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欧非空军(United States Air Forces in Europe – Air Forces Africa,简称USAFE-AFAFRICA),为美国空军的一级司令部之一,亦是美国本土外两个主要空军司令部之一(另一个为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除此之外,美国驻欧非空军同时为美国欧洲司令部以及美国非洲司令部组成部分之一。
现时美国驻欧非空军总部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现有总兵力3万人左右。美国驻欧非空军在作战上受美军欧洲司令部及美军非洲司令部指挥,在行政及支援系统方面由美国空军参谋长指挥管理。2012年4月美国驻欧空军接收美国驻非空军,形成本司令部至今。
二战结束后出于对美国欧洲空军(USAFE)和美国欧洲陆军 (USAREUR) 的大规模缩编的担忧,德国盟军高级委员会的美国成员约翰·J·麦克洛伊 (John J. McCloy) 非常担心可用部队不足以确保美国占领区的和平过渡。美国的欧洲战时盟友英国和法国也迅速复员。
RB-24 侦察机,用于执行“凯西琼斯(Casey Jones)”侦察任务。照相机安装在机头和炸弹舱中。
为了为未来做准备,美国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在德国苏联占领区领土上空进行一系列测绘飞行,这导致了许多小规模冲突和高度紧张局势。1945年秋至1947年间,在凯西琼斯行动(Operation Casey Jones)中大规模绘制了西欧和中欧、北非和大西洋群岛的地图。凯西琼斯的飞行由侦察型RB-24解放者(前“F-7”型)和RB-17飞行堡垒(前称“F-9”)完成。这些侦察机飞越西方盟军占领区,部分飞机也在苏联地区上空飞行。苏联战斗机经常向在其占领区上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开火。1946年4月22日,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在奥地利苏联占领区的维也纳附近的图尔恩空军基地附近遭到苏联P-39战斗机袭击。8月9日,南斯拉夫战斗机向另一架美国空军C-47开火并迫使其迫降。
苏联在东欧的活动使西方盟国不安。哈里·S·杜鲁门总统决定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以免局势演变成一场新的战争。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空军基地(英语:Fürstenfeldbruck Air Base)、维尔茨堡附近的吉伯尔施塔特和法兰克福附近的莱茵-美因的空军基地进行了重建,以容纳波音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由于航程有限,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SAC) 希望其B-29机队尽可能靠近苏联,因此决定将。SAC的一部分B-29轰炸机队轮换穿越欧洲。
1946年11月,来自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第43轰炸机大队(英语:43d Bombardment Group)的6架B-29轰炸机被部署到伯顿伍德皇家空军基地(英语:RAF Burtonwood),然后前进部署到德国的各个基地,作为“训练部署”。作为“展示旗帜”行动的一部分,B-29被飞往法国、土耳其、希腊的基地,并沿着保加利亚和苏联的边界飞越黑海。1947年5月,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了额外的“训练部署”,在德国的吉伯尔施塔特和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部署了一些B-29。这些B-29中队不断轮换返回美国。被轮换的新中队所取代。SAC还将B-29部署到英国,在那里它们于皇家空军马勒姆久基地(英语:RAF Marham)、皇家空军沃丁顿基地(英语:RAF Waddington)、皇家空军斯坎普顿基地(英语:RAF Scampton)和皇家空军莱肯希思基地(英语:RAF Lakenheath)论调。
美国还向希腊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其抵抗共产党。提供了AT-6德州佬教练机和C-47运输机,以及装甲车、轻武器、弹药和雷达。在土耳其,黑海北部海岸部署了各种情报收集飞机,为美国提供有关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情报。还进行了飞越苏联的抵近侦察。
1948年,美国空军C-47运输机参与柏林空运行动
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
柏林空运是冷战的决定性事件之一,也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柏林封锁共464天仅通过空中满足城市需求的努力表明西方国家决心在柏林保持影响力。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努力是盟军空军的早期胜利,象征着二战后西方对欧洲反共努力的承诺。
