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袭通安州
干部团先遣营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是艰苦紧张的，陈赓同志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既要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又要接着抢渡金沙江。过江后又强行军奔赴通安州，同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也是极其艰苦、紧张的。
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集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当时通过电报我们已知道，进袭金沙江的另外两个渡口——龙街渡和洪门渡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掉，那里江面较宽，又有敌机轰炸，无法架桥。我军不能从这两个渡口渡江，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成为保证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刘伯承同志和我是清晨到达金沙江畔的。陈赓同志率领干部团后梯队主力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已到中午。刘伯承同志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全军安全渡江。
这时，我们还没有搞到7只船。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干部团除留先遣营防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赓同志指挥，渡江后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陈赓同志带领干部团在进占通安州的中途，遇到一些零星敌人袭扰。敌人在山头上向我部队不时打冷枪，并推大石头往下砸。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大石头砸伤。后面的同志机警地贴着峭壁、死角躲闪跃进，终于冲了上去。
一到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有1个旅共两个团和1个迫击炮连，由旅长刘元塘亲自指挥。而我军只有1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于是，在通安州山顶小镇上，打了一场极其激烈
的遭遇战。先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同志估计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我带防守渡口的3营，火速赶到通安州，同团主力一起战斗。
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任务很重大、紧急。我们跑步，奋力爬山前进，黄昏时分赶到那里。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对峙着。陈赓、萧劲光、毕士梯同志都正在紧张指挥战斗。
毕士梯同志对我说：“仗打得很大，刚才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
我传达了刘伯承同志的命令。陈赓同志和我再一次对干部团的同志们进行了政治动员。同志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坚决拿下通安州。由于敌人正面为开阔地，火力强，我们不便正面进攻。于是，我们决定2营在正面佯攻，把1、3营调到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人的左侧。全团上下行动迅速，坚决英勇。经过拼命争夺，我们占领了小高地，连续向敌人冲锋，终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生俘敌人官兵也相当多。敌人残部不支，向会理县城逃窜。人夜，我军占领了通安州。
通安州战斗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战斗是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全胜，为我1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们占领通安州后，全团便在街上驻下，掩护全军渡江，中革军委对我们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第2天，全团开了庆功大会。
我红军除少数部队从其他地方渡江外，大部约几万人都要靠7条船从皎平渡渡口渡江，组织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为了加强对大军过江的组织领导，5月5日，中革军委组成以陈云同志为司令员、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的渡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当天，朱德总司令来电指示：敌8日有到皎平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敌隔断或被敌两岸夹击的危险，因此，务必不顾疲劳，兼程前进，“部队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间断”。5日军委纵队已渡完，3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1、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在渡江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军利用7只船，昼夜抢渡，秩序井然。晚上烧柴火和点亮气灯。金沙江两岸灯火通明，江两岸高山耸立，是个狭长地带。敌机进不来，只能在高空飞来飞去，盲目丢几颗炸弹，并不影响我军渡江。虽然滇军跟在红军后头追，但因有5军团殿后，在顶着打，还有9军团在迷惑敌人，掩护我大部队过江。因此，经过9天9夜的连续抢渡，红1方面军的大部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几只烂草鞋！我红军宣传队还为此编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在部队演出过。这个戏，热情歌颂了我军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尽情嘲笑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扼守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干部团在通安、会理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国民党曾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蹈石达开覆辙，全军覆灭。
大渡河确实很险，江面虽不很宽，但是水流湍急。河床里由上游冲下来的大石头很多，河里的旋涡一个接着一个。河水翻腾着，咆哮着滚滚流去。沿河两岸100多里全是悬崖峭壁，很少有老百姓居住。只是沿着河边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路。
5月下旬，1军团首先抢占安顺场渡口，并对敌人实行警戒。这里无法架桥，找到的几只船又太破旧，难以很快修复。为了抢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沿江而上，抢夺泸定桥。
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是1军团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仍从安顺场渡河，再沿河东岸北上。1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两面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
26日，中革军委命令我干部团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担任警戒任务。27日，我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开往安顺场方向，接替第1团在老铺子的警戒任务；经老雅贤留1个营，接替第6团的1个营在该处的警戒任务；经小水溪留警卫排，接替第2团1个连的任务。
并接收、监护警戒任务所在地附近的大渡河船只，掩护1军团北上。我团留3营于河南岸守安顺场渡口，其余主力从安顺场过江，接过杨得志同志领导的那个团的防务，扼守渡口。杨得志同志率部随刘伯承、聂荣臻同志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北上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
安顺场是个小镇，背靠峻巍的营盘山，面对咆哮奔腾的大渡河。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翼王石达开，就全军覆没在这里。我们干部团在此坚持了两天，守住了安顺场和沿河接防点。我主力部队抢渡泸定桥成功，大部队胜利过了大渡河。国民党断言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了！我们在完成掩护、堵住追兵的任务后，于30日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芦山前进。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成立新的红军学校
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7，我们到达四川懋功。1方面军和4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全军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事，如今变成了现实，大家那个高兴劲儿，是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两个方面军的同志们互相体谅、关心、帮助，非常亲热。1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显得很疲惫，吃的穿的都比较困难。4方面军人比我们多，物资也多，他们从各方面主动帮助我们。
李先念同志当时任4方面军30军政治委员。他率30军和9军一部在懋功县城迎接我们。4方面军的同志们一见到我们，就拿出很多吃的、用的东西送给我们，对我们热情帮助，关怀备至，还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兄弟的无产阶级友爱团结精神，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陈赓同志在4方面军工作过，早在鄂豫皖苏区就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领导作过斗争，后来到上海治伤，还向中央揭发过张国焘的问题，因此张国焘很恨他。这次见面后，张国问他：“1、4方面军比较，各有哪些长处和短处？”陈赓同志是个很直率的人，从不模棱两可，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在1方面军和4方面军都干过，依我看，1方面军和4方面军都好。4方面军能打仗，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好；1方面军除了能打仗，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比4方面军做得好一些。'张国焘听了很不高兴，要整陈赓同志。张国焘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1、4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4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的校长倪志亮，政治委员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由于张国焘要整陈赓，陈赓同志无法在红军学校工作，被调至1军团任师长。这时，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都到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干部团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韦国清同志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在此期间，有这样一件事，就是中革军委政治部指示干部团，为萧劲光同志平反，恢复其党籍。根据上级指示，由干部团总支书记方强同志召开总支会，为劲光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并代表组织和劲光同志谈了话。
