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陈铭枢被委为武昌卫戍司令，第四、第八军分而治之：第四军留驻武昌，第八军离开武昌，移驻汉口与汉阳。
占领武昌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涌现了。我师政治部在街上贴出了上述内容的标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的愿望广泛传播开来。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甚难以文字语言来描绘。
在武昌上学时，我常常到汉口英租界去，在江边的公园门口我见到一块告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我发誓：有朝一日我掌权后，一定要收回租界。
现在武昌收复了，不必客气了，我们想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为什么我们不收回外国租界呢？我告诉陈友仁、邓演达和铁罗尼，我们应该利用民气，不顾一切阻碍，收回租界。我感到不必再透过外交手续。我相信，英国与其他列强不会再奉行炮舰政策了。对方原则上同意，但反对鲁莽的行动。列强以为我们会遵循外交程序。我认为，他们把我看得太简单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第四军再次奉命开往江西，我遵令指挥四个团：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麾下的第廿八、廿九团以及十二师的第卅五、卅六团。陈铭枢留守第四军武昌总部。
第十、十二师各留下一个团在武昌。从蒋先生十月十七日致李济深的电报知，蒋先生没有命令第四军全部出援吧？是的，我们必须留下一部分兵力拱卫武昌，我们不想放弃武昌。谁做出这一决定？陈可钰、陈铭枢与我三人，身为武昌卫戍司令的陈铭枢需要军队。邓演达对此有何看法？他当然同意。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武汉行营主任，他也需要军队。加伦与蒋总司令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怎么会把叶挺团留下的？很简单，叶团在围攻武昌期间付出很大牺牲，需要时间去整补。根据不成文的规矩，牺牲惨重的部队会得到足够时间去休整。我们离开武昌时，陈铭枢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本钱，请好好保护它。」我说：「你不必担忧。」他指的是我带到江西去的四个团队。
按计划要在十一月二日发动江西攻势。我们的任务是切断南昌至九江的铁路，我隶属李宗仁指挥。我命令黄琪翔攻击德安，我自己率两个团进攻马回岭，另一个团充当预备队。贺耀祖指挥的独立第二师也归我节制，奉命在左翼攻击马回岭与九江之间的敌军。贺耀祖原先是湘军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同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
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黄琪翔攻占德安后，我叫他把德安移交给李宗仁的第七军，然后同我一起进攻马回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在遭受重创后，我们攻下了马回岭。
当敌军向德安发动猛烈反攻时，第七军陷于艰危境地。我立刻派出劲旅解救第七军。贺耀祖的独二师没打多少仗，当我们攻下马回岭、迫使敌军向九江退却并从那里渡江到北岸时，贺耀祖攻下了九江。
我们的两架飞机与容克式水上飞机对九江之役有何贡献？我没见到任何飞机。
那时，据李汉魂日记，我对「某部」表达了不满。「某部」指谁？李宗仁。当我们帮他击退了反攻德安的敌军后，他竟命令我们渡过长江追击敌军。那时我们已遭受重创，所以感到很不高兴，感到李宗仁分派这一渡江任务对我们很不公平。
据李汉魂回忆录说，由于第七师打算占据九江，故我对李宗仁很不满意，是吗？不对，我们没有任何抢占地盘的打算，我们仅仅是想帮李宗仁打败孙传芳后顺利返回武昌。如果我们去追击敌军，天晓得我们还要持续不断打多久的仗呀？我们的抱负是在武汉。
在盛怒之下，我下令第四军的四个团集中在九江由蒋光鼐指挥，只身回到武汉，既不顾及军令也不考虑后果。
我并非出于一己的私念而采此鲁莽行动，这是四个团一致的愤懑情绪：难道我们赶到江西来要打光为止？
那四个团的官兵一致同意我的观点吗？我敢说，是我附从他们的观点。特别是谁的观点？四个团长：黄琪翔、缪培南、蔡廷锴和蒋光鼐。当我离开马回岭时，我是服从他们的意见。
我回到武汉后将这一切告诉陈铭枢，他说我做得对，毕竟他也有两个团陷在江西。于是，邓演达命令第四军回师武汉，贺耀祖部留在九江直接划归李宗仁统辖。
