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去吊唁，下飞机后，黄杰等上百黄埔校友前来迎接，关麟征和黄杰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1949年底，关麟征辞去黄埔军校校长、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带着家人在香港居住。此后，他闭门谢客，不和在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来往，拒绝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
当时，在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孟余，积极活动，筹划组织所谓的“第三势力”，关麟征是蒋军的黄埔一期生中代表人物之一，顾孟余多次登门拜访，想拉拢他，但都吃了闭门羹。
关麟征是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在香港的那些黄埔系的人频繁找他聚餐，除了个别好友抹不开情面外，大部分的邀请都被关麟征婉言拒绝了。
在香港的关麟征，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他和大部分国民党将领不同，没有抽烟、喝酒、打牌的嗜好，所以平日以读书、写字来打发时间。
国民党逃台后，蒋介石授意陈诚组织召开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会上有将领直言说：“军事上让关麟征坐冷板凳，不让他带兵，这是用人的极大失误。”
陈诚听了之后，一脸的尴尬，因为众所周知，陈诚和关麟征势同水火，宛如仇敌，关麟征选择不去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去受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的气。
参会将领大都是黄埔系，见有人引开了话茬，便纷纷议论，52军军长刘玉章是关麟征的旧部（该军的老军长就是关麟征）趁机给众人讲述了一件往事。
1947年，关麟征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到东北检查军官教育工作，期间，有好事的记者采访他，故意问：“最初发表的是你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来换成了杜长官（杜聿明），假设当时是你来主持，你会如何应对？”
关麟征说：“我会穷尽一切力量进攻，不会计较城池的得失，分散兵力。”
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眼见败局已定，关麟征又因公到沈阳来，这个记者又跑来问：“如今国军在东北局势困难，将军有何见解？”
关麟征有着陕西人特有的直脾气，他不掩盖想法，直言说：“现在应该把剩下的十几个精锐的军，全部撤到锦州，放弃长春、沈阳等地，否则这些部队将不复存在。”
据关麟征的陕西老乡、黄埔四期的胡琏回忆，他在任金门防卫司令的时候，曾偷偷跑去香港见关麟征。
胡琏和关麟征谈及当年东北战局，问：“雨公（关麟征字雨东），如果你当年去东北，如何应付局面？”
关麟征说：“第一，我会组建一个机动主力兵团，一直保持进攻姿态；第二，我会不管陈诚裁撤的命令，把伪满的几十万部队一律收编，给予正规军的番号，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就不发愁兵力了。”
胡琏听了之后，大为折服，他认为当年蒋介石不派关麟征去东北是一大失策。
刘玉章和胡琏，和关麟征都有很好的私交，所以都是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关麟征军事能力确实不错，但是有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不善于和同僚处理关系。所以，就算当年他真的被派去东北，能不能像杜聿明那样，驾驭住陈明仁、廖耀湘这些人呢？
有一次，香港的黄埔校友聚会，关麟征在席间叹息说：“我们的校长，实在是不会打仗。”
关麟征虽然在后期不受蒋介石的重用，但是对这个“校长”还是有感情的，1975年4月，在得知蒋介石病死后，关麟征当即带着妻子飞赴台湾，参加葬礼。
到台湾后，黄埔校友和昔日同僚纷纷来见他，由于人数太多，关麟征不得不分批见面。蒋经国派人给关麟征带话，大意是：“陈诚早已死去，你可以留在台湾。”关麟征婉言谢绝，不久后带着妻子返回了香港。
尽管长期居住于香港，但是关麟征一直非常关心大陆发生的一切，每当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发展的好消息时，他总是非常高兴，经常念给家人们听。
1979年，关麟征的妹妹关梧枝来到香港探亲，兄妹见面后，非常激动，关梧枝向哥哥介绍了大陆的各方面发展情况，关麟征听得非常认真。兄妹第一次见面，从早上谈到晚上。
关麟征的妻子对关梧枝说：“十几年了，你哥哥是第一次这么高兴。”
关梧枝回去后不久，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关麟征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望无负政府和人民之所托。”
晚年的关麟征非常关心祖国统一，曾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
1980年，宋希濂获准去美国探亲，赴美前，他先来到了香港，期间，拜访了关麟征。关麟征和宋希濂私交极好，在抗战期间，两人是黄埔生中，继胡宗南之后，第二个和第三个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任职时都不到35岁。
分别时，两人都颇为伤感，宋希濂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80年7月30日，关麟征重病住院，医护人员在抢救时，发现关麟征全身都是伤疤，非常好奇，关夫人说：“这些伤痕是他抗日浴血奋战所伤”。”第二天，关麟征病逝于香港伊利莎白医院。
关麟征病逝后，他的黄埔一期校友徐向前元帅发来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痛，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诸希节哀。”在关麟征的出殡仪式上，有黄埔各期同学数百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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