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杜聿明偶然造访郭汝瑰家，发现郭家的沙发上都打着补丁，饭桌上的菜更是十分简单，一共三盘菜，都是素菜。
他特意来到郭汝瑰的书桌前，看看他的书信来往。只见书桌上只有《孙子兵法》几本书，还有未写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古代将帅为将之道》。
于是十分意外的杜聿明向校长检举揭发：“在国军中，我算是比较清廉的，可是他比我还廉洁，到了不像话的地步。他不贪财不好色，家中用的是陈年老家具，家人吃饭餐餐无肉。他可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啊！他的行为举止都透露着一股共产党的味道！” 校长听后大怒：“N希匹，我们国民党的官员，难道就只会贪财好色、到处捞钱吗？堂堂国民党高级将领，有这样作风应当值得表扬。要是其他人都能像他这样，早把共产党拿下了！” 所幸，杜聿明一直找不到郭汝瑰是地下党的有力证据，只好作罢。不过，杜聿明从此不在郭汝瑰面前讨论军机大事。
“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这就是特工的绝妙贡献之处，我们从这句话上可见一斑，这是台湾媒体用来形容红色特工郭汝瑰的句子。校长的信任和这句话，从侧面可以看到我党特工的厉害之处。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高层军官中，有一批高级特工潜伏在其中，为我党秘密提供情报。
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时任机要秘书，深得胡宗南信任；
还有时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兼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
在我党的众多特工中，这三位最为出名，他们都是潜伏在国民党高层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解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熊向晖、韩练成、郭汝瑰，从这三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的质量来看，郭汝瑰的战绩最为显著（包含但不限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剿总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
1907年，郭汝瑰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铜梁）的书香世家，他出生时家道中落，郭汝瑰原名郭汝桂，因为桂花盛开的时节正是农历八月初九，那是清朝科举考试的日子。其父亲壮志未酬，将希望寄托于长子身上，所以给他取名为郭汝桂。谁也没料到，这个男孩后来成为了校长身边“最大的共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
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
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
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校长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
在军校中很多有志之士想要加入共产党，郭汝瑰也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向已经是共产党的同学袁镜铭，多次表明过自己的心意。由于他的堂哥是国民党中的重要将领，郭汝瑰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顺利入党，袁镜铭告诉他还需要通过考验。
1927年4月12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校长打破和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命令国民反动派捕杀共产党人。当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手握两师一旅的兵力，是川鄂边防部的副司令。
1927年4月14日，校长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吴玉章
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
傅秉勋
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
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校长表示效忠了。
郭汝瑰并不知道堂哥的小动作，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斥责校长背叛革命的行为，并收获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爱情，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校长合流反共。全国正笼罩着白色恐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
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校长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校长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
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青年郭汝瑰
校长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
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
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
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老蒋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杨杰
（插曲：校长最喜欢的头衔——黄埔军校校长，不然军官们都不能叫自己校长了；陆军大学的杨杰校长本来好好的，蒋校长也一定要去兼一把校长，硬是把杨杰改成了教育长。据不完全统计，蒋校长兼过的军校校长至少有20多个……军校就不说了，连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校长竟然也要去兼一把，这就实在无法理解了。
抗战爆发前，校长的主要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此后，校长在1937年8月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长；1939年11月任行政院长；1943年6月任国民政府主席。此外，校长身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中央设计局主席、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理事会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等。校长同时获得党、政、军和民意机构的最高职务。
张治中属于比较敢说话的，在这方面经常劝诫阻止，闹了很多笑话，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看看张治中回忆录。比如那个广为人知的梗：
滇缅公路打通以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一个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校长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建议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校长勉强同意了，但何应钦怕因此得罪了校长，不敢就任。
你说，这么多的重要职位校长都自己一把抓，能叫独裁吗？）
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校长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
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并到校长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陈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14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
这时的校长，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
