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饱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台湾同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怀抱。
然而,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
在政治上,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人事上,排斥台湾本地人,随意安插自己的亲信,台湾同胞希望在光复后实现当家做主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在经济上,推行统制经济,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给台湾同胞的群体利益带来很大损害。
同时,台币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工厂大部分停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台湾大量物资被运往大陆,商人又囤积居奇,大量走私,号称米仓的台湾竟发生了米荒,甚至多处发生了抢米风潮,引起粮食的恐慌,台湾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台湾光复仅一年,物价涨了100倍,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欠收,致使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陈仪,字公侠,绍兴东浦镇人,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他与蒋介石是同学,私交甚好。
陈仪 图片来自网络
陈仪赴台后,大权独揽,跋扈张扬,CC系成员李翼中,来到台湾,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
不过,陈仪与国民党内的CC系成员一向不睦,他任用了一班亲信如宋斐如、刘启光、沈仲九、周一鹗等人,排挤李翼中,使得省党部与各市县党部工作难以开展。
在台湾,李翼中组织访问团,率领张兆焕、林紫贵等人,从南至北,历时三个月,足迹遍及整个台湾岛,他们本着“宣传重于组织、了解重于开展”的原则,慰问台湾民众,宣扬三民主义,宣达国民党中央,同时招纳优秀分子入党。
在台湾各地,李翼中多次举办“三民主义宣传大会”,与士绅及农工各界领袖进行沟通,并择优介绍地方领导入党,成立区分部。
1946年7月21日,李翼中在“国父纪念周”上,分析了台湾省政治现状,并找出官民隔阂的症结,勉励台湾群众协助政府肃清贪污,共同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台湾。
他还清理台湾贪污腐败案件,查处了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变卖政府财产,获益几十万台币、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等。
但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偶发的缉私血案,使台湾社会积蓄已久的矛盾剧烈爆发出来。
当日中午,台湾专卖局台北分局得到线报,有人走私香烟,专员叶得根和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傅学通等6名查缉员及4名警察前往缉查。
当他们抵达淡水时,仅仅查获了5箱走私香烟,接着,一个“眼线”举报说:“走私货已转移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
于是,叶得根等人又赶往台北缉查、抓人,晚7点30分,当他们来到那个地点时,走私贩早就闻讯逃跑,在太平町对面查获一位40岁寡妇林江迈和她的几包公私烟。
叶得根等人暴力执法,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林江迈的公私烟和现金全部加以没收。
林江迈是个寡妇,几包公私烟就是其全部家当,她跪下来向叶得根等人哀求:“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香烟还给我吧……”
但是,叶得根等人置若罔闻,不予理会,林江迈哭声大作,引来了许多围观民众。
因为深受陈仪政府经济政策之苦,当时的台湾人对于国民党已经极为不满。一时之间,围观民众中“外地人欺负台湾人”的呼声开始突显。
一名稽查员用枪托击打苦苦哀求的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注,滚烫的鲜血使得场面更加混乱,民众开始攻击稽查员队伍。
混乱中,稽查员傅学通鸣枪警告,谁料竟然击中了一名围观民众陈文溪(20岁,送医后,次日死亡)。
这一下,把围观群众的火气完全被点燃了,他们砸烂了缉查队员的卡车,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
示威民众攻击台北专卖局
这一事件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很快传播开来,逝者陈文溪是当地帮会头目陈木荣的亲弟弟,台湾社会的民情复杂,很多帮会成为了基层社会的控制者,他们手中拥有数量众多的徒子徒孙,一呼百应。
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前所未有的暴动在台北市率先出现,民众敲锣集会,包围专卖局台北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
很快,此事通过台湾省党部统调室,传到远在南京瞻园的叶秀峰的耳朵里。
“台湾调统室来电,台北民众围攻专卖局,我们怎么办?”机要秘书将电报递给叶秀峰。
可叶秀峰看完电报后,并不以为然:“让他们闹吧,形不成气候的!”
“我们是否回电?”
“不,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做定论!”。
就在这时,台北街头的形势却进一步恶化!
