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狱中，我是不愿看《新华日报》的。我总认为，历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总是有人捧场的，所以对报上报道的材料，我总抱着怀疑态度。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报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贵州一个县长，遗弃前妻，与税务所一个青年女职员同居、结婚，并派人阻止他的前妻进城，终于受到撤职、判刑处分。这使我大感惊异！我过去一直认为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提倡'共产、共妻'的说法，总是有他的道理的，没想到共产党对这种事还如此认真。
在国民党里，像这种事情是没人过问的。即使有人告发了，也是官官相护，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而共产党对这种事不但严肃处理，而且敢于公诸于世，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倒不得不使人佩服。更出人意料的是：报道最后还强调指出，这种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这件事使我很受震动，我由此渐渐对《新华日报》发生了兴趣。
还有一次，我从报纸上看到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解放前，蒋介石曾一再扬言四川人民在抗战期间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政府一定要尽快地修建成渝铁路，来报答四川人民对抗战的贡献。结果喊了好几年，铁路没建成。现在才解放没几年，共产党未必就能把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我觉得共产党人也是人嘛，他们既然要统治一个国家，当然表面文章总得做一做的。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被一次偶然的事情所推翻了。
这天，我正闲得无事，在牢房坐着，突然站在门边往外张望的原军统局业务处处长黄逸公，神秘地压低声音喊道：'快看，快看，这就是原来负责管理嘉陵大队的大队长。'我站在门边一看，这个大队长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在过道里正艰难地往普通犯人的牢房走去。
原来，黄逸公被俘后送到了看管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嘉陵大队，后来才转到我们这里来。他曾告诉我们，嘉陵大队原来看管得很松，行动也比较自由，后来逃跑了几个犯人，才渐渐地严格起来。他在嘉陵大队时，有个大队长犯了错误，据说是利用自己的职权，贪污和勒索犯人的财物而被判了刑。当时，我还不相信，认为这只不过是骗骗犯人而已，既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最多不过是把他调开一下，根本不可能处分得那么严，而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感到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久，我们从白公馆搬到松林坡附近新盖的看守所去了。这里条件很好。生活安排好后，看守所就组织我们集体学习，由原中统陕西省负责人李犹龙当学习组长。当时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并且要求我们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时，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这么一段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心想：糟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要受罪了。过去，我们抓到共产党以后，常常是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进行人身侮辱。毛人凤在逃走之前，还布置了重庆大屠杀，好几百人都惨遭杀害。看来共产党是不会饶过我们的，对我们这些干特务工作的更不会放过。现在组织我们学习，无非是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然后再处决我们。让我们死了还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杀了我们还想让我们颂扬共产党的正确。我越想越学不下去。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共产党如果那样对我们，那还不如死了好。因此，情绪越来越悲观、消沉。
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
后来，看守所来了一批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让我们联系学习交待问题，常常提我们去审讯。审讯是在松林坡过去戴笠的别墅进行的。在这里我的感触更多：过去自己是这里的'座上客'，如今却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加上许多问题，我在昆明时已经交待过了。这些年轻的审讯人员总怕我有所隐瞒，一个问题老是问来问去，有时上午问了，下午换一个人又问。因此，我抵触情绪很大，认为他们是在搞疲劳战术。有一次，把我问烦了，我就拍着桌子跟他们吵。审讯人员说：'你清楚的事情交待完了，也可以把估计可能的事情谈一谈嘛。'我气得扭头就走。审讯人员说：'我还没让你走，你怎么就走了？'我气呼呼地嚷道：'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不行，你就枪毙我吧。'我猛地扒开衣服扣子，拍着胸脯说：'你打吧，你现在就打死我好了。'就这样我跟审讯人员闹了好几次。后来，我为了躲避提审就装病，不吃饭或少吃饭。所长以为我真的病了，便和他的爱人一道给我端来面条、鸡蛋。我想：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我把问题交代出来，好处决我。这时，我还是没好气地要求所长马上枪毙我。所长见我情绪这样不好，怕我一时想不开，会自杀。他就让两个人夜里陪我睡，一边睡一个，时常摸摸我还有没有气。对此我非常恼火，有机会就跟审讯人员吵。不久，西南公安部的处长和所长找我谈话。他们说：'你的问题交待清楚了，说明白就行了，何必闹呢？'我愤愤地说：'这些审讯员要我把估计和可能的事也说出来，我能说吗？乱说一气不是要害许多人吗？'他们笑着说：'你是干特务工作的，你也教过学生。你的学生审案的方式一定不会和你一样吧？这些年轻人刚从公安学校出来，有时审讯方法不对头，你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嘛。以后有事可以向所长反映，好好学习，不要再闹了．......'
