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的一天，大别山区18旅旅部，旅长肖永银和政治部主任沈钦尧发生了激烈争论。
肖永银下令立即转移，沈钦尧要求攻打王家店支援旅部直属队。
说着说着，沈钦尧猛地扑向电话机，拿来电话就大声吼起来：“52团！52团！……蒋科！武效贤！……”
沈钦尧曾是52团政委，他想绕过肖永银直接向52团下令。但电话那头毫无反应，电话兵正在忙着收线——电话早已经被断开了。沈钦尧暴怒，一脚把电话机踢下山去。
两人的争论到底因何而起呢？
肖永银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直接威胁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老蒋陆续调集30多个旅到大别山区围剿。
一时间，大别山区人满为患，贫瘠的大别山区无法养活这么多部队，全部集结在一起更不利于机动。
刘邓大军决定分头行动：第10和12纵队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发展，刘伯承率野司随1纵行动在外线机动作战，邓小平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打游击，牵制敌人。
打游击要求灵活机动尽量缩小目标，留在大别山的三个纵队又进一步分散成以旅为单位，各自活动。
肖永银的第18旅任务是在武汉以北、平汉路两侧黄安、麻城、大悟等地区机动歼敌，吸引敌人，掩护军区机关安全。为加强指挥，纵队副司令员韦杰随18旅行动。
6纵司令员王近山由于出了车祸未能跟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副司令员韦杰在纵队的地位以及所承担的责任也就相应地提高。
邓小平和6纵政委杜义德都叮嘱韦杰要尽可能多地拖住敌人。这也就意味着18旅的任务不是简单的游击，必须要找仗打才能拖住敌人。
韦杰是广西人，是跟着红7军从广西打出来的。他原则性很强，执行上级的命令从不打折扣。肖永银的风格则与他有所不同，他一向以机动灵活著称，在过去的战斗中很少吃亏。
抗战时期肖永银和韦杰虽然同在129师，后来又都在6纵，但各自属于不同单位，并无太深渊源，加上性格上的差异，难免会产生分歧。
刚离开野司一天两人便对前进方向有了不同意见。部队驻扎在一个叫乘召岗的地方，韦杰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分析东西南都有敌人，应该往北边走。
但肖永银认为北边就是野司，刚离开一天相距10多里，又跑回去不太合适。他认为应该再派侦察员仔细侦察一下敌情再做决定，在此之前部队就停在原地，修筑工事，以防敌人来袭。
韦杰觉得肖永银说的也有道理，没再坚持己见。但他躺下后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非常担心部队的安全。
当时的大别山区凶险到哪种程度了呢？17旅旅长李德生后来回忆说：“由于敌人也在山里乱窜，常常不期而遇，有时饭还没有煮好，发现敌情，就将没煮好的米带上又走，几乎每天都在行军。”
打游击要机动灵活，掌握主动权，万一被敌人碰到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韦杰睡不着，于是给肖永银和几个团长打电话：“现在不走，明天是个紧急关头，你们要准备死拼！”
第二天一大早，侦察员回来报告：只有南边的麻城有敌人，其他方向连小股敌军都没有发现。于是，肖永银决定朝西边向京广路方向运动。
部队在大悟山中行进时接到侦察员情报，从黄陂方向来了敌人大部分正从南向北运动。当时18旅正由东向西运动，韦杰和肖永银再次出现了分歧：
韦杰认为应该继续向西攻打大悟县，正好可以吸引黄陂方向来的敌人，完成牵制任务。肖永银认为情况不明，万一敌人是专门来找我们的，贸易前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两人争执了很久，韦杰决心很强，最后下命令攻打大悟县城，肖永银只能服从。但走到半路，肖永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对韦杰说：“打大悟县一个团就绰绰有余了。”
韦杰同意派54团去攻打大悟，其他部队暂时不动。这也算一个折中方案，万一54团钻了敌人的口袋阵，也有个外援接应。
当天晚上，54团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大悟，也正如韦杰所预料的把从黄陂方向出发的敌军整编第28师吸引了过来。敌军攻得很猛，54团撤退时被死死咬住，他们打到下午才摆脱敌人，顺利归队。
部队打了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还往返奔波了几十里，非常疲惫，已经无心再战。韦杰决定向北撤往20里外的王家店，在那里休整。
到目前为止，韦杰的部署并没有任何不妥。攻打大悟牵制了敌军，是执行野司的战略部署。在部队十分疲惫的情况下与敌军脱离接触，找合适的地方休整，是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做出的安排。