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将德国划分为占领区。柏林虽然在苏联地区,但也被四国瓜分。1948年6月18日,三个西方国家就一种新的共同德国货币达成一致,该货币于6月20日生效,结束了占领货币的使用并引入了德国马克。苏联认为此举违反了1945年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德国将被视为一个经济单位。作为对西方货币改革行动的回应,苏联于6月23日切断了柏林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第二天,6月24日,苏联封锁了西部所有公路、铁路和驳船,通过德国的苏联占领区进入柏林的三个西方控制区,开始了柏林封锁。苏联人现在也拒绝了西方关于他们在柏林的占领权的论点,以及关于畅通无阻地使用通往城市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合法主张。
1948–49年冬天的柏林封锁期间,C-54运输机(英语:C-54 Skymaster)在威斯巴登空军基地(英语:Wiesbaden Air Bases)
在讨论军事选项后,优先考虑空运柏林,因为苏联封锁柏林对三个空中走廊影响不大。苏联最初并没有干预柏林空运的货机,因为他们相信空运两百万柏林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8年,驻欧美军的空运力量有限。该司令部由485架飞机组成,第60部队运输大队(英语:60th Troop Carrier Group)和第61部队运输大队(英语:61st Troop Carrier Group)位于法兰克福莱茵-美因的威斯巴登空军基地(英语:Wiesbaden Air Bases),均使用C-47运输机。唯一的战斗机单位是位于慕尼黑附近纽比堡空军基地(英语:Neubiberg Air Base)的第86战斗机大队(英语:86th Fighter Group),配备了P-47,于1948年7月1日启用。
美国空军P-84雷霆战斗机(英语:P-84 Thunderjet)于1947年随第31战斗机大队(英语:31st Fighter Group)抵达德国
6月26日上午,柏林封锁开始两天后,第一架装载牛奶和药品的C-47从威斯巴登空军基地起飞,前往柏林滕珀尔霍夫空军基地(英语:Tempelhof Air Base)。第一天共进行了32次飞行。然而,据估计,维持柏林西部200万人口所需的12,000吨食物、燃料、衣服和药品每天需要数百架货运飞机。根本没有足够的C-47可用,因为据估计每天需要900多架才能将其运往柏林。然而,如果使用更大的C-54运输机(英语:C-54 Skymaster),大约180架就可以提供必要的货物。但是,根本没有那么多C-54可用。
军用航空运输服务处(英语:Military Air Transport Service)(MATS)奉命调动世界上所有可用的C-54和C-82以支持空运,并翻新尽可能多的封存在戴维斯-蒙森的C-47来执行空运任务。C-74环球霸王运输机(英语:C-74 Globemaster)也被考虑使用,因为其巨大的载货能力将大大减少空运的次数和飞机数量,但这架飞机的着陆要求远远超过柏林地区跑道所能提供的,在短跑道上着陆是不安全的,但C-74确实将货物从美国运送到欧洲的中转基地。
为了增加欧洲地区的美国空军的战术空中力量,1948年7月,75架F-80流星战斗机与第36战斗机大队(英语:36th Fighter Group)一起转移到德国,分配到慕尼黑附近的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空军基地(英语:Fürstenfeldbruck Air Bases),此举大大增强了美国空军的战术空中力量。
1948年,B-29-60-BA超级堡垒,编号44-84088,分配给位于英国皇家空军斯坎普顿基地(英语:RAF Scampton)的第718轰炸机中队(英语:718th Bomb Squadron)
1948年8月,10架C-54抵达德国开始空运服务。此外,民用DC-4被征收给美国空军执行空运任务。美国海军提供了21架R-5D,以及他们的C-54。 Rhein-Main和Wiesbaden的机场开始满载飞机,并决定也使用位于法斯伯格空军基地(英语:Faßberg Air Base)和策勒的英国皇家空军机场。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空运了超过230万吨的食品、燃料和医疗用品。大部分吨位由美国空军运载。柏林空运对美国空军现有的货机、飞机发动机、熟练机组人员和维修人员的资源征税。
几个月后,苏联人清楚地知道,美国人成功地向柏林西部地区提供了维持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补给。苏联空军战斗机在空中走廊开始进行模拟袭击以吓唬美军飞行员,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并大大增加了空中相撞的危险。尽可能多的雅科夫列夫和拉沃奇金战斗机也聚集在柏林周围,然后集体向西飞行,穿过走廊。在苏联占领区的西部边界附近,他们离开并沿着区域边界飞到下一个走廊,这样他们就可以沿着这条走廊飞回柏林,避开交通,飞往柏林周围的机场。美军无线电频率被干扰,并释放箔条以迷惑雷达操作员。夜间,探照灯照在走廊里的飞机上。到1949 年春天,美国航空航天局宣布发生了苏联人用高射炮向货机开火的事件,以及允许弹幕气球在走廊内漂浮的事件。
数百名飞行员以及参与空运的数千名军人和德国平民的努力为柏林人民提供了保障。平均一天柏林空运通过近1,400次航班运送了近13,000吨粮食。运输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架飞机几乎每分钟在柏林西部的三个机场之一降落一次。重型运输机连续不断的发动机噪音给柏林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苏联开始意识到,对柏林的封锁不会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效果。1949年5月12日,苏联解除封锁。然而,空运在9月底之前一直在进行,以确保柏林有足够的供应,以防重新实施封锁。
