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到上海，船停在杨树浦，正好赶上天下大雨，码头上很乱，没人检查，我们赶快雇了黄包车走了。当初离开苏联时讲好的接头地点，就是我和妹妹赴苏联之前住过的四马路大生旅馆，因此我和秦超就在大生旅馆住了下来。
过了3天左右，和一位大个子姓王的接上头。以后中央派地下交通贺步青和我们联系，让我们换穿长袍大褂，还送文件给我们看。不几天，苏联步校的同学又回来6个人，我们就帮助他们接上了关系。
在上海等候分配工作期间，我曾意外地遇见襄阳二师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学毛定芳和李实。毛定芳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知道我到了上海，可是我并不了解他的情况。
有一天，我在上海天蟾舞台附近街上走过，他和李实迎面走来，挡住我的去路，他撞了我一下，说：“不认识了？”我不好说不认识，只支吾了一下，随即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有机会去看望他。晚上，我照他讲的地址去找他，原来和我的住地相距不远，是一排中等旅馆。我去两次他都不在，屋里一个陌生人说他不在家。第三次去，毛定芳听见我的声音，就把我引进屋内，并给我介绍那个陌生人。他们因机关出了问题，临时搬到这个旅馆暂住，我这个不速之客两次来访，把他给吓坏了。
毛定芳向我讲了分别后的情况。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和方复生分配到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东江作战中受伤回到上海，方复生到苏联学习，他留在中央军委周恩来身边工作，是一个得力干部。我自从和毛定芳遇见以后，在上海那段期间差不多20天总要碰碰头，见一面。李实和左觉农的妹妹左企云结婚，还招待我们在“清一色”餐馆吃了一顿广东饭菜。以后，我和毛定芳在中央苏区重逢时，他仍在中央军委工作，是参谋长刘伯承手下一个管作战的处长。
长征中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总参谋部机关的一批干部如曹里怀、张际春、郭天民、毛定芳等都被调到四方面军办的红军大学当教员去了，我被调到党校当政治教员。后来过草地时碰见张际春，我问他毛定芳来了没有，他回答我：“毛定芳在四川炉霍害伤寒病死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毛定芳对党忠诚，工作踏实，善于团结同志，是我党难得的一个优秀党员。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立三路线从此开始。
我和秦超的组织关系已由中央军委转到江南省军委。
江南省委分管苏、浙、皖和上海一带，省委书记李维汉，军委书记石心，真名李硕勋。
第一次分配我和秦超到安徽宣城北边的广德县游击队工作，据说该游击队100多人。交代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宣城、夺取芜湖、切断长江。
地方来人和我们接头以后，就介绍一个中学生（同情分子)带我们到无锡，搭船经宜兴到梅渚，又走旱路到三甲镇，再往前走30里就到了郎溪。天下着大雨，他让我们住进一家姓王的客栈。不料这家人的儿子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在安庆工作，当晚公安局就来查店，以后又派人传我们去分开审问。
公安局长是个黄埔学生，和我谈话时，背着手走来走去，说地方上治安不好，限我们第二天离开郎溪。我和秦超只好回到三甲镇，临走时给客栈老板留个话，如果有人找我们可到三甲镇去找。我们在三甲镇住下，一个人装病不能走，等了三天也没人来找。天下着大雨，我们只好返回上海。
第二次分配我们到苏北红十四军，先是李硕勋和我们谈了军事斗争形势，随后通知我们到英、法租界交界处大中华旅馆开会，听候具体分配。这个旅馆在当时相当有名气，每天房租要5块大洋。参加会议的有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黄埔生)、参谋长李维森和宣传、组织部长刘瑞龙、张爱萍等五六个人。红十四军共三个团，第一团在南通海门，二团在如皋、泰兴，三团在启东。会上决定，秦超任第一团团长，我任一团政委兼参谋长。
