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之一，在抗日战争后期，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各当一面，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三巨头。那么，他是怎样在短短二十几年内，由一个躲避追捕的流浪汉，变成拥兵数十万的“中原王”的呢?
获陈仪资助进入军旅生涯
一八九九年秋的一天，浙江金华武义县岭下村一户大地主家中，合家上下奔相传送汤家喜得“龙子”。汤家老少都乐得合不拢嘴，父母对这孩儿满怀希望，盼其将来勤俭持家，为汤家光宗耀祖。于是起名叫“克勤”。
日转星移，克勤逐渐长大了。可他并不是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勤俭持家的本份人。他不爱学习，终日游荡，而且经常在外打架闹事，搅得父母终日不得安宁。中学上完之后便无心再读书了，私自约了几个同乡好友一起到杭州进了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又不安心做体育教员，邀了两人自掏腰包到了福建，想过过当兵的瘾。然而没过几个月，由于吃不了训练的苦，偷偷跑回了家。在家依然故我，结交二三同类朋友，终日游荡滋事。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因犯案被县政府拘押。从小就不服管束的克勤，竟在法庭审讯时大闹公堂，以砖头袭击法官。事后逃脱，但怕被拘捕坐牢，便窜出故乡，浪迹于杭州一带，从此改名为“汤恩伯”。
在汤恩伯浪迹杭州街头，无处安身之际，无意中却交上了好运。当时中国赴日留学及考察的人很多，有个武义县的富商兼地主叫童维梓的，准备东渡扶桑，然而胆小怕事，正急于物色一名保镖随同前往。汤恩伯一得到这个消息，自料这对他是个时来运转的绝好机会，便以同乡名义登门造访，毛遂自荐，愿同赴东洋。童见其体格粗壮，于粗犷中蕴含着忠诚，且又是武义同乡，当即欣然同意了。
两人到日本后，童出资开设了一家中国饭馆，并交由汤恩伯主持经营。汤从一个一文不值的流浪汉一下子变成了饭店经理，一时颇有些乐不思蜀了。他加倍小心，苦心经营起来。他从小就有广交朋友的嗜好，现有这块地盘，当地社会贤达，三教九流，很快门庭若市。一度生意十分兴隆。但是随着社会活动增多，他的开销自然也就越来越大。汤又自称慷慨，对好友多方给予赊欠方便，这样，久而久之，饭店也就入不敷出了。后终因亏损太大不得不倒闭。汤与童也闹得不欢而散。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汤恩伯也就无法在日本久呆下去，遂于一九二五年回到杭州。但他并不死心，亏得他有一套交际手腕，经过好友吕公望推荐，认识了当时的浙江一师师长陈仪。陈见汤生得魁伟精壮，谈吐不凡，当即慨然应允，答应每月支付津贴五十元，供其回日本求学。汤得此厚遇，感激涕零，跪拜于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由于汤早年丧父，于是，从此便视陈仪为父，悉心侍候。
汤恩伯自得陈慷慨相助后，又只身返回日本，并在陈仪的推荐之下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汤在日本学习期间与同在日本学习桑蚕的陈仪的外甥女黄竟白相识。由于陈的关系，两人自然往来密切，意趣十分相投。然而汤恩伯在家乡，早经父母之命，与武义县一农村妇女结了婚，并生有一子。但到此时，留学在外的汤恩伯似乎早已顾不了这许多了，加之黄小姐才貌双全，使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情感的纠缠。
从日本学成后，汤与黄双双回国，在与前妻未办任何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又与黄竞白举行了结婚仪式。
后来，前妻之子来看望他时，他竟漠然视之，并对其副官说：“这小孩哪里像我哟!”
