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父亲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命从北京直接发到了南京军事学院，让我父亲到北京担任工程兵司令员。
刘伯承校长自然不愿意放我父亲走，但上面来的调令，他也阻挡不住。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我父亲只能服从命令。
我们全家到了北京，我父亲才得知，这次担当工程兵司令，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当时中央军委考虑了两个司令人选：陈伯钧和陈士榘。军委拿不定主意，上报毛泽东主席定夺。毛泽东看了军委的报告，曰：“陈士榘祖父克山、克水，父亲、叔叔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真有意思，我父亲当工程兵司令居然沾了我爷爷和叔爷的光！
我父亲多次感慨，毛主席的脑子真好使啊，对他手下一个普通将军的家史都这么清楚，而且说话那么大气、幽默。
我父亲到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程兵组建工作。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和先例，军委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工程兵需要什么样的建制，需要购置多少设备，全国应该怎么布点，这些都需要我父亲来操持。好在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有许多专家，我父亲遇到问题就向他们请教，有时还把他们接到北京的工程兵司令部来。
他们的帮助使我父亲受益不浅，而且大大开了眼界。
经过不太长的时间，我军的工程兵部队就初具规模了。这支部队不仅承担起全军的战备工程任务，还帮助地方修路架桥，开凿隧道，兴修水库。当时哪里出现了险情，无论是洪灾还是地震，是泥石流还是塌方，哪里就会有工程兵的影子。
1958年7月的一天，我父亲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要我父亲立即赶到中南海去。
我父亲不敢耽搁，立即驱车赶往毛主席的住处。我父亲到那一看，好家伙，好几个中央领导都在那里呢。周恩来、彭德怀（当时是国防部长）、陈赓（国防部副部长），毛泽东当时身上还湿漉漉的，披着一块浴巾，好像是刚刚下水游泳了。
一看见我父亲，毛泽东立刻来了精神，说：“陈士榘，我找你有要事，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了，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呀？”
我父亲心里没有谱。我父亲不敢在主席、总理面前夸海口。
这时我父亲的老战友陈赓拍了我父亲的肩膀一下，说：“现在京广铁路已经中断，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瘫痪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很大。就是架不成功，作为一次练兵，检验一下我们的装备器材和架桥技术，也是会有好处的。”
我父亲觉得陈赓的说法很有道理，于是便向主席和总理说：“我接下任务，就作为一次练兵，我们力争把浮桥架起来！”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慰问下，河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桥梁专家前来助战，他们出人出钱出智慧，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架桥军民大会战。
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终于找到了用石龙锚和铁锚连接的方法，解决了固定门桥的技术难题。随后，一座牢固的浮桥在军队和地方的通力合作下，巍然屹立在黄河之上！
父亲率工程兵为原子弹做窝
1958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导弹研究院院长（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的建议，正式决定建立导弹试验靶场。
建靶场的任务原来是交给炮兵负责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组第二炮兵，导弹部队划归到炮兵的门下。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琢磨来琢磨去，觉得炮兵难以承担此项任务。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同意了陈锡联提出的建议，于是我父亲就接到了建设导弹靶场的任务。
罗布泊是一个望不到边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人在沙漠上像蚂蚁一样渺小。这里的气候燥热难忍，白天在烈日的烘烤下整个沙漠像一个蒸笼，人在沙漠上喝了多少水也觉得口渴。没有人敢在沙漠上赤足，躲在荫凉里都觉得蒸得慌。鸡蛋摊在沙漠上一会就被烤熟，放在水桶里的水都成了滚烫的热水。
到了冬天，寒冷干燥的天气把帐篷里的人冻得瑟瑟发抖，和父亲一起去的下属回忆，他们盖了几层被子，有的时候胡子和被子冻得粘连在一起。
这些年轻人心疼地对父亲说：“我们年轻没有什么，您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父亲对他们总说：“比起战争年代要好多了，那个时候今天躺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就去见马克思了。”
罗布泊的黄沙让人难以忍受，大风刮来黄沙遮天蔽日，你的衣服里、嘴里、耳朵里、鼻孔里全是沙子。而且这里经常刮旋风，旋风所到之处，沙尘形成一根根几十米高的沙柱。沙柱所到之处，帐篷被卷跑，人被卷起，连汽车都被掀翻！