谈话中间李维森突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黄民钦的？说我和他长得很相像，又都姓黄。李说，武汉时期他在魏益三部当政治部主任，驻扎应山县，黄民钦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外号叫“农民大王”。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听见关于我五弟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
会议上给一团交代的任务是：向西发展、占领金沙、夺取南通、切断长江，配合南京暴动。当时听了真觉得心中无底。
会后第二天，南通特委委员俞锡和（当地人）给我们交待了通讯联络地址。交通俞三（现据说名俞秀岩）、俞四（现据说名俞秀山)给我和秦超带路，坐小轮船到天生港，天快黑了，又走几十里路就到了游击区。这时已是1930年6月下旬。
游击区西到南通四甲镇，东到余东镇，北到三余镇，南到凤凰桥、麒麟镇。游击队极盛时期据说有600多人，我们去时，多则300来人，少则100多人。大队长蔡振德，是个中学教员，副大队长姓何，是个青年人，有一个中队长叫姜玉堂，还有一个小学教员叫袁胖子，其他人的姓名都记不得了。
游击区群众基础本来是很好的，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取消了党、团组织，搞革命委员会，既没有地方政权、群众组织，也没有明确的土地政策。军队中也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的生活，行动都听大队长的。我和秦超虽是军队负责人，但我们都是青年学生，只做过一年多的地下工作，在苏联学的一套又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加上我们对立三路线在南通的一套作法信心不足，自己办法又少，因此只能是组织上服从，一切行动听从当地负责人决定。
那时叫打金沙，可是国民党在那里驻了一个团，简直是开玩笑，当时游击区内外地主武装也很猖獗，到处星罗棋布，有十几支枪的，也有二三十支枪的，在我游击区内也有活动。但谁要敢说不打金沙，就是“右倾”。
我原曾和秦超商量后向特委刘瑞龙提出过建议不打金沙，先在它的周围打几个小仗，以鼓舞士气。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还是坚持打金沙。于是只好说打就打。有一天吃过午饭，队伍大张旗鼓，吼天吼地地出发了。但早有人给敌军通风报信，设下埋伏，到距金沙还有20里路左右，遭到敌人伏击。我们的部队只有盒子枪，连步枪都没有，只好掉头就跑，过了一座桥，把桥板撤掉，敌人才没有追过来。后来我和秦超跑到一个镇上，找到了一些盒子枪和步枪。
第二次部队出发也是大白天。吃过饭，说要打汤家苴，那个小村子有民团，敌人从屋子里开枪打我们，又撤退了。
第三次，损失十分严重。吃过午饭，有人说敌人要打过来，得赶快转移。有主张走右边一条路的，有主张走左边的，我和秦超不了解地形，只能听大队长指挥。走不上5里路，又中了敌军埋伏，部队跑散，只剩下秦超和我两人。我跑了半里路远，跳过一条小沟，遇见了游击队员。秦超则因受伤过重牺牲了。这样一个思想纯洁、胸襟开朗、朝气蓬勃、组织纪律性强、忠诚、勇敢的好党员，可惜在立三路线时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第四次是去一个叫土地堂的小地方，不了解地形，只凭勇敢，打进去缴获一些子弹。当我一双腿跪在地上，正喊口号叫大家前进时，敌人的子弹打过来，我受伤倒地。战士们赶忙把我扶起来抱到一边，又找了块门板把我抬到凤凰桥，交给地下党负责人一个中学的校长照顾。他在农村中找了一个懂西医的来看了，用开水洗洗，消消毒，涂了些药。
那地方离土地堂只10里地左右，不安全，就给带了点药又把我搬到一个地下交通张三麻子家里。那是一个孤立的村子，四面不靠人家，有一条沟，沟西边有一两户人家。张三麻子家只有一间屋，用篱笆隔开，他家三口人（一妻一子）住一间，我住一间。我每天自己洗擦、上药。这地方正在大堤附近，距离骑岸镇5里地，有一次敌人骚扰，连枪声都听得见。当地照顾伤员工作做得很好，一有情况，就有人来把我抬去放到船上，划进芦苇里，等到没情况了，又有人来把我抬回去。
小学教员袁胖子曾经去看过我。不久，又把我转移到姜家营姜老汉家里，他家三间草房，就他一个人。我吃过早饭就看表，盼望天快黑下来。每天随他一起吃饭，生活上没有特殊待遇。我年轻身体好，没过多久就能自己走动了。