第14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第42旅旅长曾经在粤汉地区有过畏敌事件，于是叫副师长来处理，结果副师长也不愿意干，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只能让郭汝瑰代理42旅旅长一职，情况紧急，受命于危难之际，郭汝瑰带领42旅去往上海郊区与日军交战。
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其遗书写道：“我如今生死难料，如果阵地还在，说明我还有命见到各位；如果阵地失守，那就说明我与诸将士一起战死沙场、身膏野草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还请关照我的妻儿。”
郭汝瑰抱着必死之心，与阵地共存亡，文员与炊事班的战士也纷纷拿起了武器与日军决一死战。他们在郭汝瑰的带领下与日军交战七天七夜，损失大半，阵地还在。当上级传来撤退命令的时候，八千战士只剩下二千多人。
这是淞沪会战中战绩较为显著的一支部队，郭汝瑰一战成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组成了一个慰问团，专程来看望42旅，还给郭汝瑰单独送了一件毛衣。
郭汝瑰带领余部退至武汉，经过淞沪会战后，陈诚对他刮目相看，任命他为陈诚嫡系部队54军参谋长。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
起初，校长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会战，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
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认为如果在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做出这个背水作战的方案肯定要被骂死的，因此斗胆直言：“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居高临下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陆海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两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
郭汝瑰分析了敌人的几路进攻情况后说：“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深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坡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日军也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校长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
暂五师是由各种杂牌军组成的，其中不乏土匪武装和山寨武装部队，很多将领都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郭汝瑰来到暂五师军中，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军中的经济、军事、生活全部公开，并且经常与士兵们一起在大雨中守卫在最前线。郭汝瑰对暂五师倾囊相授，教官兵们运用作战技巧、如何巧攻敌人中心、消耗敌人火力、怎么样判断敌人的粮草动向……
郭汝瑰鼓励官兵就像是鼓励过去部队里的兄弟一样，谁杀了一个鬼子，他就授予谁抗日英雄。
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1942年2月16日，国军杂牌军暂五师，在郭汝瑰的领导下，打出了惊人的战绩，他们依靠奇特的战术，打败了日军的王牌部队，夺回了长沙战役中失去的最为重要的阵地——飘风山岭至汨罗江防线，俘虏了大批的日军俘虏，还缴获了许多枪炮。
郭汝瑰还创造了抗日保卫战的经典战术，当初日军预计在春节之前拿下重庆，暂五师将日军的美梦变成了噩梦。在这次战争中，郭汝瑰战术得当，以弱制强。重庆各大报社纷纷宣扬郭汝瑰的战绩，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1942年10月，英国特地请郭汝瑰代表国民党政府去往英国授课30天，讲述他的传奇战术。当郭汝瑰授课完毕回国来到重庆，后有人为了感谢他带兵守住了重庆，送给他5千银元，郭汝瑰分文未取，全部分给了军中的士兵。
郭汝瑰不爱钱财，这在国军上下广为流传。宋庆龄多次在外说郭汝瑰是“没有私心”的将军。
”国母“宋庆龄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5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校长，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校长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3年鄂西会战，开始的时候日军横山勇用闪击战术，在短短七天里，钳掉了第73军大部。中国军队死伤一万三千多人。常德大门已被撞开，危在旦夕，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是新近才从第五战区调来六战区，对本战区情况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战区原有精锐郑洞国第8军，李延年第2军，方靖第66军又于此前抽调去云南远征了。
校长急得坐立不安，召回时任远征军司令官的陈诚，陈诚连夜拟定了个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将国防研究院的几位他熟悉的研究员接去征求意见。陈诚点名接去的研究员是郭汝瑰、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四人。
魏汝霖、潘国华、石祖黄三人先后发表意见，亦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抢占常德粮仓。在完全同意保卫常德作战方案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的兵力运用问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只有郭汝瑰说：“我判断日军这次兴师动众的目的，不是来抢什么粮食，而是要吃掉六战区的主力。”这一判断与众人看法不同。几双狐疑的眼光都射向他。陈诚一脸狐疑。
一位年长的研究员反驳道：“日军拼命攻占常德北面石首、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其抢占常德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了，怎么能不是为了抢占常德呢？”另一位研究员也起而反驳：“就常德所处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言，日军也是肯定要抢占的，何况敌人已经攻破了北面防线。”
陈诚对郭汝瑰说：“那就说说你的理由。”
郭汝瑰走到地图前，指点着地图讲道：“据我看来，日军对安乡、南县的突然袭击，也仅仅在于吃掉第73军而已。因为日军除集结兵力进攻洞庭湖地区以外，在宜昌、枝江、沙市也集结有重兵。总之，日军的兵力是沿长江北岸一线摆开，他们摆开这样一个阵势，是要干什么呢？再回过头来看日军对洞庭湖地区进攻的战术，敌人的手段颇似希特勒搞的那一套闪电式钳形攻势。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或几次这样的动作，吃掉江南部队。”
众人沉默。陈诚又问：“照你看来，应如何办？”
郭汝瑰说：“第一，我江南沿线守军应以安乡、南县的教训为戒，力避被敌突袭歼灭；第二，应置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于石门地区，以作战区机动，此机动部队东可侧击向常德进攻之敌，西可侧击向鄂西进攻之敌。”
陈诚觉得郭的判断很有道理，决定改变计划。此时从前线发来的敌情通报又与郭汝瑰的判断正好相反：日军攻占安乡、南县之后，其主力正在调整部署，是要向西攻击南岸守军？还是要向南攻击常德？企图不明。但是，日军已经以有力之一部向常德方向进攻。
第二日，从前线发来的急电，才使陈诚恍然大悟。原来，日军第13师团两万余众，于5月12日夜间，从江南守军空隙的枝江、沙市等处偷渡长江成功，于13日清晨，突然从西北面向公安守军第87军袭来；同时，安乡地区第3师团等部，也突然掉头西进，向第87军东南方袭来。两路日军已对公安第87军形成钳形，来势异常凶猛，此时已判明，向常德北面进攻的那股日军，仅为第17独立旅团之一部，目的是佯攻常德，吸引中国方面注意力，掩护其主力对公安87军的钳形攻势。
陈诚见了前线发来的急电，禁不住拍案叫绝：“这个郭矮子，真有两刷子！”
当即，陈诚电令前线各部迅速调整部署，终于赢来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郭汝瑰作为参谋长，军事才华是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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