勤写手本取信于蒋介石
汤恩伯与黄竟白结婚后，来到湖南，在陆军第一师任学兵连连长。一九二八年，又转至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军事教官，继任第六期上校大队长。任职期间，汤颇能吃苦耐劳，对连排教练的野外演习动作，也表演得十分出色，因而颇为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所器重。
一九三O年，军校成立教导师，汤恩伯在张治中和陈仪的鼎力推荐下，由大队长升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
野心勃勃的汤恩伯并不满足这一升迁，上任不久，即不无用意地经常感叹：“要斩将擎旗，立功沙场，安能眉蹙辕下，仰人鼻息！”果然，一九三一年又升任为陆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三四年升任第十三军军长。至此，汤恩伯自日本毕业回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由连长一下擢升至军长，可谓官运亨通了，在诸多国民党军官的眼中，也是望尘莫及的。
汤恩伯的升迁为何如此神速？有人着力推荐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善于取宠于上，取信于下。汤恩伯深知自己并非黄埔嫡系，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与蒋介石同乡这一有利因素，极力以此取媚于蒋，从而得到了蒋的青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捕获，汤恩伯时值在外，闻讯后，立刻匍伏于地，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在场各级官兵也不禁为之动容。
汤恩伯取宠于蒋介石的另一手是经常向蒋呈递“手本”，以示忠心。蒋阎冯大战时，汤的几次手本曾受到采纳，这极大提高了他写手本的兴趣。起初只写军事方面，以后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有关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只要谁看到他每逢睡不着觉伏案书写时，十有八九就是在写手本了。后来特务头子戴笠也曾不无嫉妒地说：“老头子（蒋介石）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即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
其实，汤的手本每每是闭门造车，常常笑话百出，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一见汤的手本就头痛。因为蒋一般接到汤的手本后，都是批给陈布雷，要他根据汤的手本理出条理，拟出办法。这使陈布雷颇伤脑筋，结果弄得陈的神经更加衰弱。以后陈布雷被搅得实在没法儿，只好转请戴笠设法劝汤恩伯少写点儿这种“一挥而就”的手本。
基于以上种种，加上陈仪、张治中、何应钦等人为之说项，因而在抗战爆发后，汤恩伯又先后升任第二十军团司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汤恩伯深知，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不但要有人信任，而且还要有人拥戴。因此，在汤开始掌握兵权之时，首先就以黄埔系统奠定了他的人事基础，大凡重要职位均交给黄埔学生。对那些可以升官而在自己军中又无官可升的黄埔学生，他往往做出“伯乐慧识千里马”的姿态，想方设法将他们向外推荐。仅此一举，不管是在内还是在外的中下级军官，凡受过他的恩惠的，有谁还不感激他、拥戴他！于是乎，汤便通过他们来维系黄埔系中下级干部，为其集团打下了坚实基础。
汤这一干，确实来得精明，因为在国民党军将领中，一般都是自己想尽办法先爬上去之后，再回过头来提拔部属；而汤的做法却截然相反，他是先让其部属升迁更快些，这样水涨船高，自然会把他涌上更高的一层。其部下司令多了，当然司令长官也就唾手可得了。
标榜“民族英雄”自封“中原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汤恩伯所辖十三军，正驻防在内蒙平地泉一带。卢沟桥战事爆发，汤奉命抢防南口，结果受到地方军阀刘汝明的多方刁难，汤恩伯怕延误军机，不得已摆出大将风度，极力委曲求全。几经周折，刘汝明方允许十三军通过其防地开往南口。待汤部抵达南口已是深夜。这时日军的板垣、矶谷两个师团从北平西山已迫近长城脚下。
汤恩伯即令所部师长陈长捷、王仲廉等连夜布防。当马励武所率第十旅第二十团于东大岭谷尚未布防完毕时，便遭日军机枪火力严密封锁，伤亡极其惨重。战斗由此渐次在全线展开，十三军全部投入战斗。敌我双方在长城脚下展开了以后闻名中外的“南口血战”。汤恩伯部依山而守，鏖战一周，将日军优势兵力阻于险峻地带，敌我火线相距最近处不到五、六百公尺。汤恩伯军士气旺盛，作战极其顽强，给日军造成较大伤亡。后敌又增援了炮兵和空军，至使汤军阵地多次毁于炮火，汤指挥部亦遭敌机轰炸。后幸有二十一师李仙洲部支援，方转危为安。南口一仗，虽敌强我弱，竟也拼了半月之久，最后奉命转移了阵地。
南口血战，当然是十三军全体将士的英勇牺牲换来的光荣。但是蒋介石政府为了宣传需要，极力将汤恩伯个人渲染为“民族英雄”。
汤恩伯自己也到处宣传说，南口之战超过了蒋介石原定的防御时间；因刘汝明先失守张家口，才使南口侧翼受到威胁而造成损失，这一笔账应由刘承担。与此同时，汤还在他创办的“三一出版社”出版了《南口血战记》一书（分上、下两册），在赠送亲信部下时，他都要亲笔书上“铁汉”二字。