一次有情况，我就随着老百姓一起跑到一个大水塘子，池中心芦苇丛生，我们藏在里面能听见敌人讲话声音。20多天后，我被转移到秦超牺牲的地方。
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回上海养伤，由地下交通俞四雇车送我，下午到天生港，再买票坐船回上海，住在红十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我到上海时，中央正在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我第二次见到省军委书记李硕勋，他告诉我，他这个江南省军委书记原是受李立三指挥的。
回顾我从6月下旬去红十四军工作，到9月下旬回上海养伤，这段时间正好是立三路线统治时期。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对党、对革命的损失和危害，我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南通海门人民群众由于我党的长期工作，对党的感情之深厚，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军民关系真正是亲如一家，部队到谁家就吃谁家，打仗时往往和衣渡水，浑身湿淋淋的，到谁家就换谁家的衣服，完全和自己人一样。
我负伤后，对我照顾备至，当时群众生活很苦，吃饭多半加点芋头，但有时还到水渠中捞点螺蛳（本地人叫玉肉）洗净给我作菜。
红十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像个公寓，人很杂，不便久住，我写信报告江南军委。三天后来了一个地下交通叫海荆州的，也是留苏学生，他通过办事处负责人转告我，信已收到，另找地方住，以后就搬到浙江路二马路口上的寿阳公旅馆。
旅馆老板是上海码头上一个搬运工小头目，房产是老板娘的，一共五六间房子，房租低，伙食好，两项一天一共5毛5分钱，主人和房客同吃。我化名李清山，恰好账房先生也姓李，可以拉拉关系。
二马路口有家卖葱油饼的，我常去买饼吃，还学会了做葱油饼。海荆州还介绍我去戈登路一个私人诊疗所换药，买点纱布、棉花，但只去过两次。我把受伤染血的裤子换下来，悄悄丢到旅馆的阁楼楼梯下面。
在这个旅馆住了约3个月左右，贺步青通知我赶快搬到别的地方。毛定芳来过一次以后，也告诉我，他不敢再去那个旅馆找我，由于条件好，许多人来住，有“红色旅馆”之说。
我还没来得及搬走，就出了事。一天我从街上回来，发现情况异常，老板娘神色不对头，我赶紧走出来，住进附近的其昌旅馆。真巧，我妹妹海明刚从苏联回来，也住在这家旅馆，兄妹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贺步青告诉我，不要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因此我就在那一带的中小旅馆中搬来搬去。
到11月初，接到组织上通知，分配我到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担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武装工人。那时我住在卡德路，出门就能看见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的操场。
地下工作中接关系很难，给我介绍了十个关系，我接上头的不过三四个人，一个是黄包车工人老蔡，只有一只眼，住在棚户区，一个是江南造船厂技术员老江；一个是法商电车厂工人；还有一个青红帮小头目。东亚制调厂的两个关系都没接上头，接上头的也只能讲几分钟话，问问情况。
组织上发给我一支盒子枪，叫我训练工人打枪，我没处存放，老蔡的老婆在天主堂牧师家里当娘姨，就托她拿到教堂里藏起来。过了几天，她不干了，叫我取回来。那天我正拿着装枪的鞋盒子在马路上往回走，不巧撞见巡捕拦着行人搜身，我故作镇静，张开两只胳臂让他搜身上，竟混过去了。
过了几天我把枪交还组织，实在没法使用。那段时间我成天在街道上到处跑，对上海街道熟透了。