条件是艰苦的，甚至是到了人的生存极限。例如经常有断水的时候，不仅仅是战士们那里断水，连我父亲他们机关里也经常断水。
于是他们只能接雨水喝，有时雨水也接不着。但尽管如此，人们的精神是充实的，没有人喊苦喊难，特别是知道了我们是在为祖国搞导弹、原子弹工程时，人们的精神更饱满了。从军官到战士，从干部到职工，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深夜的戈壁滩上，几乎天天都是机声隆隆，人声鼎沸，职工和战士下班都需要干部下命令。我父亲就直接下过好几次命令，不然的话大家就是在工地上不走。战士们还振振有词：“反正回去我们也没有事！”
已经过了十年高官舒适生活的父亲依然能够承受大漠的困苦，那一代人尽管会犯很多错误，但是他们怀抱着理想把困苦置之度外的精神是现今的人无法比拟的。
为了提高工程速度，战士和职工们还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仅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的8个月间，部队的技术革新项目就有近三千项，战士和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达五万条。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在这里腾空而起，随着一团蘑菇云状的烟雾，飓风般的冲击波和数千度的高温横扫罗布泊的试验场地。
父亲，这位经历过多少次战役、经历过多少次生离死别的铁血军人在这一刻流泪了。
1964年的岁末，我父亲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他回京参加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当时我父亲身边都是国防部和解放军各总部的高级将领，毛主席径直走到我父亲和张爱萍的身边，毛主席先握住我父亲的手说：
“祝贺你，你们立了功！”
接着毛主席又握住张爱萍的手说：“也祝贺你，你们现在名气很大，原子弹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毛主席指了指我父亲，又指了指张爱萍说：“你们一个做窝，一个下蛋！配合得不错，你们都立了大功。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开始算数了！”
不能动用一块钱公款吃饭
当今干部队伍中的奢华之风已经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杀手”，更不要说腐败了。现在如果说有权力的老干部艰苦朴素，会被很多民众认为是假新闻，但就我看到的我和同辈的高干子弟现今的状况看，借权力牟取暴利的固然有，但并不是很多。一来是这些艰苦岁月中参加革命的老人毕竟有一种信念支撑，另外这些老革命早在经济迅速增长前就退了下来，绝大多数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诱惑。
假设他今天拥有权力我们下一辈会不会利用？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监督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和良心是远远靠不住的。正像小平同志所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我们在批判过去，但是过去一些良好的风气也在批判中渐渐远去。有件小事可以看出权力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公私分明。
50年代中期，父亲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三位高级将领有段时间没有见面，很想聚一聚。陈赓大将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三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好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帐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帐？”三位将军面面相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党风还是非常廉洁的，放在今天早就有下属替他们安排了，当时他们这样级别的大干部也要自掏腰包，一分钱也不能报销。在吃饭的过程中，服务员端上了一碗红烧肉，李克农上将说：“这在战争年代是最解气的！”
陈赓大将说：“那个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次。”父亲说：“毛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他老人家从小就喜欢。”
陈赓对父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长征到达陕北进行整编，为了庆祝长征胜利，痛痛快快吃了一次红烧肉，好像还是你搞到的。”
父亲说：“没错，我当时是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为了那批猪肉费了好大劲。”李克农说：“那时我们伙食艰苦，干部战士哪里是吃红烧肉啊，简直是扑在肉上。”
三位高级将领哈哈笑了起来。父亲接着揭了陈赓大将的老底：“你那时候也是狼吞虎咽啊，你一边吃还一边盯着我脱下来的鞋，吃完饭你把我的鞋子穿走，把你的旧鞋给我留下。”
陈赓大将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说，那时的制度很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你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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