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我们一行到达星星峡之前，共产国际主管武装暴动的德国人马伊努斯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决定，接济西路军一批军火武器，有5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和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奉中央指示，由苏联护送武器到新疆，中途停留在苏联的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消息。
4月下旬，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该处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向迪化报告后，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我在安西用毡子剪了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几天，脚指头都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大家也穿上了鞋。
我们到星星峡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了。西路军当时已只剩下450来个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了一个“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就算革命胜利了。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在星星峡期间还有过两件事。一是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跟了上来。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伤，腿打断了，扶到山上去，不能走动。
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他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
陈云考虑了一会，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学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回。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使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第二件事是哈密的尧乐博士要逃出新疆，投奔国民党。他收拾了大批细软，把苏新贸易公司的汽车扣了三辆，叫自己的副官押车逃走。从哈密到关内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蒙古边上走，一条是从星星峡走。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刘学孔和杨秀峰带一排人，由苏联人带路，在路旁埋伏下来。我方一开枪，苏新贸易公司的车就停下来了，因为司机全是苏联人。就这样，三辆车装的金银细软全部追了回来。
5月4日，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在陈云率领下，离开星星蛱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天上有月亮，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
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金树仁时代准备办纺纱厂的地址。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
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时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10天。
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检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我留下，买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的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
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一次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党。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的）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1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第二早晨不洗脸就散步，也是一个钟头。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
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过我别讲话。这天开会叫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
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已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1937年11月下旬，陈云回延安去了。至于我们留下的这些人，是去苏联还是回延安尚待决定。
后来，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要留下一些干部在新疆工作。
