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我所在的三军团红4师10团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面的军事要地，向南经石城可直趋瑞金。这一带多为中等起伏地，盱江经广昌城东侧向北流去。
激战首先在广昌以北地区展开。6师18团在这里构筑了工事，形成碉堡群，准备坚守。我团的任务是担任“短促突击”，即阵前的反击和反冲击，来杀伤和消耗敌人。敌罗卓英、周浑元等部分路向我军发起进攻，在飞机掩护下，每日前进几百米、上千米。他们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以'堡垒推进'来对付我们的“短促突击”，一般不脱离堡垒火力点的掩护，一停下来就用预制构件做堡垒。而我们弹药少，又无大口径火炮，缺乏攻碉堡的能力，仗越打越被动。
半年多来的反“围剿”，打的全是消耗战。原先缴获的子弹儿乎都打光了，现有子弹是我军兵工厂用旧弹壳翻制的，装的是土火药，打不远，也打不准，手榴弹也是土造的，爆炸时只有几块碎片，杀伤力不大，数量还十分有限。面对敌人的进攻，我军的火力根本压不住敌人的集团冲击，“短促突击”的行动，不是在敌阵前被轻重机枪大量杀伤，就是刚脱离阵地即被打回来。敌人的飞机几乎擦着地面飞，对我军的碉堡和工事猛烈轰炸与射击，敌军的炮火也暴雨般地袭来。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躺在土埂上，看到炸弹向左边落，就滚到右边，反之亦然，有时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爬出来再战。如果炸弹落在身上，那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大家心情都非常忧虑。我们前后打了18天，边打边退，一直拼杀到广昌城下。多少好战友被敌军的炮火打死、炸弹炸死，或被压死在炸塌的战壕里、碉堡中，广昌城内外尸横遍野。这是我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血战。4月28日，广昌终于失守，红军共伤亡5000多人，其中我3军团就伤亡2700多人，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和部队的重大伤亡，使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我感到这次反“围剿”的打法，同毛主席领导我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时是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扬我之长，克敌之短，经常打胜仗。
现在是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又打不好，走又走不成。大家说，这种打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部队天天减员，骨干几乎都打光了。短短几个月，我们10团就补充了3个新兵团的新兵，才勉强保持满员，但由于骨干伤亡太大，部队元气一时难以恢复。团里的干部也像走马灯似地更换：胡浚团长调任5 师参谋长，沈述清来接他，孙发力当政委不久，就换成唐亮，唐只干了一个多月，又因病换成方镇钧，方没几天也走了，由杨勇来当政委。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感到有劲无处使，只有抱着“打死一个敌人够本、牺牲了就算是革命成功”的想法。在撤离广昌时，敌军紧追不舍。杨勇政委率领全团拼死打了一个反冲锋，这才将阵脚稳住，顺利后撤。
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集中31个师，分6路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进攻，根据地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均已被敌占领。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但我们的战略方针仍无变化，博古、李德始终不敢大胆地将主力打出外线去，只是机械地命令红军6路分兵，进行消极的全线抵御。
后记：
张震（1914年-2015年），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广昌之战时任10团通讯处主任，管理通讯排、电话队、司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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