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1962年，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嘱咐侄子说：找个机会，代我向萧克道歉》一文，文中提到：1962年，已经罢官在家赋闲的彭德怀回思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旧事，认为是自己错误挑头，致使萧克、李达等老战友无辜蒙冤，愧意日深，嘱咐尚在军队基层工作的侄子代自己向萧克道歉。
很多人都知道，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觉到自己既是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又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应该回避此事，最终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
那么，彭德怀为何只念念不忘要向萧克致歉，而没有想过要对刘伯承说些什么呢？
按照很多好事者的编造，彭德怀和刘伯承之间可是有很多“过节”的。
比如说，在1933年2月，刘伯承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其在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时，命令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三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此举引起了时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的强烈不满。彭德怀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出的鬼主意？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光了。”
又说，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129师师长。两人曾经在关家垴之战中就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发生过激烈争吵，关系从此闹僵。
还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三兵团60军180师惨遭美军分割包围，大部被歼。彭德怀悲愤莫名，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声色俱厉地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怒骂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
类似的传闻还有很多，讲得有鼻子有眼，绘声绘色。
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老覃在去年年底写了《1943年，关向应垂泪对彭德怀说：不要闹了，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文，文中提到， 1943年4月7日，彭德怀在太行山区作了题为《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演讲，里面的言论和观点并不是很切合当时的抗日环境和抗日背景。毛主席因此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了里面的种种错误。彭德怀很不服气。该年9月，他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饭也顾不上吃，风风火火地去找毛主席理论。
实际上，那次回延安，他是刘伯承一起结伴而行的。
其中有一个细节，还特别值得说一下。
刘伯承先于彭德怀抵达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那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等了几天，和彭德怀会合后，在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的一个连的护送下，向延安方向昼伏夜行。
某天，他们来到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刚住下准备休息，情报人员赶来报告说，附近据点的日军要来扫荡，要求刘伯承和彭德怀到村外青纱帐里躲一下。彭德怀已经解衣躺下了，不耐烦地说：“我睡我的觉，老这么东躲西藏，算什么嘛！”连长只好去请刘伯承来劝。刘伯承在连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彭德怀的住处，一迭声催促说：“老彭，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我们得听他们的，躲一下就躲一下吧，别睡了！”说完，还朝彭德怀的屁股扇了一巴掌。彭德怀被这一巴掌给整笑了，他一骨碌爬起，忍俊不禁地对连长说：“都怪你，你把刘师长搬来了，我睡不了觉了。”
看，刘伯承和彭德怀就是这样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
说彭德怀在关家垴之战过后和刘伯承闹僵了，这样的话可信吗？
实际上，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这样检讨自己的，他写：
“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按敌大队相当于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些。”
而刘伯承在1942年3月15日写给宋任穷的一封信中，也谈了关家垴之战，他写：
“最后应不应打关家垴地仗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应该的，不打这一仗，在政治上损失太大，实际上这一仗停止了敌人一个大队可以在根据地横冲直闯的局面。”
看这两位战神用纸笔写下的对关家垴之战的看法，谣言不攻自破。
至于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强攻南丰，那是博古和李德的主意，刘伯承根本不赞成，他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佯攻南丰，围点打援”。
对于志愿军三兵团60军180师的惨重损失，老覃在前些天写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彭德怀怒斥第60军军长：像你这样应该受军法审判》一文中已有细述。
刘伯承后来得知彭德怀批评王近山所说的话，也引咎自责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可以说，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都尽显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风范。
话说回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
老覃在前天写的《1958年，林彪突然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后来说：对我影响极大》一文中说了：彭德怀原本对教条主义倾向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来看待的，并不愿意升级为“路线斗争”。但因为林彪突然出席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把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定为“反教条主义”，彭德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又因为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的缘故，他对会议的错误就不可避免地要负上更多的责任。
但是，80年代后某些出版物上，出现了很多彭德怀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如何“整”刘伯承“整人的报道，这与历史原貌严重不符。
1958年军委扩大会的文件共有102886份，约有1200万字，里面并没有任何彭德怀针对刘伯承的片言只语。
此外，彭德怀无论是在南京军事学院，还是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所有的发言中，都找不出“刘伯承”三个字。
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信誓旦旦地作证，称：长期以来，未听到彭老总讲过“刘伯承”的名字。
那么，刘伯承为何要带病作检查呢？
这其实是邓小平的意思。
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最佳搭档。
老覃在今年开春写的《解放战争系列》中的《刘邓合作以来战无不胜，战巨野却损失惨重，两人沉痛地总结了教训》一文中提到，他们两人自从合作以来，攻必取，战必胜，指东打西，莫不如志。其中的巨野之战，是世间公认的胜仗，刘伯承却认为赢得不漂亮，深以为辱。
邓小平既然是刘伯承的黄金搭档，肯定不会做不利于刘伯承的事。
那他为何要刘伯承带病作检查呢？
老覃在去年10月写过《1932年，任弼时、项英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一文，文中提到，1932年10月1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刘伯承从瑞金星夜赶到了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宁都小源村，随后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在该会议上，任弼时和项英力主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的刘伯承，是站在任弼时和项英这一边的。
老覃还写过《朱德请毛主席回红四军，毛主席答：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毛主席在红四军七大落选，夜不能寐，林彪带200块银元登门看望》等文章，讲的是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落选，年轻的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
在1958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中，毛主席亲自领导掌握，要求总结红军创建31年来的军事路线斗争，使全军牢固树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思想。他特别提到了古田会议决议针对红四军中的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以及《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针对来自苏联的或叫做无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
陈毅于是在大会上讲了在第一、第二次军事路线斗争的亲身经历，检讨了自己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委书记后出现的“陈毅主义”，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在新四军同饶漱石的斗争中对毛主席曾有过的误解。
陈毅的讲话，赢得了全体听众的热烈掌声。
当时有一不成文的组织，被人们称为“毛、邓、彭三人小组”，指的是毛主席、邓小平、彭德怀三人主管会议日常进程。
据黄克诚回忆，6月10日，邓小平从毛主席的住处出来，就主持了一个会议，提出说“是不是请刘帅来出席这个会议”？谭政的意见是“刘帅的身体不好，能不来就不来了吧”。邓小平却说：“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
显然，邓小平是希望刘伯承也来做一场类似陈毅那样的讲话，这样就能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了。
现在查6月16日上午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有：“请廖汉生同志给张震同志一个电话刘帅是否来京开会，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能来，还是来好。军委不再正式表示态度。”
刘伯承自己最后决定扶病来一趟。
刘伯承到了北京后，邓小平和陈毅专门去看望他。
邓小平说：“你工作积极认真，对尊重组织，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陈毅看到刘伯承在写检讨，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代你写，写几百个字就行了。”
邓小平和陈毅随后去跟毛主席说了刘伯承的情况。
毛主席动情地说：“让他好好休息吧，可以不来参加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但刘伯承还是在7月10日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
与会者对他的讲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钦佩尊敬。
陈毅随后发言说：“他愿意对此作检讨，我很佩服他这种勇气。”“过去是佩服的，今天是佩服的，以后也是佩服的。”
凡此种种，可知刘伯承带病作检讨，与彭德怀并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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