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顽强苦战（上）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直至摧毁苏区。是年夏秋，他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围剿”准备。
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分北路、南路、西路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进攻，其中北路军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担任主攻。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广大军民参战支前的热情高涨。国民党军虽重兵压境，但因屡遭失败，士气不振，各派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如果红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是有可能粉碎“围剿”的。
然而，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不仅在反“围剿”前实行分离作战，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而且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他们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得“左”倾冒险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1933年9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控制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开始由南城出发，经硝石进攻黎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及整补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然而，鞭长莫及，黎川于9月28日失陷。此后，红一方面军奉命深入敌堡垒地域，与敌激战于洵口、硝石、资溪桥等地区，不仅损失严重，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且“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
10月上中旬，东方军攻击硝石时，罗炳辉率红1师随中央军活动于抚河以西，钳制新丰街附近之敌，以配合东方军作战。东方军攻硝石不克后，10月13日，红1军团主力奉命暂时转移到抚河之东，寻机歼敌。
这时，红军消耗严重，严重缺编。按照编制，红3军团尚需补充1.1万人，红1、红5军团共缺额1万人，第19、第20师共缺额4000人。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不仅不注重加强和充实主力军团，反而不适当地强调创建新的军团。
对此，朱德、周恩来曾于10月27日致电项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顾及“各兵团素性及其领导能力”，红1、红5军团“足可指挥三个师”，但却“使之管辖两个师，且两个多月未曾补充”，即将成立的红7、红9军团“既无健全基础和指挥人才，反给以三个师”，这使得方面军用于决战的主力军团“有好指挥，而兵力不够”，而“多用于钳制和独立方面”的新组建军团“兵力多而无健全指挥”，“结果将使两方面都不能达到消灭敌人任务”。因此，请求第3师仍归红1军团建制，红5军团的第15师留在抚东，归红3军团建制，“如此抚东主力有七个师，抚西亦有更健全领导”，并建议将罗炳辉等人送红军大学学习。
但是，这一建议未引起博古、李德等的重视。10月28日，红军第7军团和第9军团正式宣告成立。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涛（李湘黔），供给部部长赵镕，卫生部部长张令彬。下辖两个师和独立第1、第4团：第3师（原红1军团第3师），师长张经武，蔡树藩兼政治委员；第14师（原红5军团第14师），师长程子华，政治委员朱良才。未设军团部和直属队，由第3师师部兼军团部。
虽然红一方面军在组织形式上增加了两个军团，但全军实力并未增加。原本作为主力军团的红1、红5军团因分别抽出第3师、第14师组建红9军团，仅各辖两个师，实力下降，不利于发挥拳头作用。而且，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战事异常紧张的时刻，红9军团的组建也并非易事。
组建命令下达后，红9军团的两个主力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均投入进攻作战，与红一方面军其他各部共同执行收复黎川的任务。在整个11月，第14师并未在红9军团编成内行动，而是归红1军团指挥，罗炳辉则只能指挥第3师。在此期间，红军在国民党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不仅未能恢复黎川，反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陷于被动境地。这更使刚刚成立的红9军团雪上加霜，组建工作更加困难。
