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
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
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四十余人。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
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
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上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
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
叶群、陈伯达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
他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
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
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要调换总政治部主任，由徐向前兼任。
会上没有人表态。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
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一位领导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
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2月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
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
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
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
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可见他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
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
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总理电话通知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七、制定军委八条命令、七项规定，抵制和制止反军乱军活动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的高级领导同志。
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会议的情况。
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
毛泽东边听边作解释。
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
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
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
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
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
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命令及时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
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
“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有些人竟然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
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叶剑英在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
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抗争达到高潮
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还有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上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陈毅接着发言。
他指出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
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
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
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
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做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
会上，他自己先做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做了检讨。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
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
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大会所取代。
九、逆流而上，勇敢搏击，召开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
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1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
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
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
2月23日这一天，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
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
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
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
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
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
他考虑，当前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
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
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
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运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
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
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议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
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顶住“十二级台风”，鼎力支撑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
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
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她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
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
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解脱)。
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
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
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
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
叶剑英亲切接待他。
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
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徐帅的住处，要他先理个发，作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后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朱德和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会，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庆幸不已。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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