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起了大举进攻，在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面前，张国焘拒绝了徐向前等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主力迎击敌人主力，“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决策，使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陷入了被动。
对于当时的严重局面，我们县委机关的人员并不清楚。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在红安县街上听老百姓讲，敌人已进了河口镇，我还以为是谣言。到了晚上，红十二师就由城东门进来，向西跑去，说是去阻击敌人。到8月11日下午，接上了火，一直到傍晚枪炮声都很激烈。前方在打仗，我们县委机关 没接到参战或撤退的通知。独立师、独立团早就参战了，机关没有任何武装力量，敌人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当时很着急，但也不能擅自发通知，怕被人说是造谣，又被当成反革命。我只好通知自己直接管的单位，让他们准备好，随时准备撤 退。后来来了红十二师的一个参谋人员，在街上高叫：“城内的党政机关人员、群众，都向城北方向撤退。”县领导人都没露面，党政机关撤退时，没人组织指挥，一片混乱，十分狼狈。
第二天早上，路上全是北撤的人群。机关人员和群众混 在一起，拥挤不堪。我们一路撤到潭涣河，后又转到长冲村。我把秘书科、油印科、管理科的人员和炊事员集中起来，清点了一下，还好，所有文件资料都带出来了，特别是油印机没丢，还带出了部分纸张。
后来才知道，这次仓促撤离，主要是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首先，6月中旬潢（川）光（山）战役结束后，张国焘没有及时让部队转入反“围剿”准备，反而继续向京汉路出击；其次，当敌人“围剿”部署完成，中央也通知敌人的大举进攻即将开始时，张国焘还不肯收缩兵力，竟两次命令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第三，当敌人逼近苏区中心，张国焘又不愿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反而命令红军仓促应战。这样一来，不仅使苏区军民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时间，而且大大疲惫和消耗了红军战斗力，使整个反“围剿”作战一开始就处在极被动的局面。
战役指导上也一再失误。张国焘主张不停顿的进攻：一 战冯寿二不成，再战七里坪又不成，三战光山的扶山寨、团山寨还是不成。初战时机选择不当，又没有采取避强击弱原则，形不成优势兵力和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形成与敌对峙局面，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十分被动。
敌军压境，前堵后追，局面严峻。张国焘一改狂妄自大，变得惊慌失措了，
竟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结果是红四方面军一撤再撤。9月9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失陷；9月14日， 豫东南重镇商城被敌占领。敌人步步进逼，红四方面军继续向西转移，直至撤离鄂豫皖苏区。
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造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使这一苏区成为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在中国単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那时年轻，不懂军事，政治上也懂得不多，但是，毕竟是在下层、中层工作过四年多的干部了，对许多事情也有一定认识和看法。
凭自己的感觉，认为有许多事情不对：党的领导较差；极端缺乏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更是有许多错误，特别是反复搞“肃反”运动，搞得干部人人惶恐。具体道理我也讲不出，只是总感到闷闷的，很不舒畅。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粉碎敌人“围剿”虽有不少困难，但如果中央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那些根本性的错误，而是扎扎实实的准备反“围剿”，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撤走。鄂豫皖苏区大部分丧失，原有的县城全部失守，重要的中心城镇全部沦陷。留下的部分红军，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很分散，地方武装也所剩无几，革命遭到了巨大损失。
第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革命斗争进入艰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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