12月，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李先念和郭天民等奉命调回延安，我奉命留新。我改用年轻时代的名字，黄民孚，算是留下来的干部中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西路军留下来工作的干部还有汪小川、黄义明、周纯麟、潘同（后叛变）和胡东等几个人，其他人员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以后又从延安先后派来两批干部，如林基路、高登榜等；还从由苏联回来路过新疆的干部中留下一些人，如毛泽民等。李宗林也是从延安来的。
陈云离开新疆后，中央派邓发接替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兵营的工作。
在新疆工作、学习的同志，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领导。党在新疆是按苏联的政策办事的。干部分配工作时，邓发就交待过，在新疆要执行六大政策，帮助巩固盛世才政权，不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这些实际上都是苏联和盛世才商定的，而苏联在新疆也是这样执行的。
邓发还交代，我和毛泽民、徐梦秋（后叛变)三个人，在一定时期可以由我召集，碰碰头，交换意见、研究情况，但并没有党小组和党小组长的名称。其他人员和邓发有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
当时，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是地方军阀盛世才，他是1933年利用政变上台的。原来的省主席金树仁被赶跑后，盛世才倚仗手中兵权，在苏联支持下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收容了一批从苏联回来的原东北军苏炳文和马占山的部下，控制了军政大权。他上台时地位不稳，处境困难，西北五马之一的马仲英部乘机从达坂城打到妖磨山，占领了飞机场和北门外的阵地，包围了迪化。
盛世才走投无路，向苏联求救。苏联大力支援，不仅派飞机轰炸马部阵地，又派出号称阿尔泰的部队，身著盛世才部队服装，把马仲英的军队一直赶到和田，解了迪化之围，救了盛世才的命，因此，盛世才才对苏联感激涕零。
1935年苏联人派了一批华人王寿成(即俞秀松)、陈中、张义吾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政权建设工作，并给他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选派了经济、军事专家；并由苏联红军第八团驻扎哈密，以保证中苏之间国际运输线的畅通。
苏联方面的用意是想扶持盛世才，使新疆政权和苏联友好，保持这一段中苏边境的安定。而盛世才侧企图利用苏联的力量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稳住统治地位。他标榜反帝亲苏，对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予以采纳。他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并允许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大部国土，新疆就成为我国安全的大后方，也成为我国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国际交通要道。我党当时在新疆工作，就以“六大政策”为政治基础，努力发展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盛世才也想借助中共力量，炫耀进步，取得苏联信任，作为向国民党闹独立性的资本。
至于苏联，则是希望中共和盛世才建立并发展统战关系的。总之，我们在新疆的工作，均由苏联、盛世才和我党代表决定，就是执行苏联在新疆的政策。这些陈云最清楚。因此，1937年10月，我党在迪化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1938年初，我党应盛世才实际上也是苏联的要求，从新兵营抽调一批干到新疆政权中工作，我也就在那时候出任官办的群众性组织一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我们的同志主要分配在政府机关的财贸和文教口工作，盛世才是不愿意我们到军队去的。
以后，可能苏联方面讲了话，妥协的结果，在军队里安插了几个人。同志们组织纪律性很强，大家虽然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但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毛泽民对新疆币制、税收的改革，对新疆财政方面贡献很大；如林基路、汪小川、李宗林等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团结进步分子等方面成绩卓著。
在和群众接触中，人家一看你没有官气，一看你的风度好，他嘴里不说，可心里明白你是中国共产党员，这就给新疆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民众反帝联合会在新疆的政治地位很高，因为会长是盛世才本人，副会长是省长李溶，规定政府厅长等都必须加入。汪小川、李宗林当时是《新疆日报》正、副编辑长，反帝联合会在《新疆日报》上占有一个版面，我们就利用这张报纸来宣传“六大政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林基路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新疆政府各个系统都有苏联顾问，财政部门的顾问是总负责人。各专区设有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上是商业来往，实际上起领事馆的作用。
在西路军余部还未到新疆之前，盛世才曾制造过阴谋暴动假案，把金树仁时代留下的许多官僚抓起来，准备开庭审判，其中，有些原是替苏联工作的，因而苏联就派了五个顾问参加审判，并要我们派人当审判长，我被派去兼任审判长。两个副审判长都是盛世才的人。
实际上我们是帮苏联讲话，释放了一些人，其中有的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还有一次，盛世才设计栽赃，把新兵营派到喀什苏联驻军中当少校骑兵连长的一个红军军官周纯麟抓起来，带回迪化审判。冯铉去找我，叫我在审判时要释放他，但没有给我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虽不明白其中原委，但开庭后，就把他释放了。