1933年11月15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加速创造由三师及十四师组织之第九军团”；直至11月29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仍在要求“赶快整顿三师及十四师，使其于十二月初具有战斗力而能在九军团编成内动作”。此后，参谋长郭天民往来于两师之间，加快部队的整顿。对于郭天民卓有成效的工作，罗炳辉很满意，借“八府巡按”中的“八府”一词，逢人便说，他的军团里有一位百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称赞郭天民是诸事都管的好助手。
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面对这一有利时机，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8纵队由黎川地区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为截击该敌，罗炳辉以红9军团1个团向黎川西南端及石峰山以南佯攻，迷惑敌军，主力集结隐蔽于高溪、李家、绕家以西山地，配合红3、红5军团作战。12日，红9军团、红5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向进到团村地区的第8纵队第96师等部发起攻击。但是，由于各军团协同不够，兵力又不集中，且突击过早，打成了击溃战，虽杀伤国民党军近1000人，红军亦伤亡1074人。随后，红9军团在白舍、康都一段堡垒地域，钳制抚河两岸的国民党军。
团村战斗后，罗炳辉于12月14日向朱德、周恩来报告：第3师仅2236人，并根据实际情形，决定将营机枪排取消，团直属1机枪连，机枪4挺，每团编3营，每营两连，每连1轻机枪班6人，步枪班每班9人。
此后，红1军团进行了丁毛山战斗，红3军团取得了沙县战斗的胜利，但都未能扭转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
12月下旬，罗炳辉奉命率红9军团向泰宁集中，准备从1934年1月4日起在将乐、万安寨地区构筑堡垒，并向顺昌以北发展游击战争。刚到将乐，国民党军利用迷信组织的土匪武装“红枪会”2000多人，叫喊着“刀枪不入”，向红军冲来。罗炳辉指挥沉着，很有秩序地组织火力，待敌人进到红军射程范围之内时，果断命令开火，瞬间将“红枪会”打退，毙伤其500多人，俘虏1000多人。
1934年1月，中革军委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统一指挥，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并任中革军委，所辖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再次改称中央红军，但实际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李德手中。
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罗炳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而且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进攻。所谓“短促突击”，即敌人从堡垒里出来，推进到离红军阵地几十米或上百米时，红军即短距离突击，迅猛地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受到突击的敌人会马上缩回碉堡里去，红军只能消灭少量敌人，而红军出击的部队却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炮火的轰击之下，即使回撤也容易遭到敌人炮火杀伤。
这时，红9军团协同红1军团在将乐、泰宁、樟村之线待机，准备打击由邵武南进之敌。为阻止国民党军向建宁的进攻，红1、红9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迅速向建宁以北地区集结，并在红5军团的协同下，反击由黎川地区向南推进之敌。1月26日，红1、红9军团赶到建宁东北地区，准备由邱家隘东南地区向敌人实施反击。同时，红3军团由沙县西移，向泰宁发展。28日，国民党军陈诚部发现红1、红9、红3军团的动向，担心红军进攻黎川，遂暂时放弃原定进攻建宁的计划，以主力转向横村、樟村、西城桥地区集结，准备由樟村向南丰构筑封锁线，巩固后方。
鉴于敌情变化，红9军团随即转至五通桥地区，构筑工事，准备突击敌人。2月3日，罗炳辉、蔡树藩经分析后认为，“敌西城桥之堡垒已完成”，苏家桥、窑下虽被红军占领，但敌之堡垒已伸出，苏家桥左右方甚远，并突出芦坑的右前方，红军苏家桥、窑下第一线阵地，是在敌堡垒的包围线内，芦坑、五通桥第二线阵地，亦在敌之包围线内。因此，敌随时有迂回截断红军后路之可能，红军第一、二线阵地虽已构成，但均在敌堡垒封锁线内，地形复杂，正面太宽，敌如以较大的兵力向红军前进，则第一、二线很少可能扼守，战术价值甚小。因此决定，于2月4日开始构筑樟坊、增坊第三线工事，并扼要构筑、加固支撑点，如敌前进时，则顽强扼守。
2月9日上午，国民党军开始对红军第一线阵地实施猛烈的攻击。敌先以炮兵不断向红军第一线阵地各支撑点射击，随后又派来4架飞机进行轰炸。在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敌步兵凭借优势兵力从四面围攻红军阵地的每一支撑点，以分散红军火力。由于红军守卫兵力薄弱，弹药断绝，坪上圩、苏家桥、杨梅寨等阵地失守，第一线阵地随即动摇。随后，敌集中兵力攻击鸡公山阵地。