值得一提的是，当一九四六年汤恩伯任京沪卫戍总司令驻防无锡时，上海又出了一部《抗日战争演义》的章回小说，其中有一回的回目就是：“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此书出版后，即引起了刘汝明的不满，要求禁止该书发行，后几经协商，将书中“刘汝明误失张垣”的“误”字改为“痛”字，刘方作罢。一字褒贬，其妙无穷。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蒋介石迁都重庆，汤恩伯部奉命屯兵中原，自此一连三年再未经过大的战争，小的零星战斗，他基本也很少亲自临阵。这时的汤恩伯，已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豫鲁苏皖四省，统率五、六十万大军。他摹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的故伎，自封为“中原王”。并每每在对官兵训话时都大言不惭地说：“这是老头子赋予我的权力。”
汤恩伯极善收拢人心。他在当军长前，就常爱找一些士兵或连、排等下级军官谈话。汤与人谈话时，总是竭力装出一副谦虚至极的面孔，往往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他深知蒋介石为维护四大家族的既得利益，对各高级军官的贪污自肥，有时是会严密调查的，因此十分谨慎。在经济上，他常标榜“经济公开，廉洁守法”。由于他在这方面表演得很出色，故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确有不少人相信他是比较廉洁的一个。他常对人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因此宣称他家里也不再置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在国内外各大商埠不办个人的企业。所有这些，自然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汤的高招还有一条：千方百计不使自己卷进国民党各派系间互相倾轧的角逐中去，而这一招的实际效果却使他在任何角逐场中都能左右逢源，为其所用。有次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举行宴会，洒酣耳热之际，众人忽然提起蒋介石的继承人问题，一时议论纷纷。有的猜陈诚，有的说何应钦，而汤恩伯只是独坐一旁，默不作声。席间，有人请汤谈谈看法，汤只说了一句：“委员长政躬康泰，这问题没有讨论之必要。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此事。”一句话把他解脱得干干净净。
汤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间不但冷静寡言，不妄加评论，而且对国民党中其他各集团、各派系也都采取敷衍手法。
为保自身出卖救命恩人
汤恩伯在自己的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他亲笔书写的清代胡林翼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充分暴露出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
一九三二年，汤恩伯参加鄂豫皖边区“围剿”，在黄安一带捉到了所谓“匪军散勇”及当地自卫队员二百余人。他不问青红皂白，即命工兵营挖一地窖，悉数活埋。行刑时，汤看到一个十岁的小孩吓得直哭，便笑着对小孩说：“到底是小孩害怕些。”其视人命如草芥，可见一斑！
同年冬，汤将所抓的“匪谍”百余人交给工兵，从中挑出“罪大恶极者”二十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皆用机枪射杀。
一次，汤恩伯途经临汝县，该县县长呈一纸条陈述，告居民阎老五。汤恩伯未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同行的李宗仁、于学忠等对汤恩伯的处置大为惊异。汤恩伯亦自觉说不过去，便又假惺惺地在“就地枪决”四字之上加“奉谕”二字。阎老五竟不明不白地作了枪下的冤魂。
汤恩伯之滥杀无辜不只表现在对百姓贫民上，即便是他的部属亲信，也动辄开刀问斩。第十三军副军长鲍刚，在部队扩编时没有当上军长，因此满含怨气，向汤恩伯请假回老家安徽。汤恩伯怀疑他对己不忠，另有所谋。便表面答应了鲍的请求，暗中却密令陈大庆趁鲍在湖北枣阳视察防务的途中，埋伏部队，将鲍击毙。事后，汤恩伯又命将鲍的尸体抬回治丧，诬蔑是共产党所为。
凡此种种，哪能瞒过明眼人？因此官兵、百姓明里都“汤帅”、“恩公”地叫着，暗里却给他送了个令人胆颤的外号——“汤屠夫”!
陈仪是最初改变汤恩伯命运的恩人，汤恩伯视陈为自己的恩师。所以，他们之间的私交仅用“友情”二字是难以概括的。汤恩伯对陈常以“恩师”长辈之礼待之，往来函电中亦自称“晚”或“生”以示敬重。但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一面假意呼吁和平，一面企图凭长江天堑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妄想作困兽之斗。陈仪冷静地审时度势，有意与中共和好。他对汤恩伯深信不疑，认为汤是他多年培养，一手提拔，亲如子侄，可托心腹的人。
某日，陈仪打电话约汤恩伯来杭面商大计，而汤却借故一再推诿。按理陈对汤应有所警觉，可形势紧迫，陈仪认为已到了非干不可的时候了。有人劝陈，汤恩伯为人未必可靠，不宜推心置腹，须防其出卖。陈对此置若罔闻，并派外甥丁某携带所提条件和自己的亲笔信去沪面晤汤恩伯。丁抵沪后即与汤见面，汤看过陈的亲笔信后，不露声色，只约丁留沪。而暗中却一面将陈之密信偷拍寄送行政院呈何应钦，一面将原件送给奉化蒋介石处。至此，汤恩伯已横下一条心，彻底出卖陈仪。
不久，陈仪即被免职扣压在衢州绥署。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时，陈便被转移至台湾，囚禁于基隆。不久，即被下令处决。平时逢人便说“我对公侠（陈仪别号）先生以父事之”的汤恩伯，到了关键时刻，为保全自身，连其救命恩人也是可以出卖的！
与戴笠勾结大做投机买卖