韦杰
王家店是个很小的镇子，只有百把户人家。小镇中间是一条狭窄的石板小街，房子都沿街道两旁分布。
不过镇子实在太小，住不下太多人，只能安排旅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和50多个伤员总共250多人住在这里。旅部则住在王家店以东3里多远的南田村。
18旅的53团已经交给鄂豫军区指挥，出发前又从52团抽调了一个营去保护军区首长，目前剩下的只有1个旅部、2个团部和5个营。
王家店三面环山，肖永银在部署防御时将52团放在西南山上，54团放在东南山上，战斗力较弱的工兵连和炮兵连放在北面山上。
因为敌人在南面的武汉和黄陂驻有重兵，如果要来进攻大概率是从南面来。北面防御虽然较弱，但这个方向还有三分区的地方部队，如果发现敌人，他们也能顶一会儿。
从军事角度上看，肖永银的部署没有任何问题，但最后问题还是出现了。
事实上，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另一支敌军——整编第11师正扑向王家店。
整编第11师的前身是国军第18军，这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属于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整编第11师奉命增援信阳与武胜关之间的鸡公山，胡琏亲率主力向宣化店攻击前进，杨伯涛率整编11旅向宣化店西侧迂回。
整编11旅发现了在王家店休息的18旅，便派出便衣抵近侦察。敌军对18旅的动态已经了如指掌，还发现了北面的薄弱点，但18旅却毫无防备。
16日傍晚，政治部主任沈钦尧和组织科长刘赞平去旅部开会。刚从王家店走出300多米，就听到后山上“嗒嗒嗒”地响起了机枪扫射声，子弹落到他们身边。
一开始沈钦尧还以为是哨兵看错人了，气得大骂。但刘赞平一看全是穿黄色军装的敌人，拉着沈钦尧就跑。他们决定先到王家店向旅部报告敌情。
正在吃饭的韦杰、肖永银等人听后大吃一惊，甚至都不敢相信，因为南面的两个团都没有报告发现敌情。
胡琏
原来当天下午敌军整编11旅就已经从北面过来了，三分区的地方部队打游击习惯了，与敌人交火不久就撤走了，也没顾得向18旅通报。
对此，18旅政委刘昌十几年后遇到三分区政委乔云甫还向他抱怨：“老乔，你们看到敌人来了怎么不通报一下？”乔云甫也觉得很惭愧：“老刘，你也知道我们那几杆破枪哪里顶得住敌人啊。”
正说着，北山上的炮兵连也撤到旅部。最先迎敌的是他们，但必经实力悬殊，抵抗了一阵止之后便被敌军冲散。
这时，敌人也已经冲到旅部附近，一排子弹把旅部屋顶上的瓦片打得乱飞。沈钦尧非常担心住在王家店的旅直属队，要求肖永银派部队去支援他们突围。
肖永银立即下令52团和54团各抽出一个营去支援直属队，但这两个团也与敌军交上火，增援未收到成效。
韦杰、肖永银等人冲出村外，发现到处都是是枪声，西面、南面和北面的山上都是敌人，敌人正在向东面一座山头运动，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山脚。如果不赶在敌人之前抢占东面的山头，旅部也要被“包饺子”。
肖永银让参谋冯中林去通知警卫连过来，准备抢攻东山。但他们离警卫连驻地还有一里路，一来一回敌人早已经占领山头了。
19岁的冯中林让通信员去通知警卫连，他自告奋勇，一个人跑上山去，朝着敌人仍了几颗手榴弹，又不断射击。敌人以为山上已经有解放军，不敢贸然向前，在半山腰不断扫射。
不一会儿，肖永银便带着一个警卫排上了山，守住了旅部唯一的撤退通道。战至天黑，旅部的情况算是稳住了，所有人都开始担心王家店。
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肖永银面前，他从未像今天这样纠结过，如果放在以前，打不过可以走。但王家店有旅直属队，他们大多是非战斗人员，如果走了，他们必然是凶多吉少。
肖永银只有两个残酷的选择：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直属队；二是弃车保帅。
如果要去救直属队，他们将面对敌军王牌部队。就在几天前，1纵的20旅就吃了这股敌军的大亏。敌军整编师是从军整编为师，精简了老弱病残，留下的都是精兵悍将，实力与平时一个军相差无几。
问题是敌情不明，肖永银手上只有5个营，若是碰到敌军一个整编旅还能顶一会儿，若敌军主力赶来，那整个18旅都会有危险。作为旅长，他必须考虑大局。
但要放弃直属队也没那么容易，手心手背都是肉，在情感上难以舍弃，也有背指挥道德，将来无法面对自己的士兵。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肖永银必须做出决定。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后，他最终做了一个让自己歉疚多年的痛苦决定——弃车保帅。
解放军剧照
肖永银皱着眉头对政委刘昌说：“今晚不走，明天要么全军覆没，要么被赶进深山当野人。”