萧劲光同志遭受冤枉，被开除出党是1934年1月的事。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发展起来的。“左'倾冒险义义者一进中央苏区，就搞什么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
萧劲光同志被诬为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本来是王明“左'倾盲动军事路线造成的，却被毫无根据的说成是萧劲光同志推行罗明路线的结果。因此，他遭到严重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义义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萧劲光同志5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其党籍。由于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劲光同志被关押1个月以后，即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教战术和政治两门课。
长征开始，劲光同志任上干队队长。劲光同志虽蒙不白之冤，但他一直忠心耿耿，积极工作。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深得人心。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到毛儿盖时，让上干队的党支部讨论了取消萧劲光同志的处分问题，通过了恢复萧劲光同志党籍的决定。1935年8月，中革军委调萧劲光同志到3军团任参谋长。
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粉碎张国焘的阴谋
在1、4方面军会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活动，并与国民党亲日派加强了勾结。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一决策得到全党全军的热烈拥护。
窃据4方面军主要领导职位的张国焘是1个机会主义者，惯耍阴谋，野心很大。他把4方面军视为已有，自恃人多，兵强马壮，看到1方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瞧不起1方面军，便向党伸手争权。
1935年6月26日，在会师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作出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一返回营地，便在军内散布谎言，挑拨1方面军与4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歪曲党中央北上正确方针，并提出所谓“组织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向党中央要权，同时借以拖延4方面军北上行动。
8月4日，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方针，但实际仍坚持错误，对抗中央的决定，继续反对北上，坚持要南下，背地里大搞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活动。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包括1方面军的1军团、3军团和4方面军的4军、30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包括4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和1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学校编在右路军。我们是从四川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的。这一带是藏民区，一切都与内陆不同。红军进入这里之前，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驱使老百姓弃家逃走，我们像到了无人区，到处找不到人，吃粮成了大问题。我们饿着肚子住在喇嘛寺。
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我们常常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主要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一有机会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作解释，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有的地方还帮助他们建立了革命政权。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情况大不同了，藏民们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我们，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
8月下旬，右路军先走四川松潘，又北行40里，进人了杳无人烟、禽兽罕见的草地。那里青草遍野，一望无际；气候潮湿，经常雾气弥漫，几乎每天都要下雨。最难走的是沼泽地，只能踩着草根走，若陷人泥潭，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没顶牺牲，我们就在这样的草地上走了7天7夜，8月底，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不久，左路军主力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北上不行，主张南返，到天全、芦山一带发展。因此，他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还是北上，张国焘一意孤行，对中央的多次决定拒不执行，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打电报给中央，荒谬地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他还电令右路军全部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阴谋很愤慨，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决定率领1、3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
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团结，强忍住没有发作。我对1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讲：“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3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我们还明确地告拆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何畏，原为4方面军第9军军长，积极追随张国焘，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逃跑了。这时，他一得知红军学校北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于是张国焘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传达了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此命令异常不满，但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到了这里。我们都赶到毛泽东同志跟前。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这时持枪带着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毛泽东同志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3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毛泽东同志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1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4方面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4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4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粹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阴谋。
到达陕北
4方面军的学员走了以后，特科团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我们到甘肃卓尼俄界宿营。甘肃军阀鲁大昌师在腊子口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腊子口形势险要，突不破这一关，就打不开通向陕甘的路。先头部队从侧面攀登上去，夺取了腊子口，大部队顺利通过。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休整了几天，进行改编。
这时，右路军只剩下1、3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几千人了，遂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1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为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属3纵队，陈奇涵任校长，我任政治委员。从哈达铺开始，以后打仗不多，但是敌人的骑兵对我们威胁很大。
到了吴起镇，就到陕甘革命根据地了，大家都很兴奋.接着，我们到了瓦窑堡，这里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大家更高兴了。以后随营学校和后方卫生部队合起来，又改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我任政治委员。不久，我调到红28军工作，由原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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