鸡公山位于西城桥以西地区，是扼守西城桥的要点。9日12时，国民党军以第14师为左翼，第94师为右翼，同时向鸡公山发动猛攻。战斗打响后，罗炳辉、郭天民等冒着弹雨靠前指挥，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坚守阵地的红3师第7团直属队和第1营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拼搏，特别是第1营营长岳忠山英勇异常。当敌人迫进工事前时，他挥舞马刀，跃出阵地，一连杀敌10余名，率部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再次冲锋时，他将手榴弹集中起来，连投五六弹，杀伤敌人30余名。全营官兵在他的率领下，多次与敌人肉搏，接连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岳忠山等英勇牺牲。
当敌人攻击甚猛时，罗炳辉命令第7团第2营由鸡公山的西端高地由左至右侧击敌人。但该部刚至山脚，敌已占领阵地，该部猛攻数次不能得手。战至17时，终因红军兵力薄弱，弹药用尽，鸡公山阵地被敌第94师占领。该团即退守第二线阵地，掩护从坪上圩、杨梅寨退下的第8团、第42团撤退。随后，守卫窑下的第41团亦撤出阵地，退守第二线阵地。10日，红1军团为支援红9军团，在三岬嶂与敌第94师等部激战，将该敌击溃。
2月13日，是农历的除夕。“爆竹声中除旧岁”，罗炳辉可没有心思过年，他的身边没有热闹的爆竹声，而是被激烈的枪炮声笼罩着。
林彪在1934年4月3日给军委的信中，对“左”倾领导者要求红军到处做工事提出了批评，其中指出：“九军团如不到处做工事、到处扼守，而集中力量做鸡公工事和坚守该地，敌六十七师有不被一军团赶到后之次日拂晓消灭的道理么？”
虽然在大的战略上不能改变“左”倾领导者“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打法，但罗炳辉一直没有放弃通过一些小的灵活调整来改变这种被动应付的局面的努力。时任红3师第9团连指导员的刘昂回忆道：
一天上午，罗军团长带着一个参谋、一个警卫、一个通讯员隐蔽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罗军团长叫通讯员喊我去，我当时在九团任连指导员，他用手指着敌人所在的位置对我说：“你们连顺着这条小河隐蔽接近敌人，插到敌人背后，截断它，吃掉一部分。”接着强调说：“要注意：一、你们不能与敌人正面相碰，避免打遭遇战；二、发现敌人乱打枪不要还击，按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三、放过前卫，卡断后路，包围敌人，隐蔽到敌人接近百来公尺再打。你们连就认真去执行这一任务，其他敌人如何消灭我另有安排。”
我连按军团长命令，迅速插到敌人背后，包围了国民党陈诚十三军五十余人的侦察队，一阵猛打，敌人不知所措，抱头鼠窜，多数当场击毙，剩下的当了俘虏。，从敌分队长身上还搜出一把刻有蒋介石名字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军刀，又缴获十多支德造20响驳壳枪，2挺半自动步枪，30多支步枪。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微笑，雄赳赳气昂昂地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回到驻地。当我们满载而归时，一直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罗军团长，满面笑容地急忙走下山来，对我们连声说：“你们打得好，就是要这样打。”我笑着说：“军团长指挥有方啊！这完全是按军团长的布置打的。”接着罗军团长表扬全连战士攻如猛虎，英勇杀敌，立了大功。勉励大家今后要打更多的漂亮仗。
罗军团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具体布置战斗任务的例子是很多的。他不但给你指出如何取胜，也指出战斗失利时又该怎样对付。我们一些老同志在一起时都说：“罗军团长作为高级指挥员能经常深入下层，亲临战斗第一线是非常可贵的。”他不但是一个掌握全面的战役指挥员，而且是一个多谋善断的战术指挥员，还是一个机动灵活的战斗指挥员。他又是一个宣传鼓动员，常给战士鼓劲。当时有几句口号，叫“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他身体力行，行军中走在前面，战斗时到第一线。平时，与各级干部和战士没有界线，亲密无间。
2月15日起，红1军团并指挥红3军团第4师，进行了凤翔峰、乾昌桥、司令岩等战斗，但均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至3月上旬，敌北路军第3路军已完成樟村至南丰的封锁线，并进一步筑垒推进，向南丰以南地区发展，占领了枫林圩、京溪山、三溪圩、三坑等地，并控制了三仙殿、石鼓山、五都寨、东华山一带高地，准备在此同红军决战。
在各路国民党军筑垒推进的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仍命令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师，由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统一指挥，向进占三溪圩、三坑地区之敌进行反击，企图阻止敌人前进。
