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伪满政权
在沈阳停了几天，林枫同志通知我，东北局决定我到安东省工作，任中共安东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肖华同志，副书记还有林一山同志。省工委驻安东市(现丹东市)，管辖区域几经变化，大体上是现辽宁省的东部，包括抚顺、本溪以东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和现吉林省的抚松、临江、通化以南地区。当时，安奉路(即丹东至沈阳的铁路)还通车，林枫同志同我谈后不几日，我即同罗其南、杨昆岚等同志一起乘火车到了安东市。其时，肖华、林一山同志早已到了这里，我们一起住在鸭绿江造纸厂里，省工委机关也设在这里。
这个纸厂原是张学良建的，以后由日伪经管。该厂规模很大，机器设备根不错，主要生产高档纸张，如卷烟盘纸、钞票纸等。我们接收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并成为安东省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辽东地区军队和地方干部十几万人的供给主要是靠安东的几个大厂子，所谓“穿的是纺织厂的布，用的是造纸厂的钱”。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是11月初到安东的。安东地区的政治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伪警武装尚未解除，夜晚时闻枪声，人民生活不安定。我军在9-10月间已陆续由海陆两路分批进入安东地区。安东地区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在苏联红军的军事管制之下，苏联红军给予我们很多支援，但是由于受雅尔塔协定和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协定的约束，地方政权未能全部让我们接管。
这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侵入东北地区，国民党的伪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等“接收大员”到了长春，未敢来安东，但国民党特务分子挂出了“县党部”的牌子进行活动。敌伪分子在蒋介石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命令下，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成立了“维持会”，原日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摇身一变当上了安东省地方维持会会长。安东地区各城乡和各行业也都组织了“维持会”。日满时期的伪警察也改头换面，黄军服染成青军衣，还是那些人，仍保持原来的建制和武装，又成了“维持会”的警察。国民党特务、汉奸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以“维持会”的名义和形式继续实行反动统治，欺压人民，并且明里暗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等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
安东地区的农村、山上还有多股武装土匪，这些人主要是伪满的警察、特务、地主武装等等反动分子，还有一些日本散兵游勇、开拓团、浪人等军国主义分子。这些股匪大多数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实际上是一些政治土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暗杀我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暴动，无所不为。
安东地区的人民群众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压迫，对日寇和伪满汉奸有深刻的仇恨。我党在安东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早有一定的影响，在20年代就建立了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九一八”后，抗日联军在长白山一带顽强地进行了抗日斗争，安东地区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华北老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对它有一定影响。这一切决定了安东人民i有较高的民族觉悟。但是他们又受到日满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较大影响，对祖国的认识很抽象，不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把国民党政府、中央军认作是“正统”，加之汉奸、特务、警察的威胁、欺骗，以至有相当部分群众对我党我军还缺乏全面认识。
上述就是我刚到安东时的基本政治情况。事情很明显，我们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建立革命的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我由沈阳动身时，东北局的领导同志曾一再叮嘱，要我到安东后，尽快解除敌伪警察武装，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才能有利地控制局势，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推动各项工作。
我到安东后，即传达了这个指示。在我到安东市前几天发生的“三股流”事件促进了我们接收安东的地方政权和解除警察武装的工作。当时，在安东郊区有敌伪残余势力组成的武装土匪千余人，其中有200名溃散的日本关东军，他们与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勾结在一起，打着“中央先遣军”的旗号，欺骗、蒙蔽安东市原“国高”的一部分学生，利用学生单纯的反日爱国的热情，组成“爱国先锋团”，并且造谣说进入安东的八路军是“土匪”，要学生们拿起枪来，迎接“中央军”。在国民党特务的煽惑下，学生们被骗上了安东市西山叫“三股流”的地方，与残余的日军、土匪混杂在一起。
10月24-25日，我军歼灭了三股流一带的土匪武装，解救回被蒙蔽的青年学生，并且获得了维持会、警察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匪军图谋叛乱、危害人民的大量人证物证。我们向苏军司令部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缴获的人证物证情况，从而使苏军对他们的罪行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我们派吕其恩同志与苏军联系，由我军与苏联红军一起缴了伪警察的枪支。接着我们建立了人民警察武装，成立了安东市保安司令部，由吕其恩同志任司令。
在消灭三股流武装土匪的前后，在整个安东地区，我主力部队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于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展开了对日伪残余、汉奸、土匪的全面进剿。先歼灭了盘踞在海城、灿岩、大孤山、瓦房店一带的1500余名土匪，然后集中兵力围歼纠集在千山一带的大股土匪。这股土匪以国民党特务邓国庆为首，包括1000余名日寇和2000多名伪满国兵、警察、宪兵，编为3个团，企图凭借千山险要地形及日式武装与我军对抗，等待国民党收编。11月28日，我全部肃清了千山及其附近地区的股匪。与此同时，本溪、新宾等地的土匪也被我肃清了。1946年2月3日，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孙耕晓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藤田策动日寇5000余人暴动，当日即被我军镇压。