见我勃然大怒，李宗仁才醒悟到，他命令我们追击敌军是谬误的。我怎么知道？他给了我一封电报提及此事。
蒋总司令对此事态度如何？他很关心第四军，他希望第四军留在武汉。俄顾问对我此举有何看法？俄国人同情我，并赞同我的行动。我怎么知道的？邓演达告诉我，俄国人要我赶快回到武汉。更令我吃惊的是，得悉我将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军长。
我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苏俄顾问铁罗尼关系如何？我们非常友好。做为邓演达的挚友，他常常访问第四军军部，我也常回访他。
俄顾问对第四军态度如何？他们支持我们，因为第四军纪律严明、坚强有力、勇敢善战。此外，我们善待中共党员。俄国人从未见到这么好的部队。尤其是加伦，对我印象颇好。我常去看望他，他待第四军不薄。
我敢说，攻占武昌以后，第四军的地位提到高于其他军，同第一军平起平坐。国民政府当局对四军特别好，因为俄顾问对我们印象良好，也因为蒋总司令对李济深态度友善。人们都认为，第四军确实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
我是第四军四个师长中最有胆量的，回顾我年轻时那些日子，我确实是敢作敢为。
第四军在武昌接受苏俄军援吗？没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两挺重机枪，我们再也没有从苏俄手中得到任何援助。那时我们有没有得到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武器？没有。
唐生智与第四军的关系如何？表面上他对第四军友善，但他野心勃勃。他不希望第四军驻在武昌，但由于俄顾问器重我们，他无法摆脱第四军。俄顾问知道他有野心。事实上唐生智的实力并未强大到足以摆脱第四军。
唐生智与陈铭枢的关系如何？关系原本很好。陈铭枢是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的挚友。唐与陈在政治上都很活跃，也都很有野心。他俩的关系是在这个时期恶化的。
我没有卷入政治。我议论政治吗？除了打仗、打仗、打仗，我什么也不听。你可以认为张发奎是个「坏蛋」，但这正是我的立身之道。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朋友们难道没有告诉我政坛上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朋友！我从不住在城里，我常和我的部队在一起。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军人，他们只关心打胜仗。
自我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我一直相信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邓铿与朱执信笃信三民主义，我相信，做为一个军人，我的职责就是为国家效力以及实行三民主义。我拒绝追随任何不信仰三民主义的人。那很简单。有人会说，由于军人从小就陶冶了服从命令的习惯，那么如果我追随了坏人，我就会走上歧途。事实上，我追随过邓铿、朱执信、梁鸿楷、胡汉民以及汪精卫，他们都在国民党历史上留下长久与显赫的纪录。诚然，如果他们不是国民党党员，我绝不会追随他们。
在北伐中还有哪些主要战役？第四军参加了四场主要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及马回岭。这四个战役中，贺胜桥之战最不重要。
北伐中哪一场战事付出最惨重的损失？第十二师在汀泗桥折损了大部份（当时每师不足五千人）官兵。第十二师总共损失多少人？我估计第十二师伤亡两千多官兵，第四军则损失四、五千人。阵亡人数不超过上述数字的四分之一。多数伤员经治疗后又重回前线，阵亡与致残者至多百分之十，残废军人会被送到残废军人之家奉养。失踪的人数有多少？很少。
我是否沿袭旧习惯，像虚报敌军伤亡数字一样虚报自己的伤亡数字？是的。
从军人的观点，我崇拜蒋先生北伐时期直至攻克武昌所制订的战略方针。在这一阶段，他的军事领导是非常杰出的。我不需要讨论政治问题，例如他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件事的真相我并不清楚。在江西的战略如何？我不清楚那条战线。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北伐战略有何贡献？那我不清楚。人们称他为「小诸葛」。我相信蒋总司令本人对制订战略负最大责任。加伦对北伐有何贡献？我不太清楚，因为他直接向蒋总司令提供意见，加伦是能干的，我可以说他作出了贡献。
