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一组」原有一个「韩国小组」，由鲁见华任组长，沈慎、苏全、于义为组员（以上三组员是化名）。这一个小组的主要关系是在日本海军方面。自毕高奎兼任「情一组」长后，认为该小组人员既以日籍身份能在日本海军内部立足，除情报工作外，还可以扩大其效能，向行动破坏求发展。因而，该组创下一番彪炳事迹，也蒙受了重大的牺牲，其事实经过，当另以专页记之。
「日本宪兵队」惨无人道「宪兵」，原是「军中警察」；抗战期间，日本中国派遣军所属的宪兵部队，却大大的变了质，它是统治压制占领区的一把铁钳、一副枷锁，也成为荼毒中国同胞的一只魔手。
自我国东北乃至华南，凡是被日军占据的地区，都有「宪兵队」之设；大都市有大的「宪兵队」以及分支机构，小城镇有小的，小到只有一个「班」，或者只有二、三个人，可以说如影随形，到处可见。
大家都承认，「日本宪兵队」之伤天害理、丧心病狂，已是不容辩解的事实，连曾任「宪兵队」官佐的日本人都不敢否认。他们在中国抗战八年期间，作威作福、胡作非为，坏事作绝；更不知杀戮了多少个中国同胞。而我们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们，牺牲在「日本宪兵」手上的，更不知凡几？这虽然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可是一提到「日本宪兵队」，相信，一定有许多人还是余恨难消、余痛犹在！愿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莫要忘了此一奇耻大辱，我们虽不鼓励报复，但至少也应该力求不再受人欺侮。
笔者对于「日本宪兵」的了解，还不算透彻，不过，因为它在中国是我们工作上的对头冤家，而且又吃过它不少苦头，所以日积月累下来，却有相当的认识，尤其是「上海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自成体系，派到中国来的宪兵部队，受「中国（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节制，称为「宪兵司令部」，驻在南京。成立于1938年元月，首任司令官大木繁少将。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之下，分「中支」（华中）、「北支」（华北）两大部份。「中支」，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北支」是「北京日本宪兵队」。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上海日本宪兵队」：「上海日本宪兵队」，成立于1938年元月，与「南就日本宪兵司令部」同时，队本部在虹口区北四川路。自1938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日本宪兵队」，前后换了五任队长，第一任三浦三郎少将。
其任期，自1938年至1940年，也正是笔者在职「上海区」区长之际。在当时，三浦宪兵队长常在情报资料中出现；而在日本宪兵队所获的情报资料中，他们知道有个「蓝衣社」，也知道有个「上海区」，可不清楚「上海区」的内部组织。
「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在虹口；就大上海地区而言，虹口，正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一般市民对「日本宪兵队」的观感，是厌恶与畏惧兼而有之，而我们全体同仁，一提到「日本宪兵队」，更是个个恨的牙痒痒，因为我们的工作同志一旦进了「日本宪兵队」，已经注定九死一生，即使能够活着出来，都会多少留一些残疾，缺胳膊短腿，耳聋眼瞎，已是屡见不鲜了。
有关日本宪兵滥用酷刑的事，留到后面再写，现在先从它的人事组织说起：
「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内部组织，分为两大部门，第一课，亦称「警务课」，主管一般行政，包括人事、则经、总务等。第二课，亦称特高课，主管业务，包括谍报、谋略、行动等。