总计从1945年10月起，经过3个月的剿匪，共歼灭日伪残余、土匪15000余人，解放了安东地区的所有城镇。少数零星土匪逃窜到辽河以西的辽台盘地区，投靠了占领锦州的国民党军队。
剿匪的胜利，为建立地方政权和加速接收、建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5年11月初，安东省和安东市先后建立了民主政府，省政府主席高崇民，副主席刘澜波，安东市市长吕其恩，副市长张雪轩。民主政府公布《安民告示》，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工商、文教等各行各业和对伪职人员的方针、政策，安定了人心。随之，又派出一批干部，分赴各县、市工作。到1945年底，安东、通化地区所属全部县市，普遍建立起民主政权，社会秩序安定。安东人民在安东省委和各级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向着“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道路迈进！
反奸清算
1945年冬是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形势激烈变化的时期。东北广大地区的人民正在欢庆解放，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开始走上光明生活大道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却要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强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下，向我东北地区大举进军。10月11日，美舰21艘载运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11月16日，在美国飞机的掩护下，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并继续北犯。12月22日，美海军直接把杜聿明部运往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利用中苏协定，要苏军让其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东北各地政权。一时间，东北地区黑云滚滚，刚从日满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北人民，又。重陷于蒋帮奴役蹂埔的深渊之中。
鉴于此种形势，我们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严峻的斗争术可避免。对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部署，党中央在1945年11月、12月多次作出指示:要从东北的大城市中撤出，去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并且指出，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和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要好好进行发展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中央的指示，使我和省委的同志对当前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前一段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体会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回顾前一段工作，由于我军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安东地区，占了先机之利，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了优势。
在刚进入安东地区的头一、二个月里，工作重点侧重在剿匪、扩大武装、搜集与分配物资等方面，这是必要的，使群众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得到部分利益。各地的人民政府虽然已经建立起来，对维护社会治安和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广大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对敌伪残余势力尚未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犯，群众的思想顾虑很多。情况很清楚，我们要在安东地区创建根据地，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此，在1945年冬，在各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同时，我们突出抓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的群众运动。
1945年12月1日，安东省工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明确规定，以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与普遍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大量组织群众，其他改造伪政权、扩军、搜集敌伪物资等工作都应有机地配合这一工作。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才真正有了力量，有了千部，才能更迅速地扩大武装，搜集更多的物资，彻底摧毁伪组织，肃清一切反动分子、警察、土匪，.特务分子，才能更进一步扩大民主，巩固政权，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有了一切。”
《指示》还提出，当前的斗争任务和斗争对象，应是“通过人民的民族觉悟去解决以民族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以反奸、清算、减租、增资为中心，反对日寇汉奸、特务、走狗、卖国贼的残余势力，从斗争中建立与组织各级工会、农会，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申十四年冤，报十四年仇”的口号。同时，省委还提出，要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此，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逮捕处决了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和伪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曹承宗是一个死心塌地忠实于日寇屠杀蹂躏东北人民的战争罪犯，“九一八”前就当了汉奸，任日寇东北交涉署科长，“九·一八”事变后，当上了伪满洲地政总局局长，1941年任伪安东省省长。他在任地政局长期间，卖力地替日寇军阀霸占我东北的土地、房屋，使无数人民流离失所，亡命他乡，任安东省长后，更榨尽了安东人民的血汗，日寇投降后，又当“维持会”会长，号召安东人民勿对敌人清算血债和报仇申冤，鼓吹“大国民风度”，“力持镇静”等等，阻止人民的解放斗争，继续效忠日寇。渡边是日寇屠杀蹂躏我东北人民最凶恶的罪犯之一，被其鞭打、捕杀的人民群众实难以数计，还大量侵占人民田地，仅凤凰城一带即被其侵占近千亩良田。安东群众对他们莫不切齿痛恨。
