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美军顾问团巴大维团长，建议撤出东北，哼，又岂止是建议，简直是命令！”
何婆婆：当初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再三要求我们去抢占东北的。
校长：东北不是万国主义，不战而退，国际上会怎么看我们？民心军心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放弃东北九省，华北又将怎样呢？
卫俊如：召我去南京，无非还是迫令我，以沈阳主力接应长春突围，然后一起退守锦州。
赵家骧：共军以数十万之众集结在辽北辽西，虎视眈眈，我军离开坚固的城防，被辽河新开河几条大水侧敌行动，无疑是自我毁灭嘛！
在东北解放军1947年冬季作战结束时，东北国军控制的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仅为东北总人口的14%，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由于北(平)宁(沈阳)线一些区段和沈(阳)大(连)线一些地段已为解放军控制，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被切断，补给主要靠空运，远远不能满足防守和作战的需求，处境十分困难。战略态势极为不利。为挽救东北败局，校长于1948年1月决定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并将原由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共同指挥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划归东北“剿总”司令部由秦皇岛移至锦州，改称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主任。
卫立煌上任后，经过补充和调整，到辽沈决战前夕，东北国军总兵力为 55 万人。其中，正规军 4个兵团、14 个军、44 个师(旅)，约48万人。其防守部署是:
由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等部共4个军(新编第5、第8军，第54、第93军)、14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15万人，以锦州为重点，防守义县、锦州、锦西、山海关一线，以确保关内外陆、海路联系。 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2个军(新编第7军、第60军)、6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0万人，困守长春孤城，牵制东北解放军主力于北线，以减轻沈阳、长春的防守压力。 卫立煌直接指挥第8、第9兵团共8个军(新编第1、第3、第6 军，第 49、第 52、第 53、第 71 军和整编第 207师)、24个师(旅)，及“剿总”直属部队，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辽中、新民等城市，作为固守东北的中枢。 此外，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所属第13军防守承德地区，第62军等部4个师位于北宁路唐山至昌黎一线，以求与范汉杰集团相呼应。
这时，东北国军占领的几个城市，90%的工矿企业已经停产，工商业纷纷破产。如沈阳市有80%的工商企业倒团。长春市1948年10月,工厂完全停闭，商店仅有200余家。物价狂涨，民不聊生。如高粱米价格，1948年6月底，沈阳市每斤69万元(国民党东北流通券)；7月末，长春市则涨至365万元。据美联社1948年7月1日电讯：长春市居民“吃得到饭的仅占 20%，其余21%吃粥，23%吃豆饼，17%吃树皮，19%行与街头”。当时的国统区报刊称之为:“饥饿的沈阳，垂死的长春”。市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如长春市的饥饿灾民不仅砸开伪康德会馆的粮库抢粮，还争抢国军空投的大米。
锦州市2万多贫民为求生存，集合起来把北门户及市内第2粮店一起抢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也不断掀起抗捐、反抓丁、拒绝交粮和参加破路等斗争。国民党联勤总部锦州被服厂3000多名工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反对扣压工资的大罢工，坚持7日之久。长春、沈阳市工人也纷纷起来罢工，仅沈阳铁路工人就有1.4万余人。7月5日，国民党军警在北平屠杀东北入关请愿的学生(死伤百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8日，东北的学生成立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12日，沈阳的 20 多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罢教、罢课、罢工、罢市、罢职。从7月到10月，包括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张德馨教授在内的 2000 多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冲出国军封锁线奔向解放区。
面对险恶的形势，校长和卫立煌之间、蒋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官兵对立，厌战与失败情绪高涨，甚至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向共产党解放军寻找出路。
综观整个东北战场1948年夏、秋的形势，东北国军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崩溃，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解放军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均占有优势。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解放军最为有利，东北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同国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中央、军委和教员因此将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东北战场。
国民党东北、华北、华中、徐州、西安五大战略集团，以徐州、东北两集团的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是校长的两大主力集团。但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战略态势最为不利，其50余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面临百余万解放军的强大打击。在此情势下，东北是撤是守？守又如何守？便成为校长、卫立煌，以至美国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美国非常重视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它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美国在远东最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政府就极力怂恿和支持校长抢占东北，并用飞机和军舰将大批国军运送到东北内战前线。然而，局势的发展随着东北国军的连连失利，越来越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
1948年初，在东北解放军的大规模冬季攻势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时，美国认为国军在东北大势已去，因此多次建议校长放弃东北，将残余国军撤入关内。
2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
“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的政府军仍然在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和沈阳地区间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 “国民政府虽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以守满洲的决心。但我们觉得，即在政府最高人员中已渐认为它在满洲的冒险已属无望”。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 916 页）
3月初，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提交报告给校长：
估计当前的情势,“使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作无实效的帮助。” “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 366页）
校长对此表示“惊愕”，并回复:“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
以后，校长又多次向巴大维表示：决“不考虑撤出满洲”，要“不惜任何牺牲”保守东北。
校长深知占据东北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东北国军已处于日益严重的困难局面下，仍决心“全力确保东北”，“决不放弃东北”。（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2册，第794页）
1948年3月1日，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在“中央纪念周”的报告上说:“大本营对于当前东北剿匪军事至为重视，必将以全力确保东北”。
3月8日，校长发表讲话说:“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决心，业已增调部队，加强军事力量，局势必将逐渐好转”。（1948年3月9日《大公报》）
校长决心“全力确保东北”，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一是政治上的考虑。
1948年4月9日，校长在“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中说：东北“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43页）
这时，校长刚刚把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1948年5月20日，校长就任总统）的宝座，如果这时放弃东北，“将使全国人民在心理上会有失败之感”。（ 董显光《蒋总统传》）
二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高级将领的压力。
卫立煌集团被完全孤立在长、沈、锦三点后，舆论界曾传出南京要放弃东北的消息。于是许多东北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
1948年2月16日，陈诚邀请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等商讨东北问题，“表示政府对东北的关注”，校长亲自接见，“表示坚守东北的决心”。
4月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期间，有“代表”质问:“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陈诚从东北铩羽而归，又盛传其将赴美治病)?”
