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危难之时
当时，由于对我们这批人的安排一时难以确定，就编了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德高望重的李富春、邓颖超、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廖承志、江华等同志。那时的报刊舆论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两报一刊”充斥着“梁效”的“大批判”，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虽然也出了些讨论题目，例如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间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间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间题等等，布置给大家，准备讨论发言。实际上谁也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些问题。大家日益忧虑的是，王、张、江、姚一伙，越来越猖撅，搞得国无宁日。
特别是1974年初开始“批林批孔”，王洪文等人乘机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再次煽动全国性大乱。一些地方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有的闹到北京，其中就有江西。中共中央出面把江西省委部分常委与两派群众代表召集到北京，“学习班”从这年7月7日办到12月底。就在这样危难情况下，中央决定调我去江西工作。1974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找我谈话。他们对我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你去江西工作，明夭还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和你谈。今天我们先同你通一下气。
第二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找我谈话。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纪登奎主持。他说，渭清同志，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你去江西工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个地方很重要。目前派性严重。中央把省里的领导和两派群众代表召集到北京来，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要他们共同研究，解决江西的问题。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委的领导班子。这次准备让他们和你一起回江西。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江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去江西工作，我很高兴。但是，要我担当这样的重任，我感到担子太重了。一是我的水平、能力有限，二是我八年没工作了，好多情况不熟悉，就让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吧，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倒也不是由于“谦虚”，而是事出有因。在此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工作安排早有考虑，但均遭阻挠。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怕我推辞搞僵了不好办，就拿出“上方宝剑”，说:毛主席对你的工作安排亲自作了交代。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服从组织需要是自己的本份。我想既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定下来，没有理由再说什么了。因此表了个态: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和江西的同志一起，尽力做好工作。
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我赶在12月底之前到任，发表元旦讲话。1975年元月l日《江西日报》正式公布我任职的消息。
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叶剑英同志说:渭清同志，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决定你去江西工作，已经是第六次安排啦。第一次安排你去山西，有人说，山西是重工业基地，不能让你去;第二次安排你去黑龙江，有人说，那里靠苏联，不能让你去;第三次安排你去湖南，有人说，等于放虎归山，不能让你去;第四次安排你去六机部，有人说，六机部管飞机，让你飞跑了怎么办;第五次安排你到中组部，有人说，到了中组部，把“走资派”统统放出来怎么办?这次毛主席亲自发话了: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就让他到江西去吧!其一，江西地处中间;其二，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他想跑也跑不掉。这样才确定下来。叶剑英同志讲的“有人”，是指“四人帮”一伙。他们对待老同志的工作安排，总是设置层层障碍。阻挠我重新出来工作，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1974年12月底，中央派了一架专机送我去江西。同机前往的还有徐敏同志(后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孩子，以及两名工作人员。当飞机即将进入江西上空时，省委通过无线电与飞机上联系，说是两派群众组织都有不少人去向塘机场，要放鞭炮迎你的到来。为安全起见，要飞机改在樟树机场降落。这样，我这次到江西，第一站就到了樟树，再从樟树坐汽车到南昌，立即同省委常委及有关负责同志见面。第二天，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省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与大家共商治理和建设江西的大计，开始了我在江西的八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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