同室的宋希濂与我私交不错。他见我闹情绪，也常开导我。一天夜里，他见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悄悄跟我谈天。他诚恳地对我说：'咱们都是少年得志，过去没栽过什么筋斗，骄傲得很。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脾气都该改一改，这样闹下去，对你自己不好。咱们都还年轻，你才30多岁，我也不过40多岁，只要不死，我想将来总还是有用的。'他苦口婆心，一直跟我谈了一夜。我想他说得也对，如果我死了，我在香港的老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及六个年幼的孩子可怎么办呢？只要我还活着，将来总会见到他们的。这样，我的火气才慢慢压了下来。正在这时，看守所有个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美国人要提前释放回国。我知道后，想请他路过香港时，去看看我的妻儿老小，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他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就写了这样一张纸条：'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去香港看看我家里的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我借着在过道上散步的机会，将纸条丢到他的房间。等他捡起来后，向我点了点头，我才放心地回房去了。后来，又有个在西藏捉到的英国特务，名叫福特，他被释放回去之前，我也设法托他带个口信给我在香港的妻子。此后，看守所让我们集体写材料，我的心情才慢慢地好转了。
后来，到了清明节和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的日子，松林坡附近的烈士陵园里，传来数以千计的群众高喊口号的声音，这时，看守所就特别加强警戒，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找我们算账。我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他们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我也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宋希濂与沈醉
不久，西南公安部撤销了，我们被移到西南公安局。以后，西南公安局又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石板坡的市监狱里。一路上，亲眼看到重庆解放后的崭新面貌，加上从报纸上经常看到关于国家建设迅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报道，思想上很苦恼，认为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自己的前途漆黑一团；新中国再好，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监狱后，担心会像一般的犯人一样，在这里关一辈子，自己的问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到解决。看到这里的狱规非常严，行动也不方便，伙食又不好，我们都感到悲观、失望。特别是看到报纸上关于清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道，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面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更加觉得自己随时都有被镇压的可能，于是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又抬头了。后来，监狱让我们自己整理自己的档案，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整理完。我们面对着自己的档案疑虑重重，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情绪都不好。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我们都木然地坐着，一言不发。那个一直跟着照顾我们生活的旧部下吓得面无人色，苦苦哀求道：'我的罪恶没有他们大，饶了我吧。'
看守忙说：'没你的事，我说的是他们几个。'
这个旧部下听说没他的事，心里高兴了。这时，我忍不住问：'什么时候？'
看守笑着说：'可能是明、后天吧。'
我气愤地说：'你也积点德吧，什么时候处决，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们不好吗？这两天你还让我们吃饭、睡觉不？'
'咳！不是！不是！你们弄错了，真的是好事。'看守忙解释道。
'什么好事？'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你们几个又要搬回松林坡去了。'
'这算什么好事呀？'
'你们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专门作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集中训练的场所。那里条件好，生活好，每月每人16元钱的伙食，别人想去还不够资格呢。'
听到这话，我们才高兴起来。晚上，监狱给我们开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吃得很饱，很痛快，觉得又有了新的希望。可是那个旧部下却很懊丧。他说：'你们走了，我就再也吃不上这么好的饭菜了。在这个监狱里，还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也有点可怜他。临走时，把我们多余的东西都送给了他。
尽管看守说集中训练场所的生活条件如何好，但我在亲眼看到之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我想：共产党把我们这些高级战犯集中起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呢？
1956年初，我们从重庆市监狱转到了战犯管理所。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从各地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陆续集中到这里来了，总共约有100多人。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后，被俘的高级军政官员，大都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几年来无法互通消息，所以，一旦见面，感到特别兴奋。我们是第一批到这里的，见到后来的熟人，第一句话便是惊喜地叫道：'你也来了！'或者感叹地说：'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者噙着泪水说：'想不到你我都还活着！'1951年镇反高潮中，有许多谣传，说这些人都被枪毙了，这次见面，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战犯管理所就设在过去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对外说是训练班。我们被安排在过去被军统霸占作为'乡下办事处'的缫丝厂大院里。房屋粉刷一新。一个房间四五个人，每人一个单人床，床单、被褥都是新的。每个人从里到外全都换了新衣服。每月16元钱的伙食，每餐都是一荤一素，吃得非常好。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说，可以在管理所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这个范围就行了。管理所的范围很大，其中有一条小路穿过原中美合作所，直通歌乐山。解放前，这里是不许老百姓通过的。而现在这条路上，人来人往，有卖鸡蛋的，有卖青菜、鱼、肉的，像集市一样热闹。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非常高兴，特别是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来这里给我们讲话以后，我们更是兴奋不已，觉得前途有望。他开诚相见地说：'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是集中到这里来加速改造的。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你们这些人以后还是很有用的。你们在这里，以后不要互叫'难友'，也不要叫号码了，彼此就叫'同学'好了，因为，你们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对你们这些人，我们的政策是不审不判。你们只要靠拢人民政府，靠拢共产党，改恶从善，人民是会原谅你们的。'厅长的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我暗地里想，共产党既然这样以诚相待，我们也不应继续顽抗了，常言说得好：'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此后，我们都积极参加学习，并且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从来没挑过担子，乍一挑东西，真是笑话百出。开始挑水，老弯着腰，两只手紧紧握着扁担的前半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两桶水没挑到家就洒了一大半，大家都笑我是'苏秦背剑'。
戴笠与中美合作所部分人员
战犯管理所从外面看完全像一个什么机关单位，根本看不出这里住的都是战犯。特别是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这里是个学校或训练班。有许多老百姓见这里每天买进许多鸡蛋、鱼、肉，从这里出去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认定这是个好地方，很想到这里来学习。有一次，我正在院外散步，一群人围住我说：'同志，让我们参加这个训练班吧？'我心里好笑，回答说：'我管不着，你去问他吧。'用手指了指门口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于是，这群人蜂拥上去，围住那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要求参加学习。工作人员说：'不行，你们不够条件。''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也好争取嘛。'工作人员笑了，他说：'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了，怎么我们这一辈子都争取不上呢？太不合乎辩证法了。'有的年轻人很不服气地说。工作人员也有点不耐烦了，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王陵基、徐远举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见外边争吵，都跑来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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