不久，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江南军委书记改由万云程继任，他和我在苏联两度同学，俄文名维特雅肯，纺织工人出身，参加过上海三次暴动。1933年曾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福建省军区政委，后牺牲。参谋长唐尺英，黄埔学生，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了。
中央军委兵运书记原为傅钟，以后兵运工作交江南军委管，分配我担任江南军委兵运书记，主管外国兵运工作，有四五个越南同志，四男一女。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纪念日，那时立三路线虽已受到批判，但这个纪念日还是要搞游行。分配我指挥法南区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人在大马路、西藏路交界处一个跑马场集合，以不扣衣服第二个扣子作为暗号。指挥的人在弄堂口放鞭炮为号，大家一听炮响，就一拥而上，跑上马路喊口号。
游行路线是沿着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到山西路交界处，再向右转到五马路中西大药房门口解散。我们一部分人在马路上喊口号，一部分人在沿街楼房上撒传单，撒了就跑，谈不上组织指挥。巡捕也倾巢出动，到处和群众扭打。按事前规定，各区指挥人员还要到四马路民乐茶馆楼上碰头。我正沿着四马路走，发现特务盯上了我，我就转身走进大生旅馆。
我从旅馆往外瞧，他正在街口点火抽烟，我趁机溜出来，跑到街对面的茶馆楼上，再往下一看，他还在那里抽着烟等我从旅馆出来呢。我就从茶馆另一道门出来，跳上电车跑掉了。当时上海共有党员3000多人，据说除中央主要负责人以外，那一天差不多全上街了。据后来总结，那次也是立三路线冒险行动的继续。
到中央苏区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对苏区的工作日益重视。中央军委在上海办了一个苏区党政干部训练班，地址在泸西务本女子中学附近。组织上通知我去训练班学习，准备到中央苏区。学员有十二三人，都是秘密的，不认得的不准打听。训练班住的是一栋楼房，进去以后就不许再出门。
周恩来、聂荣臻主持训练班，曾去过两三次，给我们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讲了立三路线的经验教训，让大家讨论今后如何工作，等等。记得有一次讨论中间，周恩来提到营是否设政委的问题。我根据在苏联学习的体会，大胆提出营是个指挥单位，可以不设政委，只设个教导员，团才设政委。
训练班学习完毕后，分配我和一个叫黄志竞的一起经湘鄂赣苏区前往中央苏区，还给我挂了一个中央巡视员名义。在经过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时，向他们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
黄志竞到湘鄂赣苏区担任红十六军政委，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曾参加上海三次暴动，1927年去苏联，先后在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我待出发赴中央苏区之前，我妹妹海明曾在法租界卫生旅馆将妹夫陆更夫（黄浦生，曾任两广省委书记，1932年牺牲)的欧米茄牌怀表给我使用。我一直保存到“文革”以后，才还给他们的女儿、我的外甥女曼曼。
我们从上海出发三次，第三次才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是由一个武昌大学四川籍姓夏的学生带着我和黄志竞坐火车到湖北蒲圻县赵李桥站。他下车后一打听，情况有变化，反动地主和民团回来了很多人，我们和鄂南特委接不上关系。他急忙带我们两人顺着铁路往回走了几里，在山坡下一个修铁路的道班房里住下，叫我们等着，他出去找关系。
道班房的工人是个党员，河南人。我们等了两三天没消息，就转回上海。
1931年2月第二次出发，叫我们到汉口一码头背后，找一个摆香烟小摊儿的接头。我们刚上船，突然看见管地下交通的贺步青到了船上，看样子像在寻找我。我忙抬头，他一见我就叫我随他上岸，不走了。后来才知道汉口接头地点遭到破坏，地下党负责交通的吴德峰叫他赶快找我，不能去了。