3月11日拂晓，罗炳辉、蔡树藩指挥红9军团与红5军团第13师组成的右翼队，向东华山敌人阵地发起攻击。其中，红9军团主力以攻占东华山阵地为主要突击方向，同时以一部“占领三六七五以北高地及灵凤山，向石鼓山敌阵作有力钳制，以先吸引敌主力于此正面”。激战至17时，红9军团在红3、红1军团的协同下，终于攻占了东华山。随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各路红军向敌之纵深石鼓岭、立壁岭、三坑等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均因敌占据坚固堡垒和有利地形而未奏效。
3月13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全线反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三溪坑、三坑地区。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东华山、五都寨等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军英勇抗击，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但由于连日恶战，红军伤亡剧增，于14日被迫撤出战斗。
当天，罗炳辉、蔡树藩将红9军团撤至高池、欧龙之线，其具体布置为：第7团先以一部占领灵凤山，掩护撤退，待至高池后，再以一小部隐蔽集结于高池以西钳制敌人，其主力则隐蔽集结于西岭寺附近，并以该处为主要阵地；第9团先以一部在南保占领阵地，掩护伤员的后运和部队的前进，其主力则向欧龙移动；第8团、军团直属队在欧龙附近，准备侧击敌人。
3月22日，一直未到职的红9军团供给部长赵镕从瑞金赶到了军团部驻地甘竹。罗炳辉、蔡树藩对赵镕并不陌生，因为赵曾是红12军经理部会计科科长。对于老部下的到来，罗炳辉十分重视，他让警卫员给赵镕冲了一碗甜酒煮鸡蛋。谈到供给部的工作时，罗炳辉具体指示说：“部队在前线修筑碉堡，工作很累，生活很苦，饭量增了，每人每天平均要吃2斤6两到3斤米，这一线部队又多，粮食供应时常紧张，供给部主要是注意部队的粮食供应，其次是修理构筑碉堡的工具和油盐蔬菜的供应。”
数月来，在以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的作战中，红9军团2个师均有重大伤亡。这段时间，红9军团按照上级指示，把自己的碉堡修筑得高而且大，“有与敌竞相比高的模样”，结果十分吃亏。红军没有飞机和远射程大炮，高碉堡虽然可以观察得很远，却明显地成了敌人的轰炸目标。因此，罗炳辉曾建议军委改筑矮碉堡，得到军委批准，同意试筑。到3月底，甘竹前线的矮碉堡已修筑完毕，红9军团于31日奉命开回广昌整训，前线交给红3军团接替。撤离前，军团司令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进行检查，尤其是与群众有关的事宜，须了结的立即了结，该清退的立即清退”。
4月初，蒋介石按照既定的“会师赣南”的计划，命令北路军、东路军协力“进剿”广昌、建宁；南路军攻取筠门岭，向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的行动；空军第3队进驻南城，就近支援广昌、建宁地区的作战。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
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早在1933年10月即命令红9军团第7团在该地区构筑工事，进行设防。Il月23日，又命令红9军团第14师移至白舍圩地区，整顿和完成广昌工事第三阶段的任务，并令江西独立营移至广昌，构筑第四阶段的工事。12月13日，中革军委再次要求加强广昌地区的防御工事，准备在该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
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和红5军团第13师从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会同新从龙冈调来的第23师，以及原在广昌的红9军团，共计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
4月5日，罗炳辉、蔡树藩随即对所属第14师进行了部署：以第14师第40团5个连扼守石咀，以1个连及团直属队和该处的游击队扼守千善；以第42团1个营任河东岸守备，1个营位于甘竹任突击队；以41团1个营任甘竹的守备，另1个营及团直属队任广昌守备和加强工事。第14师政治部任城防工作，司令部率电台进到甘竹附近指挥。并将该部署报告了中革军委。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战术部署，博古、李德等却也强加干涉，并未同意，一天之内不顾各团实际，改变了3次部署。
对此，红14师师长张宗逊、政委朱良才在给朱德、罗炳辉、蔡树藩的报告中抱怨说：“从昨日午前至现在，部署奉命令改变了三次，现在的部署，明七日十时前，方可换防完毕。”然而，对博古、李德机械、教条的瞎指挥，罗炳辉又何尝没有怨气呢？4月10日，国民党军开始向广昌实施第一期进攻。中央红军主力奉命于盱江东岸抗击国民党军河东纵队，盱江西岸则只有红9军团和第23师等部，坚守百子岭、刘家堡、将军渡等阵地，抗击国民党军河西纵队。
4月中旬，红9军团奉命将防守任务交给友军，经广昌南的新安转移至头陂整训。一到新的驻地，各部均自觉地整理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有的单位不仅把屋内外打扫得千干净净，甚至把板壁、门窗都用清水洗刷了一次。18日，罗炳辉对来汇报工作的赵镕说：“各团都有大小不等的伤亡，我们奉命在此整训，是为了迎接新的任务。”