即使朝鲜战争在1950年代初期爆发,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国防部仍将欧洲的空中力量置于比韩国更高的优先地位。1950年9月,北约军事委员会呼吁建立规模更大的常规部队以应对苏联,随后在1952年2月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立场。这次会议确立了在1954年发生常规战争时最终部署96个师的目标。作为这一集结的一部分,美国空军打算从16个联队总共2,100架飞机扩大到28个联队,其中22个在中欧,盟军仅在该地区,就得到了从美国派遣的已部署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队的支持。
1951年4月至1954年12月期间,美国空军将战术空军司令部的13个作战联队和空军物资司令部的1个空军基地联队转移到美国空军。8个联队是常规空军联队,4个联队是国民警卫队单位,一个联队是一个后备动员的空军预备队。其中四个联队部署到英国,三个部署到西德,六个联队部署到法国。这些联队约有500架战斗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战术侦察机、100架战术空运运输机和18,000名人员。
随着这些来自美国本土的新部队,美国空军将其在西德的部队转移到莱茵河以西。巴伐利亚现有的基地(埃尔丁空军基地、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兰茨贝格、考夫博伦和纽比贝格空军基地)被认为太容易受到苏联的攻击,并于1960年关闭。
1954年3月1日,欧洲地区空军装备部队在林赛空军基地启动并分配给美国空军。 然而,空军物资司令部最终获得了美国空军后勤保障的全球责任,1956年1月1日,AMF欧洲区被转移到了它。作为这次重组的一部分,西班牙空军司令部也被重新分配到了AMF欧洲区。1958年5月,AMC将AMF欧洲区迁至查特路航空站。
从1954年起,驻欧美国空军(USAFE)建立了一个大型训练组织,主要任务是训练新的西德空军。训练中队先扩大为大队,然后迅速扩大为联队(3-4个大队)。1955年6月,第7330飞行训练联队组建。第7351飞行训练大队(英语:7330th Flying Training Group)被重新命名为联队。1955年4月,第7331技术训练大队在考夫博伦空军基地重组为一个联队。由于建设德国空军是重中之重,因此需要一个新的监督总部。1955年7月1日,USAFE临时训练总部成立,负责德国空军的三个训练联队。
Erding、Landsberg和Neubiberg空军基地虽然名义上受美国空军控制,但被用来训练西德空军飞行员。训练完成后,基地被移交给西德控制。这些基地中的最后一个在1960年移交。埃尔丁空军基地在1970年代初期由美国空军拦截机单位短暂共享。
到1954年,第2航空师(英语:2d Air Division)在沙特阿拉伯的宰赫兰空军基地(英语:Dhahran Air Base)活跃。到1960年,美国空军控制了法属摩洛哥、利比亚惠勒斯、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其他空军基地。
1958年,第513战斗拦截机中队(英语:513th Fighter Interceptor Squadron)一架52-4063的F-86D军刀战斗机部署在法国法尔斯堡-布尔沙伊德空军基地(英语:Phalsbourg-Bourscheid Air Base)并在欧洲执行防空任务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革命后,苏联入侵匈牙利。作为回应,美国向英国伯顿伍德皇家空军部署了16架B-36轰炸机。B-47轰炸机的几次临时部署也被派往北非的基地。
1961年的柏林危机成为USAFE对所谓“灵活反应”战略的第一次考验。1961年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决定与东德政府签署和平条约。实际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控制柏林的俄罗斯地区,并可能结束对该市的联合占领。这一行动明显违反了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
当西方盟国反对这项提议的和平条约时,赫鲁晓夫开始谈论限制西方从空中进入柏林并阻止东德人进入这座城市。这种可能性开始了德国人从东部地区外流,因为他们急于离开他们的部门并搬迁到西德。
1961年8月12日晚上,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以阻止工人从共产主义中流失,从而加剧了过去12个月一直在酝酿的新冷战危机。柏林成为一个分裂的城市。肯尼迪政府同意的回应是在1961年夏天迅速增加欧洲的战术空中力量。
作为回应,美国空军分两阶段向欧洲部署增援部队——这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飞机部署行动。第一阶段于9月5日开始,执行代号钉锤(Operation Tack Hammer),战术空军司令部(英语:Tactical Air Command)从其本土的部队中派出了8个F-100D战斗机中队,共144架战斗机增强美国空军在欧洲的实力。此项行动的战斗机都在途中通过空中加油穿越大西洋。TACK HAMMER部署是一项临时措施,直到 空军国民警卫队(ANG)单位可以解除战术空军司令部中队的任务。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任务是提供6个战术战斗机联队和1个战术侦察联队,以扩大驻欧空军规模。部署在欧洲的还有国民兵的第152战术控制大队(英语:152d Tactical Control Group),由6个战术控制中队组成,由230名军官和 1,850名士官兵配备移动地面雷达和无线电设备,以控制战场上的战术空中力量,分散在整个西德。