第三次，是由一位蒲圻县青年农民把我和黄志竞带到蒲圻县城下车。下午，天下大雨，饭后我们打着雨伞出城，过一条小河，向左转，穿过一大片荒滩。交通指给我们看，小河对面的山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叫桃花镇，山坡上是鄂南特委所在地，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特委的同志带我们去和游击队见面，还让我向队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建立以幕阜山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的指示，并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做了形势报告。
第三天，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走，这次是由一位很精干的20多岁的农民同志带路。走了三四十里地，天渐渐黑下来，路过咸宁县境，那里是钱瑛的家乡，群众条件很好。我在苏联的一个同学钱静之，原是咸宁的农民，那时还没有回国。我们在村子里喝点茶，打听一下情况，就动身走了。整夜都是在田埂小道上走。天亮后，交通把我们带到村子中一个共产党员家里。那个同志在外地工作，他的弟弟新婚，和新娘到丈母娘家去了，只有老母亲在家。我们吃了饭，在新房里睡了一大觉。
到了傍晚，我们起来吃点饭就又摸黑往前走。门外都是平坡，种的茶子树，我们没穿惯草鞋，脚都磨破了。黄志竞跟不上，老叫我走慢点。再往前走就到了柏墩镇，那地方出桂花。镇子下面不到200米远有个小河渡口，据说平时水是齐腰深，那天下大雨，河水猛涨，过不去。柏墩的民团驻地离这里只有一二百米远，我们要从那下面插过去。交通向民团驻地附近一棵大树爬过去，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一条小船就顺水漂了过来。
我们上了船，黄志竞是江苏人，会撑船，他几杆子就把我们撑过河去了，我们上岸后让小船顺水冲跑。走了三四里路，天已发亮，回头一看，连柏墩民团寨门上站的人都能看见。
这里离鄂东特委的所在地已经不远，交通把我们带到区革命委员会（里面就是苏维埃政府），吃了一顿饭。我在那里遇见一位原在武汉总工会当交通的同志，他认识我大哥黄山农。饭后就爬山，山很高，都是石头路。我们从鄂南来时，怕穿布鞋走泥路滑，头回穿稻草打的草鞋，满脚都打了泡。往上一直爬到茶栅子，离柏墩寨子有5里地远了，才放下心来。从山坡上往下看，山脚下柏墩寨子门前人来人往，还看得一清二楚。又往上爬了3里路，山顶上是一个草坪。那天是五一劳动节，苏区群众正集合在山顶上游行，向白区示威，约有两三千人，每个人打着一面三角旗跑来跑去。虽说那还是执行立三路线的活动，但我们在白区工作的人从没见过这种声势，一见之下，心里非常兴奋，腿也不觉得疼了。
再往前走，到了通山县大畈镇，第二天就到了鄂东特委所在地的龙港。龙港属阳新县，原是一个码头，我去时河道已经淤塞，不能通航。特委书记吴铁汉，对外用的名字是胡梓，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打扮得像个农村教书先生，平时吃的也极其简单，主食是鄂东出产的糙米加上三分之一的红薯干丝，有些薯干已霉烂，菜一般是辣椒，有时炒个青菜。整个特委机关上下吃的全都一个样，对我们也没有特殊招待。他出门没有警卫，草房门口也没个放哨的，他在特区威信极高，因他蓄了两撇小黑胡子，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只要是“胡子”说的，没二话照办。
吴铁汉告诉我，特委原先是以大冶县刘仁坝为中心，地方很富足，后来敌军攻占刘仁坝，特委撤到龙港。刘仁坝和龙港之间有一座山。特委只有一团武装称为独立师，所属县都有游击大队。特区组织民兵师守山地，10个人中只有两三支枪，其余都是刀、矛，敌人却吓得不敢进攻了。独立师师长郭子明，陕西人，一只胳臂打断了，是大冶暴动出来的。吴铁汉还告诉我，山上盛产黄金，有一回吴德峰去了，把10斤金子装在布带里捆在身上，带回上海作地下工作经费。吴铁汉讲起这件事还连连称赞吴德峰“真吃得苦！”
在此期间，我曾到阳新县委所在地阳新镇传达中央指示，县委书记名叫方步舟。我还去过排市，还去过白沙镇一个上百人的兵工厂，看过他们做土火药和修理枪支，并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讲了形势。我把特区情况和一路的经过向中央写过报告。以后见到邓大姐，她说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