在北伐期间，有战略错误吗？攻克武昌后，我认为强行攻城是一个错误，因为城防坚固而我军的攻城装备不够，我们纯粹依靠勇气，以致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应该在围城后耐心等等守军粮食耗尽。到那时，无论民众抑或敌军都会投向我们。这一错误战略不是鲍罗廷提议的吗？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没有预估到刘玉春对吴佩孚的忠诚会使他坚守武昌四十日之久。
我对投诚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有何看法？吸纳刘佐龙、叶开鑫、贺耀祖、贺龙和其他投诚部队是正确的。否则，这些人将成为北伐的障碍。
妇女在北伐中起了一个新的作用。因为从来未有妇女在军中服务。女孩子在军政学校被训练成政工干部。女性政工人员从事宣传工作与劳军工作等。北伐军到达哪里，妇女运动便在哪里篷勃开展，进而协助军队。在湖南，妇女参加了识字运动以及废除缠足陋习。
至于共产党，他们对北伐的最大贡献是从事群众工作，他们全力把军民结合在一起，而且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
中共在湘鄂两省的分支机构有没有动员工农加入国民革命军？我们自己招募新兵，但共产党协助我们募兵也是可能的。
在北伐初期，粤籍人士是否占了北伐军的大多数？是的。当我们从其他省份招募更多新兵时，粤籍人士所占比率便下降了，我们在湖南征兵尤多，并将俘虏兵安插到各部队。大量非粤籍士兵的加入，会不会影响第四军的战斗力？不会。仅有的差别是，我在广东讲粤语，到了湖南则改说国语，自此，我常常讲国语。
大多数军官是粤籍人士吗？是的，但妳应该记得，我们有一个人事委员会，非粤籍军官也能够因功受奖。十二师四个团长都是广东人，后来也都升任师长，这也都是事实。
是不是多数低级军官和部份中级军官仍有机会升级？是的，但是比在粤军时期升级幅度小一些。我们有一些黄埔毕业生充任低级军官，但数量有限，因为黄埔毕业生优先分配到第一军满足需要。我部下那几个黄埔生是政工人员。我对他们持什么态度？我欢迎他们，我要黄埔军校分配毕业生来我师，以后人数也逐渐增加。
我师经常能获发军饷吗？是的，李济深确保我们在前线的两个师有稳定的军饷。攻占武汉后，军部开始派发胶鞋给士兵们，可是在战斗中和行军中，他们仍然穿草鞋，军官们穿胶鞋、皮鞋、布鞋或草鞋。
在北伐途中我有没有需要执行「连坐法」？不，因为我经常打胜仗。我有没有根据师部的禁令处决逃兵？有个士兵开小差，在湖南卖掉了步枪。后来他被奉派外出征兵的军官抓获。我集合全军观看处刑。我让他讲话，他承认了所有罪过。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的头条消息「张发奎挥泪斩逃兵」。说那逃兵被斩首，那是不确实的，那会牴触法律。他是被枪决的。但我确实流了泪，我必须约束军纪。我们通常有没有逃亡问题？没有。
我从江西回来不久，蒋总司令派我与邓演达到广州催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原先蒋未派我去，是邓演达提议让我同去。我说：「好，我要先报告我的军长。」一名苏俄飞行员驾驶容克式水上飞机载我俩去广州。我知道邓演达此行是奉蒋的指示，邓说蒋想迁都武汉，但他没吩咐我讲什么。到了广州，邓演达提议将党部与政府迁往武汉，我没有吭声。
除了军长李济深，我会见了谁？谭延闓，那是礼节性的拜会。我们谈论了军事，却始终未谈及政治。那时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在广州住了三日，我与邓演达又飞回武汉。由于大雾，我们在韶关降落。过一阵，我们重新起飞，但是大雾又出现，我们差点撞毁在乐昌的山岭。我们的飞机突然栽入河水中，救生圈破裂了，很幸运，河水很浅。等飞机修好后，次日继续北飞。
回到武汉后，我被任命为第四军中将副军长，我得到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我兼任十二师师长。若论资历，陈铭枢应该擢升副军长，然而我比他升得快。
我是接替陈可钰的副军长职，他调任第四军党代表。是谁出的主意让他担任这个职务？李济深或者陈可钰本人，因为他体认这个职务负担较轻，他不必再随部队行军了。有人说他的任命是名义上的，犹如以前他当十二师师长时从未到过师部，重要的是给他安置一个职位。当局擢升我是考虑到我的战功，但又要找个职位给陈可钰。实际上，他任党代表职不久就因病离开部队回到广州。他积极参加北伐却以就任党代表告终。
宋庆龄、孙中山 为什么早先第四军不实施党代表制？廖仲恺是第一位由国民党任命的派驻黄埔军校党代表，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第一支实施党代表制度的部队。李济深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的。第四军被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没人将这一制度强加于我们。
