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津美治郎，日本大分县人，1882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1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驻德国、丹麦使馆武官、参谋本部德国班班长、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编制动员课课长、第一师团第一旅团旅团长、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参谋本部部附等职。
1934年3月5日，梅津美治郎出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此时，日本军部正图谋侵占华北，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梅津美作为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积极推行日本军部的侵华政策，不断在平津地区制造事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1935年5月3日，梅津美治郎派人指使天津日租界内的青红帮分子，刺杀了汉奸、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长记者、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思溥。梅津遂以此事为借口，向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施加压力，威胁说：“事态恐会扩大”。恰在此时，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被日军压迫进关内。梅津又以此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北平和天津也应列为停战区。此后，梅津利用这两件事大造声势，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平津，罢免与这两件事有关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蓝衣社天津办事处处长何一飞等人。为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上述条件，梅津还调集军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游行，并请求关东军在北平和天津上空低飞示威。在日本的威逼下，免去天津市市长张延谔，调走第五十一军等措施。
但梅津并不满足，6月9日，又向何应钦提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政府取消河北省内所有的国民党党部、要国民党中央军离开河北省境等四项措施，“若在6月12日以前不能答复，日军会采取断然措施。”为此，梅津让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作出一副随时准备进攻平津的架式。为免事态扩大，接受了梅津的最后通牒。
但梅津得寸进尺，6月11日，又将日本单方面拟定的《觉书》送交给何应钦，要求何应钦签盖印章，予以承认。7月6日，何应钦屈于梅津的压力，复函梅津，表示接受《觉书》所提各项要求。梅津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历史上被称为《何梅协定》。梅津美治郎炮制的《何梅协定》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
由于炮制《何梅协定》有功，梅津于1935年升任第二师团师团长，后又担任陆军省次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梅津又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在中国犯下累累暴行。
1939年9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因诺门坎惨败而被免职。日本军部调梅津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上任后，对苏采取缓和态度，致使关东军在他任期内，没有与苏军发生冲突。在此期间的1940年8月，梅津美治郎晋升为陆军大将。
1944年7月，梅津美治郎回国，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梅津仍作垂死挣扎。在中国战场上，他批准日军先后进行了桂柳会战，老河口战役，芷江战役；在太平洋战场上，他指挥日军进行了莱特决战、吕宋决战、琉球岛战役和冲绳战役。可梅津并不能挽救日本灭亡的命运，到1945年8月，日本已走投无路。《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梅津反对接受，并主张尽全力进行最后一搏。
后来，又不顾外相东乡等人的强烈反对，极力主张有条件投降。在天皇做出“圣裁”后，梅津为逃脱审判，开始大量销毁罪证。9月2日，在天皇的亲自敦请下，梅津美治郎极不情愿地代表军部出席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亲手为他毕生效力的日本军国主义“事业”画上句号。
1946年4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团下令逮捕了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这是最后一批被捕的日本甲级战犯。5月3日，远东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检查官指控梅津美治郎犯有策划并参加侵略中国、美国等国家的多项战争罪行。在审判期间、梅津虽也像土肥原贤二一样沉默不语，但却聘请了美国律师布来克尼和日本律师宫田光雄、小野喜作等人为他辩护，企图减轻罪责。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无期徒刑。由于梅津身患重病，不能出庭，由他的美国律师布来克尼代他接受了判决。1949年1月8日，梅津美治郎在东京巢鸭监狱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