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胜利带来了新的矛盾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日寇被迫发出投降书。
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而蒋介石来夺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声明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八月十日到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和东北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各部迅速深入东北。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竟然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汉奸“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很清楚，蒋介石要以伪军武装并借助日寇的军事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十二日，麦克阿瑟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感到有个硬后台了，明目张胆地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援道为国民党南京先遣军司令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指出蒋介石的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坚决拒绝。八月十五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总司令名义，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到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后，立即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送出通牒，令其限期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并派出代表就近与新四军各部接洽投降事宜，同时，公布了江苏省主席黄克诚、浙江省主席叶飞、安微省主席罗炳辉、上海市市长刘长胜、南京市市长粟裕等名单，下达了《关于进入城市与交通要道后的工作指示》。
苏浙军区奉命以一纵队攻取南京，三纵队进攻无锡、苏州，四纵队配合上海工人起义，接管上海。同时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发出《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通告有关接收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投降事宜。
日本投降前，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编练了三十五个美械师。日本乞降消息公布后，美军除两个师在上海、青岛、天津登陆外，又派出大量飞机、军舰，把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运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徐州、济南、天津、北平、张家口、山海关、包头、太原、郑州、洛阳等二十四个重要城市及交通枢纽。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了蒋、日、伪合流，中国人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二，“夺取上海”的插曲
德国法西斯溃灭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谁也不是巫师，谁也不能预言哪月哪日。日本投降，对我们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投降之快，也出我们意料之外。
七月下旬，苏浙军区决定派四纵队再次南下，二渡富春江，与浙东第二纵队会合，扫除浙江中部浙赣铁路两侧敌伪势力，然后大举跃进，连接浙南，以实现党中央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意图。
此时，十二支队已地方化，同地方部队结合，分编为吴兴、武（康）德（清）、临（安）余（杭）三个支队，担负坚持和发展杭嘉湖、莫干山地区的任务。四纵队率十、十一支队于八月一日上午，在地方党的接应下渡过富春江。
傍晚，十一支队在芳泉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激战多时，将敌打退，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多名。八月二日，二纵队三支队支队长蔡群帆同志率领一大队，和金萧支队支队长彭林同志率领该支队一部，与第四纵队在富阳大章村附近胜利会合。
会师以后，金萧支队和地方武装随十支队向金（华）义（乌）浦（江）地区进军。
八月六日，在诸暨西部马剑歼灭“忠救军”两个营后，分四路进入浦江县，攻占中余、浦江、黄宅，进至义乌的后宅。
十二日晚，十支队二营在支队长陈挺同志率领下远途奔袭，攻下浙赣铁路上的曹宅市。
这样，四纵队初步完成南进任务，并准备越浙赣路东进东阳，然后发起会稽山战役，打通与浙南的联系。与此同时，十一支队在萧山、富阳两县攻歼伪军和土顽据点，扩展根据地。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意料之中的，真的到来了，又感到有点突然。人民欢腾起来，四处放起了爆竹，敲起了锣鼓……
我接到紧急任务：率领四纵队主力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的起义，任命我为上海起义军总指挥，武装解放上海市。
当时告诉我：刘长胜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祥生，还有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同志任委员。据说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军已有几万人，已经占领新义铁工厂等，亟待主力部队前去。已经要上船了，刚好党中央来电，停止了这一行动。
事后知道，上海地下军若干万，只是个估计数字，以后撤到郊区青浦观音堂大约三百余人。当然，还有不少同志如知名的工人领袖汤桂芬、范小风、朱品芳等留在市区坚持斗争。现在看来，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军力量，上海地下党的力量，采取工人起义和我军外援的方式来解决上海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
张承宗同志的回忆录《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一文中说：“九日凌晨，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同志和我去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电报，中央明确指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不能继续打下去，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要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回上海，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对此，饶漱石进行了解释，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了十万工人等等。刘长胜同志和我都没有应声，但不相信陈祥生所谎报的一套。”党中央及时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八月十日，陈毅同志电示苏浙军区：“江南方面应立即有计划地分路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间太湖西岸各地和浙西敌后各县，创造一整片农村局面，作为迎接内战，坚持斗争的基地。”
根据这一指示，苏浙军区停止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攻，部队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迅速就地发展，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八月发表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电》和《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京沪、沪杭、沪杭甬沿线各日伪立即向我缴械投降。
苏浙军区我军集中力量，不顾蒋介石指示日伪军拒不向我投降的乱令，发起大反攻。从八月十六日起，先后收复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郎溪、广德、高淳、宜兴等十个县城和苏南、浙北大小一百余处集镇。
浙东的第二纵队也拔除了宁波外围的鄞江桥、西城桥、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墩胜山等三十余伪军据点。该部淞沪支队还逼近上海西火车站，攻入北新泾及大团镇。第四纵队则奉命从金华近郊出发，昼夜兼程，横渡富春江，跨越浙西大地，向北急进……
三，撤离江南，开始新的斗争