我能不能回想起第四军军官讨论过个议题？我记得有一次师级以上军官讨论过，我们都不赞成党代表制。我们认为，部队长的命令，甚至作战命令必须与一位党代表联署，那是荒谬的。我相信，文官干预部队长的作战命令，是错误的。文官缺乏军事知识、战术认识等。廖仲恺是一个例子。其次，我认为已经建立了政治部，就不必设立党代表一职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宋庆龄偕鲍罗廷及其他领导人从广州来到武汉时，我见到了她。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组织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推徐谦任主席，我的反应如何？在政府未迁来武汉前组织这个联席会议，是正确的。
我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印象如何？我有好印象。武汉是中国拥有大型工厂与大量工人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我常常见到湖北工人联合会主席向忠发。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钦佩他，他是个能干又勤奋的人。我也常常见到苏兆征。
至于共产党员，我接触最多的是恽代英，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常常邀他到我部队来演讲。我也同高语罕与郭沫若有许多接触。我有没有注意到郭沫若是中共党员？自始至终，我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北伐期间，军中百分之九十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许多人宣称郭沫若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相信。这种「宣称」不过是烟幕。为什么我确信他是共产党？他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左倾偏激。谁把他介绍给我？邓演达，他还介绍恽代英、高语罕给我。
除了叶挺与周士第，我还记得在我部属中有哪些是中共党员？我记不起那些职位低的人了。我记得叶挺手下的连长林彪吗？记不得。
共产党人对我评价颇高。叶挺告诉我，有一天共产党开会时提及我的名字，决议说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太浓重，暂时不必争取我加入中共。
朱德曾经协助我征聘干部，经过如下：我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他与邓演达介绍朱德给我。郭沫若与朱德是四川同乡。朱德看上去很粗鲁，不象是军校毕业生。他建议我派他去四川征聘优秀干部，我同意了。
朱德去了四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朱德是奉了邓演达的正式委派，去四川策反杨森与邓锡侯的，是不是？此事我不知道。至少，他为我邀聘了许多干部，其中有罗永扬（罗永扬：四川威远人，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生，四川陆军讲武堂步科毕业，积功升至七战区长官公署中校参谋、廿三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新编十一军第三师少将师长等，是张发奎旧部。
胜利后加入民社党，当选国大代表。一九五○年在边区从事游击战争，力竭撤往香港。在张君劢支持下创办香港宇宙出版社，刊行《再生》、《自由钟》杂志，历十年之久。一九六二年秋，左舜生领取台湾两千美金赴美讲学，罗永扬主张开除左出联合评论，张发奎未允，罗则扬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卖」，遂开始与台湾驻港特工挂钩。此举促成《联合评论》提前结束。一九六九年当选民社党中常委，一九八四年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一九八八年二月病故台北）。
我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长，要他训练他聘来的干部。一个多月后他离开武汉去南昌投奔他的云南讲武堂校友朱培德。朱培德当然比朱德年长。这就是后来人们说「朱培德培朱德」的由来。
我把朱德聘来的干部任命为低级军官，分配到不同的部队，这就是我部下有四川干部的缘由。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吗？很难说。
我对武汉的领导人停止发放经费给南昌的蒋介石有何反应？我当然感到那是正确的，否则我不会留在武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