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其中荣获上将军衔的共有55人，加上后来被补授的王建安与李聚奎，共57名上将。
应该说能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多数都是战功赫赫，其中知名人数着实不少，比如许世友、韩先楚等等将军，不仅仅是战功赫赫，更是个性鲜明，一些熟悉党史的朋友，甚至能够如数家珍的将他们生平事迹说出。
话又说回来，虽然多数将军身上都是功勋赫赫，但其中也有不少杰出的人，他们并不以军功而出名。
比如李克农，他就主要是负责隐蔽战线。
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开国上将，其实他工作的领域更为特殊，他不是以战功卓著而出名，而是以主管文艺工作而闻名。
他就是原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周桓。
尽管周桓不是以战功卓著而出名，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没有打过仗。
在诸多开国将军中，能够参加过系统教育的是少之又少，比如许世友将军，他是在投身军旅后，才逐渐的接触学习；韩先楚将军，小时候给地主家里放牛为生，后来还当过篾匠。
周桓将军上过中学，尽管相比于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开国将军要差些，但身上自带一股书卷气质。
1930年，周桓赴上海，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训练班学习，不久之后就被派到湘鄂赣苏区参加红军，当时周恒作为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受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欢迎，周桓就被留在了红五军任政治部秘书，后来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后，周桓也随之担任了军团政治部秘书。
图|1938年6月，周桓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左起）
不过，虽然参加过打仗，但周桓将军那时主要负责的是政治工作，那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就连吃的穿的都存在问题，更不要说日常的办公用品，所以为了节省，周恒将军就只能嘱咐大家尽量节省。
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以红21师、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后改称23师）组建红八军团，为长征做准备，当时正担任工人师政治部主任的周桓也随即到了红八军团。
长征开始后，红八军团虽然位居于侧后翼掩护，可因为所部大部分都是新兵，一开始在作战中就损失惨重。
当时，红八军团23师负担任务最重，不仅仅要负责行军赶路，还负责沿途作战，因为大部队之前已经过去，等到他们再经过时，已经很难再筹集到足够多的粮食。
令周桓最痛心的是血战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在赶赴湘江岸边时，遭到桂系两个师的伏击，大部队被打散，等到突围过江，时任军团长的罗荣桓、周昆收拢红八军团剩余人是，仅剩下了800余人。
要知道，在出发之前，这个数字还是10922人。
1934年12月18日，红八军团被撤销番号，全军并入红五军团，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的周桓，也被调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不过，其实也能看得出，周桓将军的长处不是作战打仗，而是做政治工作，这一点同他具备一定学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红八军团成立时间稍短，但周桓成长却很明显，特别是跟着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期间，学习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他后来从事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首要面对的威胁就是东北军。
尽管东北军在装备上要远远优于红军，然而打起来以后，东北军被红军打的崩溃，更重要的是，红军针对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许多良心未泯的东北军指战员都站出来，响应红军号召。
中央红军展开对东北军政治攻势后，决定在红军总政治部下专设一个敌工部，几经考虑后，中央决定由周桓来担纲这个重任，出任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周桓第一个做工作的对象，就是在榆林桥一战中被俘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
话又说回来，周桓对东北军工作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本身就是东北人（辽宁安东人），而且周恒也很擅长做政治工作。
时间一长，高福源也很受感动，一次他主动对周恒说：
“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会说服少帅联合红军抗日。”
周桓后来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彭老总，经彭老总请示中央后，将高福源放了回去。
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也因为有了高福源，中央成功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