尽管中共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对中共的疑惧也就越来越深。
陈云善于处理统战问题，他在新疆时和盛世才关系处得比较好，他离开后就不同了。开始，盛世才为了表现积极，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婉言谢绝了。
1938年秋，他跑到苏联见了斯大林，提出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表示拒绝，回来以后他就翻了脸。
1939年初，他将我党在迪化工作的干部陆续调出迪化，有的甚至赶出新疆，妄想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和影响，还提出一个口号“注意新来的人”。
1939年5月间，我被调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职务，改任阿克苏行政长。我还没有到任，该地区已经在宣传“注意新来的人”了。
苏枚是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留下来的，在迪化当中学教师，我们是在迪化结婚的，后来同去阿克苏专区，她在师范附属中学高级班任教。
我在阿克苏工作期间，受到盛世才的密探、公安局长曹天爵的严密监视。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两个特务，起初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当地苏新贸易公司的人告诉我的，其中一个叫蒋泽中，原在迪化民众反帝总会当科长，他的父亲曾任省府办公厅主任，被盛世才逮捕关在监狱中。
我任审判长时，在审问中认为他没什么问题，就作决定把他释放了。我到阿克苏时就把蒋泽中带去当秘书，不料公安部门把他收买了，命令他监视我。他趁我不在家，去找苏枚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故意表现“左”，以便接近我。我回来听说，马上让苏枚去把书要了回来，以免蒋泽中耍什么阴谋诡计。
以后盛世才组织了个南疆调查团来到阿克苏，团长王宝乾（即赵石）是从前和我一同从武汉去苏联学习的，后在新疆工作。我告诉王宝乾，蒋泽中是给盛世才干事的，以后蒋泽中就被调走，到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去了。
另一个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叫买买提，维吾尔族，给我当秘书主任，天天送文件来，念给我听后，我再批办。
我在阿克苏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城区附近，想出去巡视，到外县跑跑，都不行。有一次我和苏新贸易公司经理讲好了，坐车到库车县看看林基路，还没走上几十里地，当地军区司令员孙庆龄拿着盛世才的电报叫我回专署，问我为何出门不请示督办公署，擅离职守。
这个孙庆龄原是苏炳文的少将衔教导队长，对我一向冷淡，我也从不找他。后来我离开新疆回延安，他兼任阿克苏行政长。
行政长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民间纠纷，如土地、婚姻等问题，老百姓打官司，是哪个县告的，就批交那个县去办。在地方建设方面，我有好几件事情想办，由于条件限制都没有办成。如水利，那里荒地多，开水渠可以使粮食增产，有一条水渠只要开挖加长就可以灌溉1万多亩土地，但专署无权，只好作罢。
我那时只能以反帝联合会阿克苏分会为基础，和林基路共同在文化教育、宣传工作等方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教育改革、充实和扩犬公立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学校，开设并增加国语、算术、政治、常识、地理、历史、体育和歌咏等新的课程。还开设教员训练班，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阿克苏行政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平时，我还在行署会议室给青年职员们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利用机会宣传马列主义。有时举办电影晚会、文艺晚会，演话剧，演反法西斯和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组织歌咏比赛，举办运动会等等，为此，我们在行署旁边修了一个砖基、土木结构的俱乐部，能容千把人。
行署有点官地，每年农民收庄稼后向公家交一部分粮食。有个科长姓韩，人很好，我叫他找上两个人一起管理那些粮食，按人头分给工作人员，包括警卫队和大师傅等共四五十个人。我是自己买粮食吃的。
还有个果树园，种了苹果等等，我让人修了条路，叫学校学生们游园时可以随便摘果子吃，但不能带走，最后剩下的给工作人员分，这也算是一点福利。我住房后院有个园子，园里有个小水池，春天买三四十只小鸭放养，秋后杀了腌起来吃。还用12元钱买了只小鹿在园里放养。
按规定我有两匹好种马和一辆马车，有时我还带上枪，坐上马车出去打猎。当地风俗，六七月间果子熟了，有钱人家要请地方长官“浪”（当地土语，即游玩之意）
园子，吃烤羊肉串、喝茶，玩上一天，这对主人来说是很体面的事。
有个大阿訇伊布拉伊，100多岁了，清朝年羹尧“打回回”的时候，他已经出生了，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过生日那一天我还去过他家。
遗憾的是，我没有抓紧时间学维吾尔文，只能讲一句半句维吾尔族生活习惯用语。想做点调查工作又走不出去，每天只能和阿克苏报总编辑陈清源玩玩，他有收报机，可以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
离阿克苏30里地的温宿有个叫程九柯的，是温宿县财政科员，偶尔也去我处。平时，我有空就和学生们、工作人员们一起打打乒乓球、台球等。
中央驻迪化办事处和我没有直接联系。有一两次办事处曾间接地给我送点情况资料，经苏联领事馆送交阿克苏苏新贸易公司转给我。这期间，我意外地收到过一封家信，
是寄到延安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由办事处转到迪化，最后才送到阿克苏的。
这是我离家十多年后第一次收到家书，信内还附了我老母亲一张照片。大哥的信充满感情，他说多少年来只收到过我从福建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但得到很大安慰；并说多年来天天看报，随时留心我的消息，等等。我看着老母亲的照片，像是在做梦一样，脑子都发晕了。
