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东方早报》
给妻子的信不忘谈“革命”
抗战时期，父亲太忙，连看表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险些误事。父亲索性把手表交给当时的警卫员，由他来掌握时间。结果没多久，那人就“跑路”了。父亲在检讨中这样写：客观上“资助”了这个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的逃跑。
——董良翚
董必武1920年在武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人之一。
《董必武家书》中所收的第一封信，是董必武写给妻子何莲芝的，是诗歌《贺连芝四十二岁生日》：
日历稍迟纪诞辰，我先君后不须论。
层层世网都冲破，壤壤人寰已革新。
莫用心情悬两地，好同花鸟乐三春。
阳光普照身应健，保卫和平合大群。
同在“致妻子信”这一部分还有一首《为连芝同志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毕，题七言绝句一首》：
百条语录见精神，
革命箴言字字新。
反复诵歌基础奠，
用之不尽葆终身。
这两首诗语言都比较浅白，没有在意象、韵律与技法上斟酌太多。这诗歌不是发在刊物上，也不是在公共场合说的客套话，而是很私密地写给妻子。第一封写作于1952年，第二封则写于1967年，从中可以窥看到当时大的社会背景、语言习惯，以及董必武其人之性格与信仰。
诗之外，董必武写给妻子的文是比较熨帖的。“河南南部正在下雨，经过湖北湖南也是雨天。广东的晚稻成熟，已开镰收割”，“你咳嗽好些了没有？小胖温度减低了吧！良羽想必回京了，良翮今天谅已经出发。良翚要她今后多到家里看看你。”
从不对儿女讲自己的历史
当我回忆起父亲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出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就好像他还没走远。但有一天，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看到一条消息说我父亲是近代史当中的人物，我感到很吃惊，他已经走了那么远了吗？
——董良翚
董必武有三个孩子：董良羽、董良翚、董良翮。《董必武家书》中给他们的信件大多数是指导他们为人与学业。如《致董良羽》：“在招待所住着，时间切记不要浪费掉，要自己找点什么东西自修，找点自己最缺乏的东西自修”，“我同意你愿意报名下放，也同意你自愿下放到的地方。”又如《致良翚、良翮》中：“妈妈要良翚用钱记账，不简单是怕你多花了钱，而是要你胸中有数，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样做，养成习惯，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
董老先生写给女儿董良翚的一封信如下：“没有学完，你为着补考期课事，一句话也不交代就走了，到北京写信也不提这桩事，这是什么态度呢？对父母可以这样吗？对朋友可以这样吗？”董良翚说：“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朋友，对朋友要以诚相待；我没有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他总是为此生气；他还承诺以后改正自己的脾气。”她认为，父亲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坚守教育着自己。
董良翚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父亲身边的人，这种感觉是一样的。跟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学习、玩儿，入队、入团、入党，好像是跟父亲在同一时空的两条轨道上前进，对于父亲的认识和了解确实是在后来。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参加一些座谈会，或者是看一些资料，才后知后觉：我爸爸原来干的是这个。这是经常在心底里出现的惊叹。他从来不说他的历史，他从来不说他的过去。我觉得《董必武家书》与当时的情景、人物都密切结合着。”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步行上下班”
他是清代秀才，写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的毛笔的笔头脱落以后，并没有去买新的，而是自己在园子里找松树留下的松胶，把笔头粘回去，继续用；衣服破了也会补补接着用。他说“衣服虽然有补丁，但是只要干净整洁，这样别人在社会上同样会尊重你的。”
——董绍壬
董绍壬说：“在家书收集过程中，我也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变迁、亲人的老去等等诸多原因，家书完整收集的困难越来越大。例如在这次收集的过程中，我发现1990年三联书店和中央文献曾经出版过《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其中收录过董老的16封家书。在这次寻找原件的过程中，这16封信里有8封已经找不到原信了。还有一些书信的保存状况堪忧。在这次寻找的过程中，我跟红安县城的同辈兄弟到村里的老屋找到几封信，这些信就存放在泥屋里，厅堂的旧木柜里竟然翻出了五六封家书，还有很多兄弟小时候的毕业证等。这几天武汉红安暴雨，如果没有及时抢救，可能又损失掉了。”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绝哉的儿子谢飞谈到《董必武家书》中的《绍新孙两岁生日，时在广州》，其中有两句是：
父母在晋县，农事忙田亩。
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
谢飞说：“这诗是写爷爷跟小孙子的天伦之乐。仔细看来就明白它又反映了历史。当时董老已经是国家代主席，可是他的孩子下乡插队，在河北晋县种田。家书写的是家庭小事，可是它反映了时代变化。从家书入手，从通俗的东西入手，使得今天的年轻人了解老一代的文化和传统。”
在《致董良埙》中的“目前战争很快可能结束，但还没有结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支援战争。革命的胜利只是把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东西扫除了。……这条道路上也许还是曲曲折折的，还有不少的荆棘”，“使你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这都是一些关于党政的、比较严肃的内容。
中共党史学会刘涓迅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华北人民政府进入到北平，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就在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街上。董老把家安在离这个地方非常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他自己步行上下班。那个时候新中国还没建立，而且是敌特匪很猖狂的时候，所以各个路口都有公安检查人员，董老穿得很朴素，像个老学究一样走来走去，认不出来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所以董老就写了一个通行证，内容是这样的：'本府董必武主席经常因公外出深夜往返，为行动方便，即特临时发给通行证书，悉沿途军警岗哨验明放行，勿得留难为。’这就跟以前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同。华北人民政府的主席得自己亮出这样一个通行证。”
提起董必武，大家首先想到的还是其革命家身份，事实上，即便是在家书中，他谈得很多的还是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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