民主政府刚成立，人民便纷纷控告该两罪犯。安东省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控告，经过审讯，于1945年12月12日判处两犯死刑。
镇压了曹承宗、渡边，在安东全省引起极大反响，日寇、汉奸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被彻底砸烂了，被奴役压迫14年的民族仇恨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人民控诉日伪汉奸、特务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从12月16日开始的安奉铁路员工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斗争，把反奸清算运动推向高潮。李剥皮、郑剥皮是日寇豢养的血债累累的两条汉奸走狗，李剥皮名李毓明，是安奉路警护团团长;郑剥皮名郑重芳，是警护团的日本特务。警护团是满洲铁路警护部领导的护路武装，归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管辖。
李剥皮、郑剥皮依仗其警护团的职权和日寇反动势力，无恶不作。根据群众控告和调查不完全统计，被其杀害的铁路员工有16名，残伤的近800人，至于对铁路职工、乘客以及沿线市民、农民敲诈勒索，强抢硬夺，随意毒打、捆绑、关押、滥施刑法等等，无辜受害的更是无法计数。安东解放以后，他们拒绝我军事代表进驻，在我们实行军管、停止了警护团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后，还在暗地里散播谣言，恐吓群众，并将800多条枪支隐藏起来，准备暴动。
安奉路广大职工对李剥皮、郑剥皮恨之入骨，强烈要求法办李剥皮、郑剥皮，为被害群众报仇雪恨。在安东省工委领导下，由省总工会田力夫等组织工作队赴安奉路各站、段，深入到职工和市民群众中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同时，公安部门逮捕了李剥皮、郑剥皮，从而解除了群众怕斗不倒、怕报复等顾虑。在省工会的组织下，召开了被难家属座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控诉会，号召大家起来申冤报仇，与剥皮算帐;同时，把群众揭发控诉李剥皮、郑剥皮罪行材料利用报纸、电台扩大宣传，很快掀起了诉苦控诉高潮。20多天里，在安奉路沿线各站共开了30多次控诉斗争会。
1946年1月11日召开了公审李毓明和郑重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铁路职工、市民、农民以及省市各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代表等共20000余人。大会首先由受难人和被害人家属、亲友控诉，继而又举行了被害群众的追悼大会。
当控诉到受难受害者被李剥皮、郑剥皮迫害得家破人亡等惨景时，参加大会的群众都声泪俱下，义愤填膺，一致请求民主政府为人民作主，严惩罪犯。安东省民主政府宣布接受群众的申诉，立即处决李毓明和郑重芳。这时，群众欢跃高呼:安奉路的天真正亮了1工人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民主政府万岁！
安奉路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胜利，在安东地区发生了巨大影响，反奸清算斗争的革命风暴吹遍了安东省城乡。截止1946年3月不完全统计，安东地区共举行了反奸清算斗争104。余次，参加斗争的有93万余人，审判处决了战犯、汉奸、特务72人。反奸清算及时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的反动嚣张气焰，有力地镇压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反革命猖狂活动，推动了扩军、生产、支前等各项工作，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积极性大大高涨，共产党、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为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12月，我和肖华同志到了本溪。东北局已从沈阳撤到这里。东北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战争已不可避免，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南满和北满之间将会出现分割局面。
为了加强辽东根据地的建设和统一作战指挥，更好地坚持辽东的斗争，1月10日，东北局决定将辽东、安东两省工委合并，组建辽东省委，管辖安东、辽宁两省分委，并成立辽东军区，辖第兰、第四纵队和辽宁、安东两省军区;辽宁省军区辖杨靖宇支队(后改为李红光支队，指战员绝大部分是朝鲜族人)，安东省军区辖一警卫团。肖华任辽东省委第一书记兼辽东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才任军区司令员，我任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罗舜初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克林、吴克华任副司令员，莫文弊、唐凯任副政委兼政治部正、副主任，李力果任省委秘书长。6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辽东省委决定成立了辽南省分委、辽南行署、辽南军区(辖辽南独立师)。这就更有利于深入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准备迎接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深入农村
1945年12月28日，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对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斗争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部署，对东北形势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指示”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到距离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把工作重心坚决放在群众工作上，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增资运动，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指示”特别强调，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和部队，要人人下决心，进行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1945年冬开始，在城市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的同时，深入安东广大农村，蓬勃开展了以反汉奸、反特务、反贪污和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在安东农村，日寇侵入后，积极扶持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使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农民所受的剥削更为残酷;日寇又实行开拓政策，以日本“满洲拓殖会社”和伪满“开拓总局”的名义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掠夺了大量良田好地，变成所谓“开拓地”、“满拓地”，许多日本人也趁机霸占土地据为己有，使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或雇农。这些土地又租给中国人或朝鲜人耕种，从而出现了不少经营地主。