1940年七八月间，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曾路过新疆。
9月间,盛世才突然给我来个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要我回家探望,他为照顾我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我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我回延安。
我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我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我们一家三口去迪化。头一天住在库车县,林基路夫妇热情招待了一番。第二天到迪化,住在招待所,冯铉去看望了我们。
我到办事处见陈潭秋,那时他已接替邓发的工作。他告诉我,调我回延安的经过。原来周恩来在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我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我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
那时候苏联和重庆之间有条航线。我在迪化住了几天，就坐飞机出发。冯铉到机场送我,盛世才也去了。我是1937年5月初到迪化的,前后在新疆住了3年多,其中有1年多是在南疆。
飞机飞经甘肃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窥探,我找一个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在一口水井里，因为盛世才给我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当晚住在苏联招待所,第二天到了兰州，住在苏联空军招待所.然后我们坐上吉普车,对外声称是送电影片去检查的,车一开就开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见到伍修权。在办事处住了几天,我们从不出门一步。
几天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我们上了汽车，想和我们搭腔，试探我们是否从新疆来的。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只顾和车站上的人谈话，没看见我，我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那几分钟真难熬。
到了西安，一进城门，就让我们下了汽车。我们就雇了黄包车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林伯渠。
回溯我在新疆那段期间，从1939年秋，国际国内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蒋介石加紧和我党闹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因而盛世才也就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接连制造各种阴谋案件。
1940年我离开新疆时，盛世才和我党关系已经非常冷淡，经常闹别扭。因此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苏联忙于打仗，我党也正处于空前困难时期，盛世才便背信弃义，乘机下手，一下子把中共在新疆工作、学习的人抓起来投入监狱，残酷迫害，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
事后来看，我党同盛世才那二段统战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误之处，的确值得认真加以总结。苏联没有料想到蒋介石会拉拢盛世才，但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的。
在延安总结新疆工作时，我曾向邓发讲过这一点，他是否向中央反映过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有以下几点：
当尧乐博士叛变逃跑，哈密的职位空出来时，盛世才曾有意叫新兵营派人接管，把哈密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当时把哈密拿到手，后来形势发展会大有不同。哈密地理位置重要，东与蒙古接壤，南与陕甘宁边区邻近，黄河一上冻结冰，来往很方便。
我们如控制了哈密，可利用多种关系到甘肃绥州、二米子河开辟工作。
从经济上说，我以商业形式出现，把新兵营的刘崎（原一方面军的，解放后曾任交通部顾问)派到酒泉做买卖，新疆有盐，苏联有布，这都是当地人民所需要的。
从政治上说，我们利用这个点扎进去，团结地方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办个抗大式的学校，再把学员派回新疆内陆工作。这样由西向东逐渐发展，河西走廊可为我所有。再把工、青、妇组织起来，在绥州、甘州建立个民主政权。
从军事上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绥远、内蒙古，我可派人与西北五马联系，绥州、甘州、兰州、凉州和青海各有一马，可和他们搞统战关系，共同抗日。盛世才的部队只要汉族人，我党可组织各个民族的抗日队伍加以训练，再派回地方工作。只要我们掌握了一支好的武装，蒋介石就进不去，因为他要进新疆只有经过哈密这条道。大门堵住了，盛世才也就不敢轻易背叛了。
第二、1939年日军进攻包头，战火烧到五原，蒋介石耽心苏联援蒋军用物资的通道被切断，曾命令盛世才派两个团到二米子河。他无兵可派，我们却有兵不派，坐失良机。当时我们有100多个干部，400多名战士。后来苏方派了第八团8000人，全是机械化部队。如果当时由我方派兵，就可以在酒泉设立办事处，打通河西走廊，和苏联联接起来，不怕蒋介石后来打我们。
我们在新疆时，中央的重要文件、书刊，到办事处是可以看到的，但却不能根据中央指示讨论和布置工作，而要按苏联政策办事，苏联那一套做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意见。
那段工作如何总结，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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