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狱中,我是不愿看《新华日报》的。我总认为,历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总是有人捧场的,所以对报上报道的材料,我总抱着怀疑态度。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报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贵州一个县长,遗弃前妻,与税务所一个青年女职员同居、结婚,并派人阻止他的前妻进城,终于受到撤职、判刑处分。这使我大感惊异!我过去一直认为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提倡'共产、共妻'的说法,总是有他的道理的,没想到共产党对这种事还如此认真。
在国民党里,像这种事情是没人过问的。即使有人告发了,也是官官相护,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共产党对这种事不但严肃处理,而且敢于公诸于世,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倒不得不使人佩服。更出人意料的是:报道最后还强调指出,这种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这件事使我很受震动,我由此渐渐对《新华日报》发生了兴趣。
还有一次,我从报纸上看到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解放前,蒋介石曾一再扬言四川人民在抗战期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政府一定要尽快地修建成渝铁路,来报答四川人民对抗战的贡献。结果喊了好几年,铁路没建成。现在才解放没几年,共产党未必就能把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我觉得共产党人也是人嘛,他们既然要统治一个国家,当然表面文章总得做一做的。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被一次偶然的事情所推翻了。
这天,我正闲得无事,在牢房坐着,突然站在门边往外张望的原军统局业务处处长黄逸公,神秘地压低声音喊道:'快看,快看,这就是原来负责管理嘉陵大队的大队长。'我站在门边一看,这个大队长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在过道里正艰难地往普通犯人的牢房走去。
原来,黄逸公被俘后送到了看管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嘉陵大队,后来才转到我们这里来。他曾告诉我们,嘉陵大队原来看管得很松,行动也比较自由,后来逃跑了几个犯人,才渐渐地严格起来。他在嘉陵大队时,有个大队长犯了错误,据说是利用自己的职权,贪污和勒索犯人的财物而被判了刑。当时,我还不相信,认为这只不过是骗骗犯人而已,既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最多不过是把他调开一下,根本不可能处分得那么严,而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感到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久,我们从白公馆搬到松林坡附近新盖的看守所去了。这里条件很好。生活安排好后,看守所就组织我们集体学习,由原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犹龙当学习组长。当时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并且要求我们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时,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这么一段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心想:糟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要受罪了。过去,我们抓到共产党以后,常常是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进行人身侮辱。毛人凤在逃走之前,还布置了重庆大屠杀,好几百人都惨遭杀害。看来共产党是不会饶过我们的,对我们这些干特务工作的更不会放过。现在组织我们学习,无非是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然后再处决我们。让我们死了还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杀了我们还想让我们颂扬共产党的正确。我越想越学不下去。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共产党如果那样对我们,那还不如死了好。因此,情绪越来越悲观、消沉。
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
后来,看守所来了一批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让我们联系学习交待问题,常常提我们去审讯。审讯是在松林坡过去戴笠的别墅进行的。在这里我的感触更多:过去自己是这里的'座上客',如今却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加上许多问题,我在昆明时已经交待过了。这些年轻的审讯人员总怕我有所隐瞒,一个问题老是问来问去,有时上午问了,下午换一个人又问。因此,我抵触情绪很大,认为他们是在搞疲劳战术。有一次,把我问烦了,我就拍着桌子跟他们吵。审讯人员说:'你清楚的事情交待完了,也可以把估计可能的事情谈一谈嘛。'我气得扭头就走。审讯人员说:'我还没让你走,你怎么就走了?'我气呼呼地嚷道:'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不行,你就枪毙我吧。'我猛地扒开衣服扣子,拍着胸脯说:'你打吧,你现在就打死我好了。'就这样我跟审讯人员闹了好几次。后来,我为了躲避提审就装病,不吃饭或少吃饭。所长以为我真的病了,便和他的爱人一道给我端来面条、鸡蛋。我想: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我把问题交代出来,好处决我。这时,我还是没好气地要求所长马上枪毙我。所长见我情绪这样不好,怕我一时想不开,会自杀。他就让两个人夜里陪我睡,一边睡一个,时常摸摸我还有没有气。对此我非常恼火,有机会就跟审讯人员吵。不久,西南公安部的处长和所长找我谈话。他们说:'你的问题交待清楚了,说明白就行了,何必闹呢?'我愤愤地说:'这些审讯员要我把估计和可能的事也说出来,我能说吗?乱说一气不是要害许多人吗?'他们笑着说:'你是干特务工作的,你也教过学生。你的学生审案的方式一定不会和你一样吧?这些年轻人刚从公安学校出来,有时审讯方法不对头,你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嘛。以后有事可以向所长反映,好好学习,不要再闹了.......'