《辽沈战役亲历记》(杜聿明的回忆)，第7页）
校长对其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说：从东北撤退会遭到在关内的几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这正是他的困难。（ 《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第549页）
三是从全般战局上考虑。
校长认为：撤退东北“剿总”主力，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加强关内战场的防御兵力;但另一方面，“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1948年3月2日《大公报》）。只要控制住长春、沈阳等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解放军“五十万精锐不能自由活动”，便能求得东北的稳定和华北的巩固。（ 1948年8月9日《大公报》）
校长私下对何应钦和郭汝瑰发牢骚：“美军顾问团巴大维团长，建议撤出东北，哼，又岂止是建议，简直是命令！” 何婆婆接话：当初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再三要求我们去抢占东北的。 校长：东北不是万国主义，不战而退，国际上会怎么看我们？民心军心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放弃东北九省，华北又将怎样呢？
卫立煌也认为，防守沈阳与锦州，足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 370页）。
校长认为，不但必须坚守东北，而且能够守住东北。他说:
“国军在东北作战以来，虽然损失了几个师，但它们多是临时编成的保安部队”。“这些部队的损失，无异于自归淘汰，于整个国军可说是有益无损”。“至于国军在东北的基本力量，并无损失，更不能承认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2 卷，第 444、第 443页）。
卫立煌也宣称：虽然“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局势之扭转并非难事”（ 1948年4月3日《大公报》）。
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说:
“解放军在锦州集结兵力，只不过故作姿态，如果真要攻锦州，林彪要考虑我们可以从长、沈两路夹攻，北满至南满交通补给线那么长，谅他不会冒这个险。锦州不会有问题”。又说:“沈阳我们有装甲车和美式大炮，有坚固的工事，共军更不敢犯。
《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 462页
其实，校长和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都感到要守住东北困难重重，主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东北防守兵力不足，增援困难。校长曾多次表示要增兵东北，但由于在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关内各战场国军均感兵力不足。1948年1月间，为应付东北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校长从青岛抽调第54军(原整编第54师)2个师到东北。
5、6月间从山东抽调第8、第9军到葫芦岛，但因华东战场吃紧，8月间，复将该两个军调至徐州地区。为从华北战场转用兵力于东北，校长曾提出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统一指挥东北、华北作战，但此时华北战场也吃紧，兵力也不够用，傅作义不愿背上东北这个大包袱，故坚不受命。可见，校长在兵力使用上的左支右绌的艰难处境。对当时国军兵力不敷使用的情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作了如下描述:
“凡能从其他地区抽调的部队，均经增援满洲，但这些部队并不能补偿在春季攻势中所受的损失”，“政府军既被孤立，交通线又受威胁，遂有一种被包围的防守部队的情景，等待着永远不能到来的援军”。
二是长春、沈阳的粮食、弹药、燃料补充无法维持。在关内通东北的陆上交通被完全隔断后，长春、沈阳两城守军补给全靠空中运输。自3月初起，每日只能出动4架飞机运输物资，远远不能满足军需民食。而且运费甚高,“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校长及其统帅部感到，完全依赖运输机“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
《辽沈战役亲历记》(杜聿明的回忆)，第10页
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多次向校长提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69页）。
对于校长坚守东北的决策，时任国民党副总统的李宗仁事后检讨时认为，东北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原不应死守，而校长“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 《李宗仁回忆录》、第 637 页）。
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也写道：1948年,“政府方面力图保持其在东北的地位。事后回想假使彼时蒋总统将东北的国军连同物资撤入关内，在战略上较之继续作消耗性的坚守似更妥善”。
校长与卫立煌都主张固守东北，但在如何守的问题上，即是依现态势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三点，还是调整部署进行重点守备？两人意见相左。
校长的基本战略意图是：长春仍固守，以少量兵力守备沈阳，以沈阳地区主力打通沈阳、锦州间交通，尔后撤到锦州。如此，既可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又可以加强与华北的联系，在情况不利时，尚可将东北主力撤至华北或从海路撤至南方。卫立煌则不同意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主张依现态势防守长春、沈阳、锦州三点，以沈阳为防御中枢。
在固守长春的问题上，校长与卫立煌基本一致。
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后，长春已成为陆上孤岛。1948年3月初，巴大维建议校长撤出东北遭到拒绝后，他又提出将长春守军撤至沈阳的建议。负长春军政之责的郑洞国亦主张“放弃长春”。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而校长却以长春原为“满洲的都城”，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为由，拒绝巴大维和郑洞国的建议。他说：固守长春口以吸引一部分解放军主力，以减轻沈阳、锦州的防守压力。卫立煌亦同意“坚守长春以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