日寇的这种农村政策，促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无地农民大量增加。安东省统计，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以上，而50%的人却没有土地。东北农村雇工多，这也是与关内各地不同的特点之一'再一个特点是，敌伪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度，配给店控制了农村生活命脉。县村屯政权、警察、特务、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以及配给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寇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地主大多数都与伪吏、警察、特务有联系，或者二位一体，地主本身就是日寇的汉好、走狗。在东北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东军、宪兵队，特务、警察、协和会”，东北人民最怕这些人，对他们也最为痛恨。
群众一经发动，仇恨的烈火很自然地首先集中在作恶多端的伪乡屯长、配给店掌柜等汉奸、特务身上，清算他们霸占田地财产，借“劳工”、“出荷”、配给中贪污、克扣钱粮油盐，以及欺压乡民、残害百姓等罪行，政治帐、经济帐结合起来，掀起了一阵阵斗争高潮。如凤凰城大堡区农民向汉奸姜永全算帐，姜当了14年伪村长，一贯欺压鱼肉乡民，是日满的一条忠实走狗，敌人要100个劳工，他送去120个，要1000石出荷粮，他送去120。石，日满奖他为“模范村村长”，“功劳奖状”挂满了伪村公所。14年来，他的地由26亩变成600亩。日寇投降后，他还说敌人是“假投降”，买了礼物送给溃逃下来的日本兵。过去老百姓见了他连话都不敢说，现在吐出了14年怨愤，迫使他向群众低下了头，退出了侵吞强占的田地财物。
本溪县，1946年1月10日一2月10日，一个月中发动40次群众斗争，有1,1万农民得到了清算果实，并通过斗争有39个村建立了农会。据1946年3月安东省7个县不完全统计，共清算出粮食4258万余斤，款1475万余元，土地16000余亩。被汉奸、特务、恶霸剥夺走的血汗财产，在共产党、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又回到了人民自己手里。
清算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并在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不少地方成立了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减轻封建地租剥削。安东农村的地租一般在500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70%,农民终年劳苦，不得温饱。有的地方，在向汉奸、特务算账的时候，就有农民到地主家要求减租，当时地主很顽固，不仅不应允，还把农民骂了出去。我们坚决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及时引导群众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下，至1946年3月底4月初，安东省大部分农村实行了“二五”减租0据不完全统计，安东、桓仁、赛马、宽甸4个县，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有13000多户佃农参加了斗争，地主退还租粮54万石，押金180万元。不少地方还投收了敌伪掠夺的':开拓地”、“满拓地”和日寇、大汉奸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耕种。
正在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刻，1946年5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祖及土地向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还指出，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明确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原则。
7月7日，东北局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把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决议号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迅速普遍执行“五四指示”，并且强调要造成一个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这一决议使我们对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更加深了理解，并使我回忆起从井冈山根据地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至长期以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帮助农民从根本上翻身，农民才会坚定地跟我们走，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相反，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也就不可能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根据“五四指示”和“七七决议，”精神，我们迅即派出5000余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辽东全省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各地都集中向汉奸、特务、豪绅、恶霸进行了坚决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对于中小地主，一般都是经过群众，采取调解仲裁的办法，使他们拿出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则一般没有动。到9月底，交东、辽宁(现辽宁中北部地区)两省不完全统计，共分配土地370万亩，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普遍分到了土地，在山区，一般每人分到1一3亩耕地，平川一般每人可分得4亩。几十万分得了土地的贫雇农欢天喜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得到了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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