同室的宋希濂与我私交不错。他见我闹情绪,也常开导我。一天夜里,他见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悄悄跟我谈天。他诚恳地对我说:'咱们都是少年得志,过去没栽过什么筋斗,骄傲得很。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脾气都该改一改,这样闹下去,对你自己不好。咱们都还年轻,你才30多岁,我也不过40多岁,只要不死,我想将来总还是有用的。'他苦口婆心,一直跟我谈了一夜。我想他说得也对,如果我死了,我在香港的老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及六个年幼的孩子可怎么办呢?只要我还活着,将来总会见到他们的。这样,我的火气才慢慢压了下来。正在这时,看守所有个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美国人要提前释放回国。我知道后,想请他路过香港时,去看看我的妻儿老小,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就写了这样一张纸条:'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去香港看看我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我借着在过道上散步的机会,将纸条丢到他的房间。等他捡起来后,向我点了点头,我才放心地回房去了。后来,又有个在西藏捉到的英国特务,名叫福特,他被释放回去之前,我也设法托他带个口信给我在香港的妻子。此后,看守所让我们集体写材料,我的心情才慢慢地好转了。
后来,到了清明节和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的日子,松林坡附近的烈士陵园里,传来数以千计的群众高喊口号的声音,这时,看守所就特别加强警戒,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找我们算账。我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他们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我也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宋希濂与沈醉
不久,西南公安部撤销了,我们被移到西南公安局。以后,西南公安局又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石板坡的市监狱里。一路上,亲眼看到重庆解放后的崭新面貌,加上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报道,思想上很苦恼,认为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自己的前途漆黑一团;新中国再好,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监狱后,担心会像一般的犯人一样,在这里关一辈子,自己的问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到解决。看到这里的狱规非常严,行动也不方便,伙食又不好,我们都感到悲观、失望。特别是看到报纸上关于清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道,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面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更加觉得自己随时都有被镇压的可能,于是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又抬头了。后来,监狱让我们自己整理自己的档案,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整理完。我们面对着自己的档案疑虑重重,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情绪都不好。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我们都木然地坐着,一言不发。那个一直跟着照顾我们生活的旧部下吓得面无人色,苦苦哀求道:'我的罪恶没有他们大,饶了我吧。'
看守忙说:'没你的事,我说的是他们几个。'
这个旧部下听说没他的事,心里高兴了。这时,我忍不住问:'什么时候?'
看守笑着说:'可能是明、后天吧。'
我气愤地说:'你也积点德吧,什么时候处决,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们不好吗?这两天你还让我们吃饭、睡觉不?'
'咳!不是!不是!你们弄错了,真的是好事。'看守忙解释道。
'什么好事?'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你们几个又要搬回松林坡去了。'
'这算什么好事呀?'
'你们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专门作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集中训练的场所。那里条件好,生活好,每月每人16元钱的伙食,别人想去还不够资格呢。'
听到这话,我们才高兴起来。晚上,监狱给我们开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吃得很饱,很痛快,觉得又有了新的希望。可是那个旧部下却很懊丧。他说:'你们走了,我就再也吃不上这么好的饭菜了。在这个监狱里,还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也有点可怜他。临走时,把我们多余的东西都送给了他。
尽管看守说集中训练场所的生活条件如何好,但我在亲眼看到之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我想:共产党把我们这些高级战犯集中起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呢?
1956年初,我们从重庆市监狱转到了战犯管理所。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从各地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陆续集中到这里来了,总共约有100多人。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后,被俘的高级军政官员,大都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几年来无法互通消息,所以,一旦见面,感到特别兴奋。我们是第一批到这里的,见到后来的熟人,第一句话便是惊喜地叫道:'你也来了!'或者感叹地说:'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者噙着泪水说:'想不到你我都还活着!'1951年镇反高潮中,有许多谣传,说这些人都被枪毙了,这次见面,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战犯管理所就设在过去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对外说是训练班。我们被安排在过去被军统霸占作为'乡下办事处'的缫丝厂大院里。房屋粉刷一新。一个房间四五个人,每人一个单人床,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每个人从里到外全都换了新衣服。每月16元钱的伙食,每餐都是一荤一素,吃得非常好。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说,可以在管理所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这个范围就行了。管理所的范围很大,其中有一条小路穿过原中美合作所,直通歌乐山。解放前,这里是不许老百姓通过的。而现在这条路上,人来人往,有卖鸡蛋的,有卖青菜、鱼、肉的,像集市一样热闹。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特别是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来这里给我们讲话以后,我们更是兴奋不已,觉得前途有望。他开诚相见地说:'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是集中到这里来加速改造的。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们这些人以后还是很有用的。你们在这里,以后不要互叫'难友',也不要叫号码了,彼此就叫'同学'好了,因为,你们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对你们这些人,我们的政策是不审不判。你们只要靠拢人民政府,靠拢共产党,改恶从善,人民是会原谅你们的。'厅长的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我暗地里想,共产党既然这样以诚相待,我们也不应继续顽抗了,常言说得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此后,我们都积极参加学习,并且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从来没挑过担子,乍一挑东西,真是笑话百出。开始挑水,老弯着腰,两只手紧紧握着扁担的前半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两桶水没挑到家就洒了一大半,大家都笑我是'苏秦背剑'。
戴笠与中美合作所部分人员
战犯管理所从外面看完全像一个什么机关单位,根本看不出这里住的都是战犯。特别是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这里是个学校或训练班。有许多老百姓见这里每天买进许多鸡蛋、鱼、肉,从这里出去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认定这是个好地方,很想到这里来学习。有一次,我正在院外散步,一群人围住我说:'同志,让我们参加这个训练班吧?'我心里好笑,回答说:'我管不着,你去问他吧。'用手指了指门口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于是,这群人蜂拥上去,围住那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要求参加学习。工作人员说:'不行,你们不够条件。''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也好争取嘛。'工作人员笑了,他说:'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了,怎么我们这一辈子都争取不上呢?太不合乎辩证法了。'有的年轻人很不服气地说。工作人员也有点不耐烦了,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王陵基、徐远举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见外边争吵,都跑来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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