《辽沈战役亲历记》，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第 298页
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在军事上采取一种稳重态度，坚持实行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方针（罗荣桓《在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3月4日）。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在冬季攻势中先后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也不管守军部队如何告急，甚至置校长再三要他解各地守军之围的电令而不顾，始终将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他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辽沈战役亲历记》(杜聿明的回忆)，第9页
面对沈阳已陷于孤立的形势，校长忧心如焚，对卫立煌的这种“乌龟战术”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 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79页）
为敦促卫立煌采取积极行动，校长提出了“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方案要则是：以周福成第8兵团部率第53军和第207师(辖3个旅)防守沈阳；以廖耀湘第9兵团部率新编第 1、第 3、第6军，第 49、第 52、第71军全力打通沈阳、锦州间交通线，并就势转至锦州地区。
2月20日派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罗泽闿、副厅长李树正携该方案到东北与卫立煌协商。
卫立煌当即反对这个方案，他认为，从沈阳到锦州，中问要通过几道河流，要突破共军的几道阻击阵地，而国军的士气又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如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以扭转战局。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
为说服校长改变上述计划，卫立煌派“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2月23日随罗、李同去南京当面陈述上述意见。但校长强调，“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即要郑洞国衔命回沈，执行其“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辽沈战役亲历记》，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第 297页
25日，卫立煌召集各将领开会，传达校长的指示和方案。与会将领一致赞同卫立煌集中兵力守沈阳的计划，不主张立即实施校长的方案。于是，卫立煌又派“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6军（空番号，仅辖第 207师）军长罗又伦赴南京，再陈利害得失。为了缓和与蒋的矛盾，提出先制定一个打通沈锦线作战的计划，待条件成熟时实施。
这样，校长只好允诺卫立煌“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 9~第10页）。预计于5月5日开始实施。
3月15日，东北解放军结束了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主力位于沈阳、长春之间休整，沈阳至锦州、锦州至山海关间，解放军兵力较少。为敦促卫立煌抓住这一良机，尽快实施打通沈锦线计划，校长于3月底召卫立煌到南京面示：沈阳、长春交通已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因此，应尽早撤出沈阳主力。卫立煌则称，沈阳主力打不到锦州即会被歼灭，长春、沈阳物资困难，可请美顾问团帮助输送补给。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5月初，眼见预定打通沈锦线的时间已到，东北“剿总”尚无行动准备，校长又急召赵家骧(代表卫立煌)、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官)和罗又伦到南京进行磋商。
据参加这次磋商的巴大维记载：5月5日、6日，赵家骧等向校长详细申述了打通沈锦线行动不能如期进行的理由。
一是在进行这种进攻前必须得到华北的增援部队； 二是共军已经知道国军打通沈锦走廊的意图，正在调动军队以中止国军行动； 三是东北“剿总”需要更多时间训练和组织更多军队。
校长鉴于东北各将领的普遍反对，不得不放弃打通沈锦线，撤退沈阳主力的方案，重新确立东北作战的指导方针。
对此，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和巴大维非常失望，认为：东北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另一个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如果这次行动不能确保，“以后就确定地不可能了”（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69~第370页）。
6月间，校长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7月19日，校长在总统官邸召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研究东北作战问题，决定东北在战略上“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
8月初，卫立煌参加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关于东北作战的意见。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目标是锦州，对长春、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据此，东北国军必须：
第一，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之计划，但不能轻举妄动，须首先应付解放军的10月攻势。 第二，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原则上不放弃沈阳，但避免作“长春第二”。必要时军队改为轻装，准备作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有计划地撤退，不能运走的破坏之。 第三，坚守长春以牵制东北解放军（《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至10月)）。