「特高」一词究竟作何解释？始终弄不明白。在性质上虽然和我们的作为针锋相对，但在品格上却「下作」的不值得一提。他譬所谓的「谍报」，是以社会情报为主，通过一批甘为爪牙的翻译们当作眼线，再转手利用当地的流氓痞棍，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一番，正好制造一个上下其手、鱼肉乡里的好机会，说起这些翻译，可真是丧尽天良的人类渣滓。他们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可真害苦了中国老百姓了。
日本人自以为善于运用「谋略」，每逢提起「谋略」二字，即颇有得色，这充份的反映出他们的诡计多端。日本宪兵所接触到的「谋略」，只不过是一些小伎俩「鬼点子」罢了，离着真正的「政略」或「战略」，相隔何止十万八千里。
「特高课」主持下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抓人」和「整人」，而且是毫无人性。关于「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内部组织，除以上所列举的两个课之外，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又增设了一个「外事课」，专管留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惟以欧洲白种人为限，其它有色人种，则与中国人一般看待。
「上海日本宪兵队」之下，尚有许多分支机构，属于二级单位的计有：
沪北宪兵队管区──虹口、闸北、江湾
沪南宪兵队管区──法租界、南市
沪西宪兵队管区──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
沪东宪兵队管区──浦东全区
水上宪兵队管区──黄浦江
警乘管区──铁道、公路
特战班主管──对「忠义救国军」
电讯探知班管制──无线电通报
除以上所列者外，还有三级单位以及临时编组等，可见其组织是如何的庞大与紧密了。
「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的地区性「宪兵分队」，权限极大，其内部组织与本部同型，最主要的是都设有「特高课」，专注于抗日活动。
再从上列各分支机构的管辖范围，以及分布状态来看，可以明显的发现，日本占领军之控制「大上海」，又是何等的处心积虑了。
宪兵队本身并没有「司法权」，但具有无限期的拘留权，就是说，他不能「判」，却可以「关」，甚至可以虐杀。所以在宪兵队及各分队均设有「留置所」。「留置所」就是拘留所，有些个不幸的中国同胞，在「留置所」内一关好几年是常事，死在宪兵队里的也时有所闻。
宪兵队「留置所」的管理，是漠视人性的，除去严苛的守则之外，完全是以管理人员的喜怒爱好为转移，他不高兴，可以随便敲你几下或踢你几脚出气，他一时兴起，也会把一个人当成玩具般的戏耍一番，或是饿你几天，罚你晚上不准躺下睡觉，人的尊严早就丧失殆尽了。
上面提到过，宪兵队本身没有「司法权」，那么又如何「结案」呢？据了解，凡由宪兵队拟定处以死刑或徒刑的，一律都解送当地日本驻军最高司令部军法机关去处理，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例如：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最高司令部，先是「第七十军」（代号「登部队」），其后换防改为「第十三军」（代号「枪部队」），那么就解送到该军的军法单位作形式上的判决，至于案情如何，军部则概不过问；拟判徒刑的就发监执行，其中也有转解到伪政府所属监狱执行的。拟判死刑的，军部就秘密执行了，从来都不作公开之宣告。
日为宪兵队对「人犯」之处置，除了上面所记述的通过形式的「司法程序」之外，还有许多种不同的把戏，据实际了解，有如下者：
抓错了人——白抓，只有自认倒霉，能够得到一个交保释放，那已经是徼天之幸了。不过，其中也有因「交保」而被传话人大肆勤索的。
最普通的是留置调查。这一查就是几个月，一讯就会脱层皮，何时才能查得明白，那只有翘首问苍天了！
再是转移管辖地区留置调查。一个地方查不出明堂，换个地方再查，查来查去，一讯再讯，节节苦难，怎么受得了。
长期留置。有一种案情复杂而始终查不清楚，就索性摆在一边拖下去了。这只有生命力最强的人才能活下去。
至于说到因刑致死的，亦属司空见惯的事，在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也从来不会追究责任。所以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大部份都是走上这条阎王路的。最后连尸首都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