当天下午1点,约400多名民众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打枪三人,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军警和民众对峙 图片来自网络
民众开始高呼:“打死人了,政府给予说话!”甚至还有人喊:“推翻他们,把他们赶回大陆……”
事态迅速扩大,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
下午2时,民众在中山公园聚会,进而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先后用闽南语和日语向广大民众发布:“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
当年的台湾,无线电广播相当普及,民间收音机达数万台,台湾各地民众听到后,无不义愤填膺,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抵抗风潮”很快在整个台湾蔓延开来。
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得知“台湾民变”,立即掉头返回了上海。
台湾广播电台被民众控制之后,长官公署失去了舆论导向,使台北一隅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全岛,短短数日之内,暴动烽火在台湾各地轰轰烈烈地燃烧了起来。
事件的发展,早已超出陈仪的预料,他只得将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于公署大楼。
当时,台湾的驻军并不多,原本有第70军驻守,但是因其军纪太差被陈仪申请调离,新的驻防队伍尚未就位,驻防台湾的兵力仅有第21军的一个独立团,此外就是一些警察。
民众实力庞大,很快就击溃了军警,台湾除了基隆和高雄两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之外,其余各地,基本均被暴动队伍占领和控制。
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他拍桌子发飙:“因为几盒私烟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看来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
事关重大,他决定先向蒋介石汇报一下,然后拿出自己的措施。
他匆匆来到总统府,此时的蒋介石已得知情况,脸色不好,见叶秀峰来了,直言道:“台湾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吧?你那里还有什么新的信息?”
“据我所知,陈仪将自己的部队悉数调回大陆,他身边的军警人数有限,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叶秀峰十分冷静,对于民众暴动,向来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蒋介石沉默一会道:“如果掌握到新信息,你要及时汇报,以免贻误战情!”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为应对“二·二八”突发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并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
大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7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禁令,释放被拘民众。
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发出广播,答应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与台北市参议员等台湾当地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一千多名师生集会,谴责政府暴行。
于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又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民间代表林献堂和《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
接着,陈仪向全省发出第二次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
一、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
二、被拘捕者准予释放;
三、伤者给付治疗;
四、死者优予抚恤。
但是,他的讲话并未得到台湾民众的正面回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3月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等人商议,成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与此同时,还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台湾各地也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开始接管各地的政府单位。
其中的台北、嘉义、台南等地都出现了民众攻破警政单位夺取枪支的情况,这一时期的矛头主要对准的是腐败的陈仪当局,
3月4日,中央社台北分社致电南京:
“记者根据截至今日9时,分访各方面之观察,目前危机依然重重。
适自军方获得消息,台中宪警均被缴械,嘉义暴民刻正包围军队,而掌握全省电力之台电公司,现已全由台人控制。
倘各地情势再行恶化,倘台北刻已无米可购之市民,一旦变为饥民,则未来局势,更将不可设想。
3月5日,蒋介石决定派兵,电文为:“步兵一团、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后来又增加了21师的部队前往台湾,大部队于八日夜,登陆台湾。
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之时,有一支力量最为独特,那就是由革命者谢雪红所组建的台中“人民政府”。这部分人中许多都是保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为了响应大陆的感召,看到岛内局势大乱民气可用,于是顺势起义。
他们在台中建立了人民政府和名为“人民大队”的武装力量,不同于各地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分支机构,它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1947年3月6日,谢雪红手下的部队正式改组定名为“二七部队”,以纪念2月27日的私烟贩售案。
为了形成合力,他们也和各地的武装力量相互沟通,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当中还有很多的台湾原住民参与。
台湾岛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成为了风起云涌之地,然而一场惨烈的暴风雨却即将来袭。
3月6日,《自由报》社长王添灯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
一、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
二、政治方面则提出“制定省自治法”,要求“台湾人自治”,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
三、新闻舆论媒介言论要“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均由台湾本地人担任;
四、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台湾本地人充任。
当天晚上,陈仪接受了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台湾本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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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处理纲要》进行追加,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
这10条款项大多符合事实,但其中有些条件过于苛刻,陈仪读完新10条款后,勃然大怒,怒斥台湾民众简直是“蹬着鼻子上脸”、得理不饶人!
3月8日晚,21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基隆港,陈仪得知后,下令全台国民党军反攻,枪声四起,21师四面出击,一边是血腥“镇压”,一边朝台北进军。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在21师抵台对起义队伍进行残酷镇压时,立即令守军向高雄、台南一带进行血腥出击,导致手下部队开启了滥杀无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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