沈钦尧反对撤走，大喊着要求打进王家店救出直属队，韦杰也不同意撤走。大家意见不能统一，只能召开临时党委会议决定。
有人提出派一个营去打一下，但52团、54团都面临着主力部队进攻，根本抽不出兵力去反攻。
肖永银已经下了决定，他开始部署撤退。由政委刘昌带领主力打头阵，尽量把侦察兵放远一些，遇到敌人不要纠缠，直接打过去把敌人截成两段。韦杰副司令员跟刘昌走，肖永银自己在最后善后。
韦杰还想打进去，对肖永银说：“老肖，直属队怎么办？”
这时沈钦尧情绪变得激动，留在王家店的政治部全是他的干部和战士，大家情同手足，怎么可以丢下不管呢？他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甚至去抢电话。
肖永银痛苦得几乎也流泪：“老沈，已经不行了……王家店那边枪声都稀疏了。”
旅部陷入十分沉重的的氛围，肖永银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同志们，都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是直属队的存亡问题，今晚不走，明天就是我们全旅的存亡问题了。如果全军覆没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虽然大家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放弃直属队，但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最终理智战胜情感，18旅撤走了。
在王家店的直属队其实是有机会突围的，但他们带着伤员行动困难，而且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只能组织反击，固守待援。战斗到黎明，弹尽粮绝，最终200多人被俘，只有个别人逃出。
突围的第二天下午，肖永银让教导队到王家店打扫战场，他们在一块空地上发现30多具战士的遗体，另有4名伤员被老乡藏在家中，其他人都已经被国军押走。
国民党利用此次事件大肆宣传“六纵主力被歼”，在刘邓大军中造成了很大震动。肖永银赶到野司向政委邓小平汇报、检讨。
他已经做好准备，等着政委的批评，就算降职甚至撤职，他也将毫无怨言。在汇报完后，他沉重地说：“我请求处分，只有这样才能服众。”
邓小平也曾打过游击，他自然理解肖永银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选择，很久之后回了一句：“我担心你在里头哟！”
肖永银鼻子一酸，泪水涌了出来：“我要是在里头就好了，要么下决心打出来，要么我跟战士们一起牺牲，大家也就没有怨言了。”
一旁的李先念长叹了一口气说：“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呐！”
临别前，邓小平好像想起了什么，对肖永银说：“你和韦杰没什么问题吧？”
肖永银很肯定地说：“没有问题。”
那是大别山地区斗争最艰苦的阶段，肖永银内心明白部队需要团结，不能再给最高指挥官增加负担。
话虽如此，敏锐的邓小平已经意识到，失败的阴影难免让两人产生嫌隙。
他对干部的使用问题有了进一步思考，对身边的人说：“一支部队，最重要的是选一名好主官，还要配备一个让主官得心应手的班子。我们是共产党，不要相互牵制那套，要团结。”
针对失败，一般的处置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部队需要团结，需要信心。邓小平没有那样做，他决定把肖永银和韦杰分开。韦杰调往华北前线，担任第14纵队司令员，由副转正，不算处罚。
而对肖永银，更多的是宽慰，毕竟他已经受到了战士们的指责，应该给他一些信心。
此后韦杰与肖永银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那些被俘的战士被押往武汉，有的人趁看守不注意逃了出来，回到部队。大部分人在解放军南下时被解救。
客观而言，200人的损失对于一个旅而言不算大。但是直属队成建制地损失，在解放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损失的形式，让战士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这一事件到底算谁的责任呢？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了，韦杰和肖永银虽然有分歧，但从军事角度上看，两人的部署并无问题。
问题在于当时大别山区的敌军太过于密集，阴差阳错地碰上了敌军的王牌部队。战争并不总是在人的计划之内，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
这种偶然性才是残酷的根源，壮士断腕，再痛也要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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