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确定，东北的作战必须:“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8月7日，南京国防部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称国军在东北的作战方针是：继续维持现有态势，固守长、沈、锦三点，以求稳定。
东北国军连遭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失败情绪蔓延。卫立煌认为,“士气之振奋实为稳定东北大局最有效之强心剂”（1948年4月2日《大公报》(天津版)）。
为提高官兵士气，他大谈沈阳可以长期固守的有利条件，以增强他们的信心。他说:我们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可以凭借坚固工事，采取纵深配备，以逸待劳，稳扎稳打，有把握守住沈阳。共军若来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同时，采取哄骗的办法，如大讲政府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美式装备的新军，几个月内将开到东北来大举反攻，只要能守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企图以此来维系军心士气。
《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395页
兵力不足，是卫立煌十分忧虑的一个问题。他曾多次呼请校长增兵东北，均未能如愿。于是加紧补充兵员，扩充实力。
首先是补充战斗部队缺额。卫立煌指示沈阳各军，将遭解放军歼灭性打击、缺额最多的师拆散，其士兵补充各该军其他师；保留的师番号和军官则由沈阳空运锦州、山海关地区，补充由关内运来的部分新兵。当时由沈阳空运锦州、山海关地区准备增补兵员的部队番号有：新编第6军暂编第62师、第49军第 26 师、第52军暂编第54师、第71军第88师。
其次是重建了在冬季作战中被歼灭的新编第5军(辖第26师，暂编第50、第60师)，新建了新编第8军(辖第88师，暂编第54、第55 师)。该2军主要由地方部队编成，战斗力很差。如暂编第50师是由热河地方部队改编，约3000人；暂编第60师是由辽阳县保安总队改编，约5000人；暂编第55师是由铁路交通整察部队改编，只有千余人。此外，还收容流亡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志愿兵团”，仅长春即组织了6个团，约七八千人。
卫立煌还企图通过整军经武，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力来弥补兵力的不足。他“一再强调只要部队训练好就有办法”
《辽沈战役亲历记》，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第68页
要求部队加强战斗演习和射击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据此，新编第1、第6军在沈阳附近举行陆空联合协同防御演习，第71军在巨流河举行防御战演习，第 49军举行射击训练和近距离战斗演习，等等。
尽管卫立煌采取了种种措施，整训部队，但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南京国防部在“(民国)三十七年秋季东北方面作战经过概要”中，谈到战前部队状况时说:冬季作战失利后，“因各部报失过巨，士气消沉。虽经整补半载，军心战力均未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
卫立煌为实现其长期固守长、沈、锦的计划，到职伊始，即责令“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在长春、沈阳、锦州、抚顺、本溪等城市一律建成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加紧抢修锦西机场,并计划扩建沈阳、锦州机场。卫立煌视察时给官兵们打气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坚固的水泥工事呢？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这样好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由于建筑材料缺乏，加之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工程进展缓慢。
粮食问题对长春、沈阳、锦州等地国军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空运能力有限，校长曾要求东北“各部队主食应尽量就地征购，并极力扩大占领区，抢购粮食，以减轻空运的负担”。但由于控制区面积太少,不少县又发生严重虫灾,秋季收成不好，加之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抢购粮食非常困难。沈阳守军虽在周围抢购小麦2000万公斤，但仅敷2个月之需（ 1948年8月2日《中央日报》）。长春守军到1948年5月下旬，购囤军粮约150万公斤，加上市内原有存粮，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
《辽沈战役亲历记》，彭杰明《卫立煌到东北》，第50-51页
为解决武器装备不足和运输补给困难的矛盾，卫立煌竭力争取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援助。为方便与之接洽，南京统帅部任命与美军顾问团关系较密切的刘耀汉任联勤总部第6补给司令部司令(驻沈阳)。校长并于1948年3月 24 日亲自与巴大维会商向沈阳增加武器、弹药援助和帮助运输粮食等问题。巴大维向美国政府建议，“把在日本的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中的12架立刻转交中国当局，以协助运输粮食”。美国政府批准16到20架美国 C-46 式运输机转交国军使用。4月初，卫立煌偕刘耀汉在南京与巴大维会晤，交涉装备补充与运输补给问题，巴大维同意尽量协助。
5月11日，巴大维率顾问团成员一行9人赴沈阳、抚顺等地，主要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及容机量；视察新编第 1、第3、第6军及第 207 师等部队美械装备，准备更换超龄的轻重武器，重新输送10个师的美式装备，预定在1949年 3、4 月间运到东北。卫立煌认为，只要美国“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然而，尚未等到美援10个师装备运到东北，卫立煌集团就全军覆没了。
《辽沈战役亲历记》，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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