整个战争年代，周桓始终负责的是政治工作，对于创建根据地、培养干部，周恒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毫不夸张的说，周桓在过去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是以一当千，以一当万。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桓出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东北局常务委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桓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为前线数十万志愿军将士提供了有利保障。
1955年9月，周桓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这三枚一级勋章中，也不难看出周桓的资历那是很老的。
周桓之所以不如许世友、韩先楚名气大，主要在于他日常负责政治、后勤工作较多，不负担前线指挥打仗的重任，但后勤的工作对于军队而言，作用是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一个战争的成败。
1955年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邓华出任司令员，周桓任政委。
除了日常政治工作外，最突出的是周桓在文艺工作上的作用。
熟悉周桓将军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多才多艺、酷爱文艺，在诸多开国将军中是非常少见的。
早在东北解放后不久，周桓就参与过部队文艺创作工作，帮助部队作家陈其通创作了话剧《炮弹是怎样炼成的》和《万水千山》；帮助指导解放军前线话剧团青年作家刘川，创作了话剧《烈火红心》和《第二个春天》，这些剧目演出后，还曾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许多部队的文艺团体都知道周桓将军善于做这些工作，都请他出面修改剧本、帮助导演曲目，时间一长，周恒后来被文艺界的人士称为是“全国总导演”。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受到了批判，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邓华后来也被受到了牵连，并于1960年被安排到四川出任副省长。
周桓将军与邓华搭班子，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当年抗美援朝期间，周桓主要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与彭老总、洪学智、邓华都有过交流，也很相信他们的为人，对于当时地方的现状，周桓将军也心知肚明，因此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不语。
即便如此，周桓将军还是受到了影响。
同年，周桓被迫转业到地方，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主要负责主管文艺工作。
图|邓华
周桓将军毫不气馁，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他本就热爱文艺工作，他上任之间，辽宁省的文艺创作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周桓将军经过考察后发现，主要是因为缺乏人才导致。于是上任后不久，周桓将军便派出省委宣传部长安波和省文化厅到北京招聘人才，不久之后，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文艺人才都被充实到各个岗位。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周桓将军虽然面对压力，但始终坚持文艺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强调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有时也要学敌人的。”
一次，辽宁省歌剧院要编排一出歌剧《阿诗玛》，为了创作好这部歌剧，周桓将军亲自出面，请来了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李坚修改剧本。为了让李坚有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周桓将军还将他安排到专门接待干部用的高级宾馆居住。
然而没想到的是，才隔了几天，李坚就给周桓打电话：
“我不想修改这个剧本了，要回北京。”
周桓吃了一惊，立马赶到宾馆探望，一问才知道原因。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所创作的一出经典曲目，其历史来源悠久，深得观众的喜爱，1964年还被改编成电影过。
然而辽宁省歌剧院当时编排《阿诗玛》，社会上却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有人更是声称：
“《阿诗玛》缺少群众斗争场面，不讲阶级宣传爱情至上。”
李坚当时听到了社会上种种质疑的声音，出于某种担心也不敢再写下去。
图|电影《阿诗玛》
关键时刻，是周桓将军站出来，力挺李坚创作，但他并没有直接挽留李坚，而是带着他到了省委小礼堂，看了一部墨西哥电影《妇女》。
事后，周桓将军问：
“你从这部电影中有什么感想？”
李坚回答：
“产生了一种对剧中主人公的命运的同情感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感。”
“好！”周桓将军十分高兴，他拍了拍李坚的肩膀说：
“这体现了一部作品的进步性。你不能把处在不同时代的阿诗玛写成像刘胡兰一样的形象。”
李坚这才明白，周桓将军带他来看这部电影的用意。