蒋鼎文是蒋介石的所谓“五虎上将”、“开国功臣”之一。一九四一年冬，蒋鼎文继卫立煌之后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成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顶头上司。蒋下车伊始，仗着自己来头大，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命令行事。汤恩伯哪吃他这一套。他深知蒋自己没有基本部队，是个“光杆司令”，而他则指挥五个集团军，数十个挺进纵队，共约五、六十万人马，根本不把蒋鼎文放在眼里。但是，表面上仍对蒋礼节周到，虚与委蛇。
蒋鼎文深居简出，专心讲究穿漂亮军服，挂上将领章，乘新式轿车，追求享乐和做买卖。凡此汤恩伯均尽力满足，而且有意经常往返于洛阳、叶县和临泉之间，很少在洛阳留住，给人一种他不过多干预司令长官的印象。然而蒋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对汤的阳奉阴违，不愿就范，十分恼火。特别是长官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刘家庆对汤着意逢迎，更使他耿耿于怀。
一次，刘因失职遭到了蒋鼎文的严厉训斥，便到汤处哭诉。汤安慰一番后竟将其提升为漯河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蒋认为这是成心拆他的台。于是与其亲信智囊团几度密谋，决定在军政各界中，上下拉拢，孤立汤恩伯。但是，事情很快就在明争暗斗中见了高低。汤恩伯看清了蒋的用意，便在叶县招贤纳士，对前来投靠的军阀、政客、党棍等，一概殷勤招待。一时间，外间纷纷传说汤恩伯的“副长官部”是“富长官部”。很快汤就将蒋氏门下的追随者渐渐拉到自己的门下，蒋反倒成了个孤家寡人。
蒋、汤的不合，使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北平大为叫好。一九四四年，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原一带揭开了这一大战中第一阶段的序幕。
蒋、汤身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在大敌当前之际，仍在争权争势互相倾轧。结果，日军以总数不到二十万人的兵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将兵力超过五十五万的蒋军全部击溃，迅速结束了中原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形势开始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居然轻而易举地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最北的一段！
中原人民此时不但遭受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而且一九四三年大旱、大涝，继而是蝗灾，致使大河南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地。驻扎在中原的汤恩伯为了与蒋鼎文唱对台戏，依然大宴宾客，歌舞之声不绝于耳。这钱从何而来呢？表面上，汤恩伯对部队的管理约束很严，曾下手令规定，连长如有吃空饷者必予枪毙。事实上，他公然规定所属各军按编制造领粮饷，其空额统统“缴”归总部，充作全军的“公积金”。对这“公积金”谁也不敢过问，也从未见公布过收支帐目。
汤恩伯知道，仅从军饷中克扣空额，是捞不到大钱的。他有一个妙方，就是打着“对日经济作战”、“为国为民”的旗号，于一九四一年前后，令其亲信在界首、漯河、洛阳几个中心点大做套购黄金的买卖。不久，他在界首设了个“物资管理处”。美其名曰管制物资，实际上是大做投机买卖。
以后，汤恩伯又拉上特务头子戴笠，取得了军统的支持。有了戴的合作，蒋介石那边汤就再不用担心了。两人合伙在界首成立了“财政部货运分处”。汤恩伯使出了在日本作饭店经理时的浑身解数，加上戴的鼎力配合，真是如虎添翼，买卖做得分外顺利。戴笠派人在美国伪印了巨额华北日占区“联钞”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各种钞票，成批运到界首，再由汤恩伯分发给经洛特务，携带到日占区去抢购、套购各类物资，一时真可谓财源茂盛。
此外，汤还独自开设了一家私营“鼎泰公司”，进行武装走私。其他诸如烟厂、陶瓷厂、毛纺厂等不胜枚举。他们自己宣称；“除天上的云，长江的水， 任何物资种类，只要是运得走，赚得钱的，一律包干。”
汤、戴勾结，在这一桩桩买卖中究竟捞了多少钱财，外人谁也不得而知。
在防务上，汤恩伯为了阻挡日军战车前进，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向南延伸到周家口附近，开掘两道复线长达千余里的深沟。当地人民除了出劳力供驱使外，还要供应木材、石灰一类材料。材料一时供应不上，汤就下令拆毁祠堂、庙宇、民房。施工区内有许多坟地，当地人民多不愿破坏祖坟风水，汤便利用此种心理，进行敲诈。
谁知，费尽心血和代价所挖的深沟，在中原一役中竟未发挥丝毫作用，日军在进攻时绕开深沟，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郑州、洛阳、叶县很快便沦入敌手！当时群众所传中原四害：水、旱、蝗、汤，这最后一个“汤”字，指的就是汤恩伯。老百姓还把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合称为“浆糊汤”。
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进军上海，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深受蒋介石信任的汤恩伯也回天无术，无法挽救其军队彻底溃败的厄运。最后，他不得不把上海一切可供航海的船只抓到手里，从吴淞口上船，带着手下残兵败将，狼狈逃往台湾。
汤恩伯在台湾任东南军政长官，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一九五四年因胃病在东京施行手术治疗，终因不治，于同年死于日本，结束了他一生的反动军事生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