1962年,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第7108战术联队(7108th Tactical Wing)的F-84F在法国肖蒙-塞穆捷空军基地(英语:152d Tactical Control Group)上空编队,柏林危机结束后,这些飞机被重新分配到第366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366th Tactical Fighter Wing)
第二阶段开始于1961年10月下旬至11月的11个空军国民警卫队(ANG)中队的调动。代号阶梯行动(Operation Stair Step)将战斗机快速空运到欧洲的行动。ANG联队提供的飞机总共有100架F-84E(英语:F-84E)、20架RF-84F、78架F-86H和72架F-104A。大多数战斗机于11月4日前抵达,令人讶异的是在途中没有损失。F-84E和F-86F被认为是陈旧过时的飞机,尽管距离它们出厂仅7到9年。三个F-104中队于1961年 11月1日启动。他们拆卸了F-104星式战斗机并将其装入军用航空运输勤务部(英语:Military Air Transport Service)C-124环球霸王II运输机(英语:Douglas C-124 Globemaster II),然后将它们运送到位于西德和西班牙的空军基地。
然而,柏林墙建成了,带有雷区的带刺铁丝网延伸了分裂的德国的整个南北线。 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里,这堵墙有效地隔离了东西德。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联军仍然留在柏林,进入这座城市的通道没有再次受到挑战。TACK HAMMER和 STAIR STEP部署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对法国的迅速部署明确表明了美国保卫柏林的决心。
大约从1963年开始,由于越南战争,驻欧美国空军的总实力逐步下降,因为美国减少了在欧洲的兵力,在东南亚打了十年有限的战争。
1966年3月7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法国将退出北约的综合军事结构。他给了北约部队一年时间(直到1967年4月1日)离开法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空军对美军撤离法国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欧一体化北约防空和战术空中力量减少的问题进行了精心处理。由于美国媒体关注越南战争,美国媒体几乎没有报导北约军队(主要是美军)从法国撤出。
1966-67年期间,美国空军在法国的所有办公室和设施都关闭,人员和设备转移到其他北约国家。美国空军在法国的最后一次活动是位于奥利机场(Orly Airport)的第1630空军基地中队(1630th Air Base Squadron)和巴黎行政办公室。两者都于1967年6月关闭。C-117B“超级空中列车”(英语:C-117B 'Super Skytrain')于1967年5月31日飞离法国,为美国空军最后一架离开法国的飞机。
随着从法国的撤出,美国空军需要进行重大重组。位于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英语:Spangdahlem Air Base)的第49战术战斗机联队(49 TFW)的三个中队和位于哈恩空军基地(英语:Hahn Air Base)的第50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50th Tactical Fighter Wing)的第417中队被召回美国。尽管这些中队已迁往美国,但它们仍然是驻欧空军永久部队的一部分。据美国国防部称,这些中队可以随时返回欧洲基地,无需冗长的准备。
1967年,第49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49th Tactical Fighter Wing)的三个中队飞回美国,驻扎在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英语:Holloman Air Force Base),第417战术战斗机中队(英语:417th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直到1968 年才返回美国,当时该中队驻扎在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的。1968年,四个中队完全改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4幽灵II战斗机,为他们在驻欧空军中的新角色进行了准备。四个中队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代号凤头帽计划(Project Crested Cap)。Crested Cap是陆军演习 REFORGER的空军部分,在此期间,来自美国本土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将被部署到欧洲进行演习。大多数重型装备,如装甲车、大炮等,都是通过海路运输的,以行使这一运输组成部分,部队通过军用运输机进行飞行。