就在此时，党中央向各战略区发来八月十一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具体部署了任务：“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特别向江南等地指出：“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决定》说：“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比科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斯比科危险，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斯比科，这个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占领军司令，趁着德寇败退，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之中。浙东游击纵队文工团曾据此编写和演出了活报剧《哀希腊》，借以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警惕“斯比科危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接着，却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这使我们大吃一惊。
在此之前，我们从新华社电讯里得知：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在八月二十七日，和我们接到“通知”的同时，也为此到了延安。和国民党谈判，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何况抗战八年就谈了八年，有什么结果？
大家耽心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忧心忡忡地说：“蒋介石是个大流氓，什么花样耍不出来！毛主席一天不回延安，我们一天睡不着觉！”至于那个赫尔利，大家都不相信他，报纸上早就登过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他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宣称不和共产党合作等等帝国主义滥调，不是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反动政客吗？
而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说过，如果我党不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坦率得多么可爱！这不是可能存在的“斯比科危险”吗？确使一些同志想不通了。以后知道，斯大林也致电我党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在当时形势下，由于我党和广大人民坚决的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即使谈判没有结果，也可使我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既要谈判，就要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有基本对策。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
九月十六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全国内战危机虽然较大，但和平局面也有可能，你们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的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九月二十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所以，苏浙军区在《双十协定》公布之前，就即部署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撤苏中地区。
九月二十二日华中局电示：“粟率一、三纵王陶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
粟裕同志即率军区、区党委机关和一、三纵队从常州与奔牛之间越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到达苏中泰兴。我则率四纵队策应和掩护二纵队（即浙东游击纵队）北撤。
四纵队从浙东金华地区赶回来后，即西去杭、嘉、湖，全力歼灭伪军第三十四师田铁夫部。这个田铁夫在苏中时曾和我军拉过关系，我们也以“同情军”的形式争取过他。这人草莽出身，民族气节差，不到两个月就叛变投敌。
中国军阀混战中有不成文的惯例，排长拉队伍来就当连长，连长就升营长，田铁夫也就由国民党军的旅长到日伪那里当师长去了。日本鬼子还是很“鬼”的，把他调开“窝”，来到浙江，也就是把他的根子拔了，不得不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皇军”了。
十支队和他可是老对手了，在海安时一起驻防，田铁夫投敌后长期交锋。这次在杭嘉湖地区，从九月九日到十五日，新镇、石琢、善琏……直至田铁夫的师部所在地——双林，被我军一一打下，彻底歼灭了田铁夫所部。
四纵队在双林战役后，集中长兴待命。不日，接到军区命令，准备派十一支队插向海盐澉浦，接应二纵队渡钱塘江北上。但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二十八军和四十九军正向天目山区推进，前锋已进至武康、德清，因此，十一支队停止向澉浦前进，四纵队全力阻击国民党军东进，以掩护二纵队北上。
九月底，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向北蠢动。二十八日，中央和华中局电告：顾祝同近日积极布置进攻天目山我军。而事实上，六十四师已经和我浙西部队接触，只是惧怕我军反击，未敢贸然前进。
浙东我军却遭到国民党军的无耻拦击了。第三战区顾祝同企图歼灭我浙东游击纵队于钱塘江口，仅澉浦至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我军的就有三个师十一个团之众。浙东我军一部曾在澉浦被困，英勇战斗，终于击破国民党军的封锁。
九月三十日，我浙东先头部队由杭州湾北渡。国民党军一二四师由杭州北上，七十九师一部由松江南开硖石，妄图合击；同时七十军又尾追。十月二日，向我军合围，激战终日。国民党反动派气势逼人，向新闻界发布讲话：企图“聚歼”尚未渡江的我部于浦滨。形势确实严重，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华中局也于十月三日电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揭露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积极进攻消灭我军的两面派阴谋，以激起人民的公愤。”浙东我军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
十月四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至澉浦登陆，但遭到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亲自指挥的三面包围。浙东我军向国民党军再三呼吁：我军根据国共谈判，让出浙东解放区北撤，希望让路。国民党军一贯以为我军呼吁为软弱，反而施行狂轰滥炸。
浙东我军被迫作夺路突围之战。下午一时，战斗最为激烈，其中制高点扇子山峰之攻夺战达六次之多。血战十六小时，浙东我军始打开血路突出重围。我军英勇抗日的勇士竞伤亡二百一十三名，殊堪痛心！
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干部大队渡过钱塘江口之后，我就开始率领四纵队经宜兴、溧水、句容等地，渡江至泰兴地区。
我到黄桥刚住下，值班参谋就向我报告，四纵队司政后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队和十支队两个连所乘坐的轮船在长江里沉没了。我走到外面一看，黑夜茫茫，措手无策！赶紧动员当地干部、船工尽力抢救。当时很多同志总认为是日伪特务或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几经调查，弄清楚商船老板并无歹意，七日七夜运载我军北渡，轮机损坏，此次又由于超载而发生事故。据说“文化大革命”中，镇江地区作为一件重大事件作调查的，最后也是这个结论。这一事故给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澉浦之战伤亡是二百一十三人，而这条轮船沉没牺牲竞达八百人！
其中有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南二分区行政专员李建模、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诚、宣传科长王一、副科长司徒扬等同志。韦一平同志是海南岛人，早年参加右江起义，随红七军转战到达湘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以后，韦一平同志任苏北特委书记，与惠浴宇等同志一起，在苏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级党委，扩大党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对开辟苏中根据地是立了功勋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建模同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常熟“民抗”的创始人之一，对江南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坚持是有贡献的。吴志诚、王一同志都是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王一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在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学习后，由上海党输送来新四军。
记得郭村战斗时，他编印油印小报，自编自刻自印自发，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喜称他的外号为“好消息”；后来小报象个样子了，人家又叫他“王老板”，是个出色的宣传家。司徒扬在文艺上造诣很深，新四军中流传颇广的《四季风车歌》、《打大仗》、《黄海渔民曲》等歌词都是他的作品。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抗日战争胜利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叶飞同志（1914年5月7日-1999年4月18日）：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目山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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