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尸骨未寒，军统局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就开始拉帮结派，争权夺利。
戴笠在世时，绝对不允许军统内部有小团体，都得以他为核心，否则严惩不贷。
而如今，三巨头各显其能，竞争雌雄，下面的人也积极地寻找新的靠山。
戴笠死了，我的靠山已不存在，我所敬之、畏之的人也不存在了，常言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军统这个以尔虞我诈为“专职”的环境里，我自要有新的打算，在这三人之间,我要反复权衡，选择。
唐、郑二人资格老，又深得蒋介石信任，我自知无法与他们争高低，但我也不愿依附在他们的门下。
郑介民 图片来自网络
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大都是广东人，以往我只一心伺候戴笠，根本未将他们放在眼里。
现在，我虽然用多分房产的方法笼络了郑介民的太太，使郑介民对我产生了好感，但过去毫无基础，他们即使接受我，也无非是利用我罢了，绝不可能把我当作心腹，我自然不能投靠他。
对于唐纵，我倒是有几分敬意，他是湖南人，与我同乡，从1932年起，我就与他过有来往。
我在上海担任行动组长时期，他一到上海，戴笠就叫我派人去保护他，抗战期间，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当第六组组长，戴笠为了拉拢他，常派我去给他送些日用品或现款。
此人，在军统素有“智多星”之称，表面上文质彬彬，白皙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白金丝边眼镜，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嘴角常常挂着微笑，而且，写一笔娟秀的好字，不知情的人，会把他当作一个文弱潇洒的书生，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为固执、倔强、吝啬、拘谨的人。
唐纵曾经去德国学习法西斯的特务技术，回国后，也极力推行希特勒搞的那一套，什么窃听、检查邮电、控制交通等，就连法西斯残酷的电刑，也是他最早介绍给军统的。
只要他认定一件事，就一定要办到，遇到麻烦时，也决不像戴笠那样暴跳如雷，而是慢声细语地阐述自己的理由，竭力说服对方，直至达到目的。
他这种以柔克刚的方式，使戴笠也敬让他三分，可是，他过于谨慎小心，凡是认为不必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总是守口如瓶，而对自己的职权抓得很紧，决不肯放手让部下去干。
所以，我认为，在他手下，也是很难发挥自己才干，很难抓到实权。
毛人凤（中） 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毛人凤，那就不同了，他在军统内部的资历连我都不如，1936年才参加军统，内没当过处长，外没当过站长，完全是靠着与戴笠的亲戚关系和对戴笠的忠实，靠着他的笔杆子起家的。
但是，他待人处事很有一套，特别是在军统局任代主任秘书期间，对任何人都和和气气、笑容满面，即使遇到部下向他耍脾气、发牢骚，他也毫不介意。
因此，军统局内部的许多人都很喜欢他，他这一派的人也不少。我想，毛人凤对内务了如指掌，而对外面的工作却知道得很少，他如果掌权，一定需要像我这样内、外情况都熟悉的助手。
而且，我俩都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戴笠死后，我们都希望把他创办的这份“家业”保住，而郑介民和唐纵却总想压缩军统人员，改组军统局。
一次，毛人凤拉着我的手诚恳地说：“戴先生创办的这份家业不容易，你我都是他亲手栽培的，我们可要同心协力管好这份家业，才对得起戴先生啊！”从感情上说，我是完全同意他这些想法的。
另外，我还有个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毛人凤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资历又浅，只要他能掌权，今后，我就有取代他的可能。
我虽不是黄埔毕业的，但在军统的资格比毛人凤老，戴笠活着的时候，不是就一直在培养我吗？更何况，我曾在临澧特训班和黔阳等地办的许多训练班都当过教官，学生中不少人已是军统的中层干部，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有许多人还是我把他们提拔起来的呢。
蒋介石和戴笠不都是靠着自己的学生起家的吗？我将来为什么不能靠着我的学生把毛人凤挤掉呢？
不过，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帮毛人凤挤掉郑介民和唐纵，仅凭我的资历，是绝不可能与他们二人争雄的。
在这三派争斗中，我必须与毛人凤密切配合，先挤走郑、唐，然后，再与毛人凤争高低。但是，目前时机尚未成熟，自己的羽翼并未丰满，还不得不与他们三人周旋，敷衍他们。
戴笠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军统在各地的外勤站负责人纷纷来电表示哀悼，但随着唁电而来的，便是各地接收财产的改正单。
这天，毛人凤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见我进去，便习惯地合上卷宗，拿起大叠电报对我说：
“你看看，各地都打来电报，说过去报的财产数字不准确，要求更改。戴先生刚死，他们就想在财产上搞名堂。你马上派人去查查他们财产的原始清单，看他们搞什么鬼！”
于是，我奉命外出，清查各地接收的财产去了，一去就是两个多月，不料想，回到重庆时，军统局已陷入了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
陈诚和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手下的特务组织，都向蒋介石提出了裁减军统局的建议。而军统内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巨头，为了争权夺利，矛盾更加尖锐。
唐纵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全国警察总署署长，才基本上退出了军统内部的权力争端，而当时，他提出了“不浪费一文钱，不滥用一个人”的口号，主张淘汰一些军统人员，缩小编制。
郑介民当时常驻北平军调部，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付共产党方面，他也主张淘汰一些特务，只有毛人凤，一心想维持戴笠遗留下来的这个摊子，但他没有戴笠那种捞钱的手腕，尽管没收了不少日伪财产，但军统的经费仍然是入不敷出，他急得束手无策。
我刚从外地回来，毛人凤就急不可待地把我找去，他满腹牢骚地说：“郑先生常驻北平，他派来的人也只是想抓权却不想负责任。如今经费开支越来越困难，叫我怎么办？你这次外出清查，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对他的苦衷表示很同情，并大概地向他汇报了财产清查的情况，然后，建议他利用接收的日伪财产办一个公司，做生意，以弥补经费不足。
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到底没有辜负戴先生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
我也很激动地答道：“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你、我都是戴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我们当然只能给他发家，不能败家，不能让他九泉之下不瞑目啊！”一席话说得我们俩眼眶都湿润了。
话虽是这么说，我心里却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难把戴笠扔下的这个大摊子维持好，我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必须再给自己准备另一条出路。
离开毛人凤，我就去上清寺看望唐纵，唐纵正好在家，见我去了，他的太太连忙让座、上茶。
当时，唐纵刚得了警察总署署长的职务，正在得意，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亲切地询问财产清查情况。
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之后，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郑、毛之间的矛盾告诉了他，并趁机对他说：“现在好多人不是投靠浙江派，就是投靠广东派，我……”
我的话还没说完，唐纵就接过去说：“你自然是我们湖南派的喽！”
“那还用说？我以后还想到警察系统来干事呢！”
“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我让他们给你补发一个警官学校的毕业证，以后你想当个省会警察局长或省警务处长也没问题了。不过，目前你还走不开。现在警察总署虽然成立了，可连办公的房子还没有呢，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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