美国空军第401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401st Tactical Fighter Wing)编号66-0768F-4D幽灵II战斗机部署在西班牙托雷洪空军基地(英语:Torrejón Air Base)
美国空军第401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401st Tactical Fighter Wing)的F-16C战斗机部署在西班牙托雷洪空军基地(英语:Torrejón Air Base)
1987年,第52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52d Tactical Fighter Wing)的F-4G战斗机及F-16C战斗机部署在西德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英语:Spangdahlem AB)
在西班牙于1982年加入北约之前,美国空军多年来一直使用西班牙的空军基地。最初主要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使用,它们是位于西班牙南部塞维利亚附近莫龙的莫龙空军基地(英语:Morón Air Base)和位于马德里附近托雷洪的托雷洪空军基地(英语:Torrejón Air Base)。位于西班牙的空军基地对于通过南大西洋航线加强驻欧空军非常重要。通过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机场飞往欧洲的飞机总是在莫龙加油,后来也在托雷洪加油。这些基地还拥有进行飞机维护和修理的美军设施。然而,气候条件允许时,美国空军也到西班牙进行武器训练,当时武器训练仍然主要在利比亚进行,利用惠勒斯空军基地的靶场。
1960年6月,第65航空师(英语:65th Air Division)被转移到驻欧空军后,美国空军在西班牙的活动显著增加。两个配备F-102三角剑战斗机的拦截中队成立,第431战斗机拦截中队(英语:431st Fighter-Interceptor Squadron)(431 FIS)驻扎在萨拉戈萨空军基地(英语:Zaragoza Air Base),第497战斗机拦截中队(英语:497th Fighter-Interceptor Squadron)(497 FIS)驻扎在托雷洪空军基地(英语:Torrejon AB)。莫龙空军基地(Morón AB)的CASA飞机制造厂被引进来维护美国空军驻扎在西班牙、德国和荷兰的F-102A防空战斗机。
美国物流大队 (TUSLOG) 是美国空军在土耳其的主要机构。TUSLOG不仅指挥美国空军的各个单位,还支持所有其他美国军事组织和土耳其政府机构。TUSLOG成立于1955年,总部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位于阿达纳附近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第39空军基地联队(英语:39th Air Base Wing)支持训练部署和区域演习;国家指挥机构任务的通信;为各种单位和一个空中机动司令部租户单位提供支持,提供乘客和货物的航空运输。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第39大队支持于土耳其的各种SAC活动,这些活动将因吉尔利克集中用作U-2侦察机沿苏联边境和中东的侦察飞行基地。
变化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1973年3月,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从德国林赛空军基地(英语:Lindsey Air Station)转移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1974年6月,北约中欧盟军空军基地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成立,在欧洲指挥美国空军部队。
编号79-0008的F-15D鹰式战斗机部署在西德比特堡空军基地(英语:Bitburg Air Base),第525战术战斗机中队(英语:525th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
1976年,新型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15A/B鹰式战斗机被引入美国空军。以应对苏联新的米格-25战斗机。F-15A于1977年4月随第36战术战斗机联队(英语:36th Tactical Fighter Wing)部署到西德比特堡空军基地(英语:Bitburg Air Base)。作为Project Ready Eagle计划的一部分,位于荷兰苏斯特贝格空军基地(英语:Soesterberg AB)的第32战术战斗机中队(英语:32th Tactical Fighter Squadron)也升级为F-15A/B鹰式战斗机。到1986年,所有驻欧空军的F-4战斗机都被F-15和F-16战斗机取代。
第36战术战斗机联队(36th TFW)现有的F-4E幽灵II战斗机被并入三个新的USAFE中队,这些中队分别位于Hahn空军基地(313 TFS)、苏斯特贝格空军基地(480 TFS)和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空军基地( 512 TFS)。转用F-15、F-16的准备工作全速进行,被赋予了项目名称“Ready Eagle”,包括对USAFE飞行员的过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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