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为表彰罗炳辉领导所部进行作战和建设中所建立的功勋,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同年八月底,罗炳辉的红一师侦察获悉敌第八十师李思诉部,进至吉水县城以东的乌江修筑碉堡,企图加强赣江的封锁线,红一军团的首长接到报告后,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部队隐蔽的特点,集中红一、红二师的部队,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

罗炳辉奉命率红一师于八月三十一日三时出发,绕道至乌江西北,切断了乌江至吉水的交

通,当红二师从东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的战斗打响后,即由西向东攻击。那一天部队在展开时,适逢大雨,雷电交加,各部队利用这个有利天气,出敌不意袭击敌人,勇猛冲杀,激战到晚上七点,全歼敌第八十师师部及三个团近四千人,缴获了许多弹药和军需品,敌旅长何文鼎被俘,敌师长李思诉趁夜逃走。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中革军委电令:由原定编入红一军团而实际未编入的红三师,以及独立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四团等部,组建工农红军第九军团,任命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李湘龄(即李涛,不久改任政治保卫局长,由黄火青接任)任政治部主任,赵镕任供给部长。此时,红三师为红九军团的主力。这个师是以原首都师(又称瑞金师)为主,加上红军大学直属步校、福建独立师、江西独立师等单位组建起来的,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

十一月七日,在福建省将乐县一个山沟的平坝上,红九军团举行了成立大会。九千名指战员肃立在军旗下,三十多名号兵奏起军乐,先由罗炳辉军团长宣读中革军委关于成立红九军团的命令和军团领导人的任命名单。接着由蔡树藩政委讲话。他说:“红九军团是在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下成立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在兴国的水头潭召开庆祝反第三次大'围剿’胜利大会时,毛总政委对朱总司令说:'我们根据地有第一、三军团,还要再成立几个军团,壮大工农武装,来一个五指成拳。朱总司令握起拳头,笑着说:'五指成拳,五个军团,这是工农武装的铁拳呀!'毛总政委高兴地指着当时的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同志说:由老罗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怎么样?'朱总司令点点头,说:'我完全同意。老罗带个军团没有问题。他对十六字诀学得不错,运动战打得挺漂亮!'今天我们红九军团果然诞生了。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五个军团(按:在此以前,除红一、红三军团外,又成立了红五、红七军团),拥有七八万人了。

我们要继续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方针,坚决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罗炳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勉励全军团干部战士,不论是老同志,还是新同志,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都要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英勇作战,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红九军团成立以后,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早于当年八月以前就准备就绪,由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了五十万大军。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其“围剿”部署是:北路军辖三十三个师另三个旅,顾祝同任总司令,担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攻。

其中第三路军共十八个师另一个旅,是“围剿”军的主力,由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在敌第一、第二路军的策应下,依托堡垒,积极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辖十一个师另一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由蔡廷锴指挥在福建的六个师另两个旅,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由何键指挥在湘赣边、湘鄂赣边的九个师另三个旅,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由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指挥五个师另四个保安团,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发展。九月下旬,以北路军三个师由南城出动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已发展到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广大军民斗志旺盛,加之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如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打破敌人的“围剿”是有可能的。但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错误地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命令红军主力进攻敌人有重兵把守的据点,致接连遭到失败。

十一月中旬,罗炳辉奉命率红九军团,配合红一军团,在宜黄东南的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战斗打得艰苦,部队伤亡很大,被迫撤回。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炳辉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此时,“左”倾领导者指挥红军冒险进攻接连失利后,便改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碉堡对碉堡。部队奉命天天修工事,筑碉堡,而且筑得高而大,有同敌人竞相比高的趋势。

罗炳辉觉得这样不行,因红军没有飞机和远射程大炮,高的碉堡虽可以观察得远些,但却成了敌人轰炸、炮击的明显目标。为此,他向上级建议改筑矮碉堡,经同意后,就在广昌

以北的甘竹前线筑起矮碉堡。这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减少部队伤亡、减轻部队疲劳,都是有好处的。

同年四月,敌人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提出“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口号,下令调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同敌人决战。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按照上级的命令,从四月十日起,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不顾敌人的狂轰滥炸,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

四月二十六日,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敌人将于次日向广昌发动总攻的消息,便命令红九军团第十四师担任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第三师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抚河以东牵制敌人,红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三师在抚河以西打击敌人。

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指战员同进攻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多次进行反冲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部队本身也遭到重大伤亡,被迫于二十七日晚撤出广昌。

在阵地防御过程中,红九军团在甘竹东北鸡公山的战斗是最出色的一次。一天,罗炳辉带着参谋在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命令通信员把附近的红三师九团九连指导员刘昂叫来。罗炳辉用手指着敌人的位置对刘昂说:

“你们九连顺着那条小河隐蔽接近敌人,插到敌人背后,截断它,吃掉一部分。”

接着,罗炳辉进一步交代了注意事项:

第一、不能与敌人正面相碰,避免打遭遇战;

第二、发现敌人乱打枪不要还击,按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

第三、放过前卫,卡断后路,包围敌人,隐蔽接近到距敌一百多米时再打。

九连按照罗炳辉的命令,迅速插到敌人背后,包围了敌十三军的侦察队,一阵猛打,将五十多个敌人全部消灭,缴获了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十多支、半自动步枪两支、步枪三十多支。当战士们押着俘房、扛着战利品返回时,罗炳辉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打得好,就是要这样打。”战士们都称赞“罗军团长指挥有方”。

红九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头几个月中,无日不在战斗,伤亡太大,又来不及补充,只好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将红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四团的番号撤销,将兵员补充到红三师。这时,名义上讲是个军团,实际上只是一个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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