日本宪兵队对待我们中国同胞，还有下毒药这一手；毒药是由日本的另一个部队研制供给的，按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手段，其一是慢性毒药，服下去之后当时无特殊感觉，外形亦无异象，和平常一样，等一两天之后才发作，因为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药，绝对无法解救。
像「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就是服下这种毒药而后予以开释，等到第二天药性发作就一命呜呼了，而「上海日本宪兵队」当时绝口不认账。（笔者注：1980年十二月在台北晤及曾任中国日本派遣军南京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后转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司长的大冢清先生，他当面承认确有其事。并告称：所用药品，系由「多摩部队所属之玉部队」供给。「多摩部队」是专事研究生化的一个部门的代号。）
其二也是慢性毒药，和第一种大致相同，不是对待已经逮捕来的「犯人」，而是用为「招待」客人的。类如「七十六号」的头目李士群，就是在晚宴中吃下这种毒药，等到当天夜里李士群从上海搭火车回到苏州之后，才浑身汗出不止，待至天亮乃虚脱（休克）而死。其间曾请来日本军医诊治，却看不出究竟是什么病症。
还有一种是急性的毒药，用以口服或注射均可，大约一两分钟即可致命。相信惨死于此一罪行的，想必大有在，其中，我们的同志一定不在少数。只因死得快，无一可免，绝不会有活口；死后，当然是毁尸灭迹，所以外间人无法指出谁是怎么死的。
接下来再记述日本宪兵队施于中国同胞的酷刑。这不仅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及其所属各分队如此，在全国所有占领区中的各级宪兵队，亦莫不如此。总括来说，他们是一种全然泯灭人性的「两脚兽」，根本不顾人道，尤其是下级士官，且有强烈的虐待狂，更不知人间尚有「人权」二字之存在。自信，这几句话公公道道，绝不过份。
日本宪兵队的「刑」，比「七十六号」那一套，可又残酷得多了，如果一样一样的，详详细细加以描述，即便写上三两万字也写不完，这里，只有分别用一个字的动词作为提示，三言两语解释明白，也许看了之后，印象会更深一些。记住：这就是民族战争中，弱者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切不可等闲视之。
以下就是各式各样、想象不到的「刑」：
「打」：不用器具，光是用手打。巴掌、拳头一齐来，没头没脑，只打得眼睛冒金星，口吐鲜血；突然间，对准小肚子又是一下子。
「摔」：抱起来、背起来、抡得高高的，往地下摔，那管它草地、木板地、石头砌的地。摔一回不够，再来第二回，把胳臂、腿摔断了，与他何干。
「踢」：日本宪兵穿的牛皮鞋，很硬很重，彷佛是踢足球的，鞋底上还多了几颗铁钉子。他们就是穿著这种皮鞋朝肚子底下、迎面骨上踢。如果想要用手去护着，他就以连环脚乱踢一通。
「撞」：一把抓住头发，捣蒜般的硬往墙上撞，没有不头破血流的。即使支持不住躺下来，他还要按在地上撞几下。
以上都不使用刑具，可谓之「空手道」。还有利用手头对象的，亦可称之为「就地取材」，也就是在审讯中的现场，有什么就用什么。例如：
「烫」：燃烧中的煤炭，叼在嘴唇上的香烟，炭火盆上的火筷子，煤炉子用的铁通条，都可以随手拿来烫任何部位；烫过以后，起泡、溃烂，一簇簇、一大片。
「跪」：拉起裤管，跪在尖锐的物体上；有棱角的碎石子、打破了的玻璃杯等都是。如果有一小块陷在皮肉里，那就更苦了。
「轧」：铅笔杆轧手指头，凳子腿轧脚指头，一个人坐在胸口上，一颠一颠往下轧，一根棍子夹在腿肚子里再施以压力等，不一而足。
「刺」：现成的刺刀，削尖了的铅笔，吃东西剩下的竹牙签等，都是他们的刑具，一时兴起，可以乱刺。刺一个洞，不算什么，把牙签刺到指甲缝里，痛澈肺腑，真的不想活下去了。以上，也只能当作举例，类似的花样还多的是。
下面再记几种更狠毒的：
「咬」：不是人咬人，是指使训练过的狗咬人。狗是狼狗，不脱野性，一声令下，它会不顾头脸、不顾屁股的乱咬一阵，一直到叫停。这时候，一个好生生的人已经是皮开肉烂、血淋撘滴了。
「灌」：这又和「七十六号」的那种灌法不一样，他们是把一个破麻袋套在头上绑紧了，再倒转过来，由两个人倒提两条腿，把人浸在游泳池里，过一会提上来，再浸下去，几个反复下来，弄得不死不活。