我在龙港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光景，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军第七师开到鄂东来了。红十六军有三个师（实即三个团），战斗力最强的是第七师，江渭清就是这个师的。
第七师开来，群众非常高兴，热烈欢迎，自动杀猪、打草鞋慰劳部队，替他们洗、补衣服。红军战士十分感动，说如果不在此地打一个胜仗，对不起老百姓。当时，阳新方面敌人开出两个团进攻鄂东苏区，一团开向木石港，一团开向龙港。第七师和鄂东独立师共同对付进攻龙港的敌人，打下一架敌机，活捉100多俘虏，还把敌军团长的坐骑也抓住了，后来送给我骑。木石港农民自卫军1000多人打败了敌人一个团，也抓了100多俘虏。鄂东群众太好了，仗一打完，他们就主动打扫战场，自动组织起来把伤兵转送进部队医院，儿童团把战场上的弹壳捡起来送到兵工厂，战场上再找不到一个废弹壳。鄂东人民群众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在土地革命中从封建剥削下刚刚解放出来的农民生活仍很艰苦，但他们对革命支持，对红军自发的有组织的支援，令人敬佩。
鄂东一仗打完后，我就随第七师出发，经燕夏翻过九宫山，到了江西的三都镇，然后避开当地民团，绕过修水县，沿着修水河到了赣北特委所在地渣津镇。那里是十六军第九师活动地区，师长姓张，是黄埔学生。再往前走就进入湖南省，到了浏阳县的排埠，也即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在附近一个造纸厂我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又经排埠到东门镇，过
了白云山，就到了平江县的黄金洞、长寿街。我在黄金洞没有过夜就走了，这里是湖南农民协会起家的地方，我们党内许多老干部是黄金洞的人，如张令彬就是。长寿街是后来湘鄂赣省委所在地。我还去过观音堂和达浒等地。
我在湘鄂赣苏区一连住了两个月左右，群众好得很。在接触中，观音堂人民热情洋溢，充满胜利信心。我大部分时间住在长寿街。因为没有交通，没有给中央写报告。省委老干部很多，其中以平江、浏阳籍的为最。还记得起姓名的有李宗白、赖汝樵、杨毓麟、涂正坤、米可杨（中国姓名不记得了，留苏同学，汉阳兵工厂工人)，此外还有赣北特委张书记、余贲民、刘建中等人。还有一位女同志叫胡筠，黄埔学生，当时名声很大，敌人报刊上多次把她和毛泽东、朱德并提，称为：“朱、毛、彭、黄（公略）、孔（荷宠）、李（求实）、胡（筠）”。
记得我从湖南省浏阳县排埠到长寿街，地里中稻已经收割，正在插晚稻。从长寿街再向中央苏区进发时，路旁的树叶已经开始发黄了。到井冈山下，桔子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时间可能是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
我在排埠时，曾经在靠后边山上一个造纸作坊里传达过周恩来的指示，以后在长寿街又传达一次。主要内容是：湘鄂赣苏区应当以幕阜山为中心，和鄂东、鄂南苏区联成一片，占领地区大，便于活动。湘鄂赣省委认为幕阜山地广人稀，没油水。他们可能是因为当地群众条件好，又富足，不想到三省交界的山区去。我那时好比初生之犊，没有水平，只知道传达，不懂得提意见，也不会说服。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从积极方面考虑，首先占领铜鼓，包围修水，把幕阜山和九宫山连接起来，和鄂东打成一片，活动范围既宽广，声势也大得多了。
后来我和湘鄂赣苏区派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从长寿街出发前往瑞金，有一连人护送我们。我们经过浏阳县的东门镇，沿着山边往江西走，远远望见已被敌人占领的永和市、文家市。进入江西的黄茅镇，向万载县前进，一路上没遇见敌人。从万载经桐木到上票市，护送我们的一连人才回去。这时，已经夕阳西下，我的坐骑嘶叫起来。我们下了山，在萍乡附近过了渌水河，萍乡县城就在眼底。
天亮后到了茶坊店，住下来吃顿早饭。原准备前往莲花，不巧何键已攻占莲花，不能去了。我们一二十个人转向东南翻过武功山，路是石头铺的，到山顶时已经午后1点钟。往山下走四五里地，山半腰露出一块小平原，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山乡苏维埃所在地，据说国民党军队有四五年没来骚扰过，大有世外桃园的样子。我们住了一夜，来到洋溪，街上光有商店没有东西卖。向南走到澧田，那地方白军也是多年没去过，群众太平观念很重。