事实证明周桓将军的远见卓识，李坚创作的歌剧《阿诗玛》一经演出，引起了轰动，受到了人们普遍喜爱。
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周桓将军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儿子周单被害，给将军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周恒将军也始终没有屈服。
从周桓将军对文艺工作的坚持不难看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将军。
五十年代周恒将军任沈阳军区政委期间，二儿子周雪松恰逢高考，以当时情况来看，是很有可能被安排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
因为哈军工本身就在东北，离家也很近，周雪松曾尝试的问父亲能否安排，但却被父亲泼了一盆冷水：
“你是周桓的儿子，不能搞特殊。凭你的成绩，考上哪个学校就去哪个学校读书。”
周桓将军的老战友也觉得他对儿子太严厉，主动劝说他：
“老周哇，哈军工就在东北，孩子去念书是好事，找人说个话就行了，你若不方便，我们给办。”
然而周桓将军一点也不给老战友面子：
“谁办，就破了咱们党的纪律，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周雪松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矿部门工作。
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桓将军的老家经常被偷，大到一袋白面、大米，小到几块咸肉，几块布都被偷过，那时周桓将军的老母亲已经年过七旬，和两个患病的女儿相依为命，虽然以周恒将军的能力，是能够给家里改善条件，但他从来没有倚仗权势，要求地方为家里提供方便。
图|周桓
一次，周桓将军回家探望母亲，带着大包小包东西，结果当天晚上，小偷凿开他们家的后门走了进去，背起一个大包袱就要走，偏巧将军的母亲当时还没睡着，一个翻身就把小偷抓住了，惊动了将军跑出来。
也许是有了儿子做主，老母亲很是生气，想起之前被偷过几次，老人非要让小偷跪下来磕头认错。
周桓将军没有一味的偏向母亲，而是问小偷：
“这东西是你的吗？”
小偷嗫嚅着回答：
“不是。”
“不是你的包你怎能私自来拿呢？这样做对吗？”
小偷连连认错求饶：
“我该死，饶命，下次绝不敢来了。”
周桓见小偷认了错，于是说道：
“知错就改，这很好，但必须注意，为人要堂堂正正，不要猫道来狗道去的，今晚我就放你回去，以后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小偷也没想到将军如此大度，一下子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哪知道将军一见这种情形，顿时大怒：
“站起来，不争气的东西，难道跪拜就能使你知道痛改前非了吗？”
为了让小偷长记性，周恒将军没有让他从大门走，而是让他从后门走：
“那你就从这后门出去，痛改前非也从这里开始！”
小偷这才意识到，周桓将军的良苦用心。
图|左一为周桓上将
改革开放后，周桓将军又重新复出工作，担任辽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9年，周桓将军受邀出任国家文化部顾问，虽然他那时的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但仍然为文艺工作不遗余力的奔走。
当时，中央芭蕾舞团急需要重建，当时文化部派张敦到芭蕾舞团出任党委书记，对恢复重建工作始终很头疼，他想到自己原来在周桓将军手下工作过，希望能请将军出山工作，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也很支持，但考虑到周桓的身体，黄镇也犹豫再三。
然而周桓将军得知此事后，不等吩咐立即赶到了中央芭蕾舞团，展开调研。
其实中央芭蕾舞团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艺团体，并不缺乏人才，而是因为多年搁置，发展停滞不前，有的演员年龄偏大，急需要退出，而有的演员思想仍然放不开，心存疑虑，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的待遇普遍很低，一部分年轻演员看到了社会上不少演员走穴演出，赚了不少钱，心里很是动容。
周桓记得很清楚，一次一名舞台演员在排练时突然晕倒，后来被紧急送到医院，结果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营养不良。也难怪如此，当时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月津贴只有48元，而一天的练功补贴就只有3毛。
周桓从国家体委请来了专家，现场对演员的运动量进行测算，发现每名演员的运动量已经达到了国家女排的运动员水平。
回去以后，周桓与黄镇商量，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国务院反映这种情况，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一意见，使得这一情况得到了妥善解决。
周桓将军虽然年迈，但始终为文艺创作工作不遗余力的奔走，他在文化部和中央芭蕾舞剧团工作期间，还受杨尚昆、李伯钊的邀请，出任反映红军长征的大型歌剧《北上》的顾问。
一直到1982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周桓才返回到部队休养。
即便如此，周桓将军仍然不顾身体上的病痛，抱病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
1988年，周桓将军被授予了一级红星勋章。
这枚勋章，无疑也是对将军过去所作功绩的一个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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