「电」：级别高一点的宪兵队，差不多都有此项设备。这种特制的椅子，只要人电相通，可以说浑身上下，毛发皆竖，没有一处不难熬的，而且还会破坏人体组织，产生很多后遗症。
「吓」：是属于心理的精神虐待，他们最惯用的就是「陪绑」。所谓「陪绑」，是陪着执行死刑的人一起绑赴刑场。要杀的虽是另外的人，可是陪绑者不知，使你看在眼里，吓在心上，为之亡魂皆冒。
所列种种，都是我们同志的亲身经历，百分之百的事实，而且只有遗漏的，省略的，绝没有添枝添叶、加油加醋。我们平常聊天，都不愿意谈这种事，因为说起来痛心！
据笔者个人的了解与体验，以及和当年曾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大冢清交谈所获得的印象；抗战时期驻在中国的宪兵，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作风。如果把这种作风解释为是一项「政策」，或许言重了些，不过，实际上，他们对待我们中国同胞，确也有很多前后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显著的不同，为便于说明，笔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最长，起自七七抗战，一直到1941年十二月「珍珠港事变」以前。这一段可称之为「疯狂残暴」期，惨遭杀害的同胞最多。
第二阶段，时在1941年十二月至1944年下半年，因日军南进实已无力强据中国大陆，乃陷于无法自拔。故名之曰「外强中干」期，其表现于作风上的，则倾向于「怀柔」，对嗜杀之风，已稍作遏止。
第三阶段，自美军反攻到日本投降，时在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八月，也就是抗战胜利。这个时候的日本宪兵，已经到了「色厉内荏」的末期了。不过，它并没有完全停止对中国人的屠杀，只是手软了、胆寒了。
上面虽然所指的是日本宪兵，也可以部份的反映出日本的对华政策。
兹就手头已有的资料，再把「上海日本宪兵队」的主要人事，略作记述，虽不完整，但已经相当难得了。「上海日本宪兵队」历任队长的姓名、阶级及任期大致如下：
第一任三浦三郎少将自1931年至1940年
第二任纳见敏郎少将自1940年至1944年
第三任木下荣市少将自1944年至1945年六月
第四任四方谅二大佐自1945年六月至同年八月，其后升任少将。
第五任山崎直吉大佐代理四方谅二，于日军投降后移交国军第三方面军审判。
至于在工作上与我们短兵相接的，是「特高课」的课长。「特高课」既然主管「谍报、谋略、行动」，刚好是「上海区」的对头冤家，所以我们也特别注意干这个职位的人，据悉，「上海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长，前后计有：大井英夫中佐、林中佐（不知道名字）、冈村中佐（不知道名字）、长光捷治中佐等，是否只此四人，还是另有别个，则不敢肯定。以上这几个人，与「上海区」或与笔者本人，都有一段短短的故事，以后将随故事的内容一并提出。
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称为「工部局」。「工部局」有董事会，休会期间由常设机构「总办间」处理一般行政。「总办间」之下，有许多单位，其中一个就是「警务处」；
这个「警务处」也就是上海人叫惯了的「公共捕房」，黄包车夫们又叫作「大英捕房」。警务处的主管不称处长，而称为「总巡」。此一职务历来例由英国人出任。副主管则称「副总巡」，不祇一人，其中有一个是日本籍。战前的情况如何，笔者没有下功夫去考据，只好从略；抗战之后，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巡之一，则由「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遴选「推荐」。知道姓名的只有赤木亲之一人。「珍珠港事变」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改为「警察局」，宪兵队特高课派五岛茂中佐另设机构于威海卫路，成为「警察局」的实际指挥者。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已完全处于日本宪兵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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