大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情景，女人下田劳动，男人在树下摇扇子哄小孩。东西便宜，一块大洋能买50多个鸭蛋。澧田又出好米酒，三个铜板一大碗。我自从离开家乡以来多年没喝过了，这次一口气喝了两三碗。住了一夜，听说敌人已撤出莲花，我们又回头往莲花走。
湘赣特委驻地在莲花城外，在那里见到王震、李天柱、王首道、张启龙、林佑生等。他们正在开会。后来我们又转回澧田，和湘赣苏区代表们一起前往中央苏区。到了永新，正遇见开两三千人的群众大会公审AB团。
在永新住了一两天。独立师师政委王震带了一团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个苏区代表，同行的有独立师师长李天柱、袁德生等人。从永新出发，经过井冈山下的乌托冈，是赤白对峙地带，十几里渺无人烟，地里蒿草丛生，长得很高。房子里满地青苔，墙壁潮湿，那种阴森气氛，不由得使你想起凭吊古战场文来。
这是教条主义者所倡导的明确阶级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湘鄂赣苏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初中央苏区批判“罗明路线”。往南经过黄坳、堆子前，这一带盛产桔子，田地两边桔林如带。再往前是藻林、沙地，属赣县辖区，是个大镇子。在此处正遇见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由赣县北上去吉安，我们后到，双方没有交锋。从沙地到良口对岸，已是下午了。
良口属兴国县，是苏区边境，良口对岸有敌民团放哨，我方也有岗哨。夜里苏区部队派船接我们渡江后，护送我们的一团人就回湘赣苏区去了。我们由良口经过兴国、葛垇和大柏地，最后到达瑞金所属叶坪。此时，正好赶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
11月下旬，到达瑞金沙洲坝后一两天。中央分配我到工农红军学校工作。学校刚开办，学员是从各军抽调来的教导团、营和队的干部，编为一个步兵团、工兵连和上干队。那时还没有设立政治营。第一任校长是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畴西（黄埔学生）。我的名义是教育处长，实际上担任全校的总支书记。
12月14日，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在此之前，该军总指挥孙连仲早就装病跑了，军内共产党组织派袁血卒和王铎来和红军联系，具体安排是：一待部队宣布起义后，红军立即包围宁都城，部队能带出来的就统统带出来，不能带出全部，就带出一部；下策是只能把共产党员带出来。该军起义前夕，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开干部会，动员大家去做接收工作，说二十六路军有近2万多人，凡北方人能讲些普通话的都要调去做工作，我也被调去了。
起义很顺利，部队全带出来了，向南开到瑞金和宁都之间驻扎。
该部队改编成为红五军团。正、副军团长由原二十六路军负责人季振同和董振堂担任，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属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十三军军长由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十四军军长为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十四军下属第四十、四十一两个师（即旅），四十师师长为原季振同部下的团长姓李，师政委李翔梧；四十一师师长边章五，政委程子华。十五军军长黄钟岳，政委左权，下辖两个师。
我们派进去的人帮助建立起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并大力进行政治教育，广泛开展慰劳活动。当时的原则是，原二十六路军官佐愿留下的，一般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后再分配工作，并动员地方武装充实各军，以改变其原来的旧军队成分。