自4月12日起，盱江西岸的国民党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和第98师乘红军主力在盱江东岸激战，而且盱江水涨，渡河困难之机，改取以河西纵队为主，当晚向甘竹推进。战至l7日，敌已先后占领了百子岭、刘家堡、将军渡、仙山嵊、咸水岩、甘竹等地，完成了第一期进攻计划。
在消极防御的指挥下，眼看着阵地一个个的丢失，罗炳辉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依然愤懑至极，他于18日12时致信朱德，请求免去自己的军团长一职。朱德接信后，理解罗炳辉的心情，更相信罗炳辉的能力，于4月19日回电“您无条件的应继续担任九军团长职”。
4月19日，国民党军开始向广昌实施第二期进攻。红1、红3军团与敌反复争夺大罗山、饶家堡、云际寨等阵地，但终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河西纵队为协同河东进攻，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也连续突破红军的防御，至23日，先后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等阵地，逼近广昌。
4月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广昌不利于坚守，其附近地区大部系开阔地，便于大兵团运动作战；红军虽然构筑了许多“永久”工事，但是根本经不住敌军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彭德怀“再三说广昌不能固守”，“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但是，博古、李德仍然要坚守广昌，并以野战司令员朱德的名义下令要红9军团第3师和红5军团第13师组成东方集团，由罗炳辉、蔡树藩统一指挥，在盱江东岸抗击和钳制敌河东纵队，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以红1、红3军团和第23师组成西方集团，担任保卫广昌任务；以红9军团第14师和总部高射机枪连组成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坚守广昌。
4月26日，盱江东西两岸的国民党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在这狭小地区发动全线的总攻击。在盱江东岸，罗炳辉率部多次向敌人反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4月27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广昌。“他们不断地攻击着，像麦田里的麦穗波动似地。”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但终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当天，国民党军已占领巴掌形、清水塘、桃牌洲、藕塘下等阵地，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广昌，并准备第二天向红军进行全线攻击。28日，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红军退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激战18天，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红9军团伤亡很大，其第14师伤亡更大，仅剩5个营。战后，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14师连同第1、第4团均撤销了番号，兵员补充第3师、红1军团、红3军团和军委警卫团，红9军团实际上只剩1个师的兵力。此外，军团直属队改为师直属队，多余人员也补充到第3师，以充实基层。
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红军广大指战员极为不满。彭德怀在广昌战役一结束，就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愤怒地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他还气愤地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尖锐地批评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曾经支持“左”倾错误主张的一些人，也公开批评广昌保卫战“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
罗炳辉对这种打法很不满意，心情十分苦闷。他认为这样的消耗不从实际着手，毫无灵活的余地，完全是拿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开玩笑！看着一个个战士受伤、牺牲，罗炳辉心如刀绞，感到万分气愤。他在广昌馆前镇召开干部会说：“我们打了三个月，什么都没有缴着，子弹、手榴弹都打得差不多了，伤亡又这样大，一无所获，这是什么打法？但这又是中革军委的命令，也还要执行，毛泽东同志现在不在中央了，不知现在是什么人在指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法？这是凉水洗席，越洗越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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