十四军驻扎在江西横江。我们初去和士兵见面时，他们一见我们上主席台，就悄悄地说：“蛮子来了！”可一听讲话，原来是北方人。第一步是进行新旧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战士们有的哭了。士兵们说红军没有架子，不打人骂人，官兵吃穿一个样，好是好，就是不发饷没钱花。那时发动全苏区人民慰劳起义部队，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演戏。为了扩大宣传教育工作，红军学校还成立了“八一剧团”，由赵品三负责日常工作，我和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贺步青等都是剧团委员会的成员。
我在十四军时，打过几次土围子。一次是打赖村反动地主的土围子，用挖地道的办法，挖通后把炸药装在棺材里运进地道，然后从山上用迫击炮打了三炮，甩了一溜子炸药，只听得轰隆一声，把几丈宽的城墙都炸塌了。红军攻打杨梅头村土围子的时候，开始反动地主死顽固，不缴枪，一听说红军打下了赖村，他就垮了。中央苏区有名的几个土围子都是反动武装的据点，宁都附近有个翠微峰，也是个据点，地形险要，只有一条路通到山上，后来也被宁都起义部队攻克了。
宁都起义半年后，十三和十四两军合编为十三军，董振堂当军长，何长工任政委，赵博生升任五军团副军团长。五军团后来在打赣州、黄狮渡和水口等战役中都能把战斗任务担当起来，长征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于1932年五六月间调回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我担任总支书兼国家保卫局特派员，欧阳钦是政治部主任。学校编制已经正规化了，学习3个月为一期。有一个步兵团，团长先后由粟裕、刘少卿和张经武担任。以后又成立一个专门训练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营，营长陈伯钧，我任政委，学员是从农村青年团中调来，主要为红军培养指导员。我还兼任政治教员，讲共产国际决议。说来惭愧，那是翻译过来的书，我自己还看不十分懂，但不讲不行，因为自己毕竟还是到过苏联的，义不容辞。
红军学校学员都是各个部队送来的，前方部队经常支援学校粮和肉。学校每天供给每人1斤2两米、1斤菜、3钱油和3钱盐。前方打了胜仗，就派人通知学校去接收肉食。
学校还养猪。学校继承了红军的传统，伙食公开，半月分一次伙食尾子，少则人均分7角5分钱，多则可分1元2角钱。分的钱除了买点日用品如肥皂之类，余下的有时就相互请客。当时，红烧肉5角钱一碗，还有田鸡、脚鱼、黄鳝、肉片、猪肝等，一碗炒面两三角钱，一大碗酒两三个铜板，我们常常几个人合股，“推选主席”请客。从前方回来的在上干队当学生的人手里有钱，请个客也不过花一块多点。我们请过朱总司令、博古，也请过邓大姐。以后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汀瑞警备司令，他喜欢吃狗肉，周末常买个小狗，约我去吃。
在红军学校时还打过一次仗。有一次福建小军阀卢兴邦从沙县、永安开来一团人占领了清流。当时主力红军不在，中央就叫红军学校去打。下午两三点钟双方接火，敌人有碉堡阵地，我方伤了几个人，半夜里敌人却偷跑了。红军学校有两个杨梅生，都是团长，那一次都负了伤。部队开回到宁化（县委书记正是贺步青），负伤是要给养伤费的，他们都把钱拿来请客，说给狗子咬几口算不了什么。讲这话的杨梅生后来是红一方面军九军团的团长，另一个杨梅生是三军团的，绰号“爬城将军”。
1933年，红军学校分为四个学校。红军大学，是在原上干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上干队队长何长工任校长，李德(德国人)讲课、伍修权任翻译。第一步兵学校设在距瑞金30里远的九堡，又称彭杨学校，是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的，专门培养连、排级干部，陈赓当校长，我是政委。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是纪念黄公略烈士的，校长张经武，政委陈铁生。特科学校，是以原红军学校工兵连的工兵、炮兵为基础组成的，政委袁血卒。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