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精心布置，女佣人到这个男特务家里去的时候，看到来往的人，都是一些汽车司机。因为法租界组有个叫范广珍的组员，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探目，又是帮会头子，他手下有的是司机、工人等。那天女佣人应邀去男特务家里，也许是有意去看虚实的，范广珍故意安排一些汽车司机模样的人来来去去，有的是驾驶出租汽车，有的是给私人开车，都和那个男特务称兄道弟，而且对那个男特务比较尊重。女佣人看到这些情况，认为那个男特务不像她过去那个丈夫流里流气，感到相当满意。这样，第一关总算过去了。
宋庆龄参加国庆典礼
为了把这一台假戏唱好，我又让这个男特务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靠近白莱尼门马浪路口一家私人出租的小汽车行楼上居住，而且给他安排在那家出租车行当一名义务司机。这样，宋家女佣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家车行找到他。有两次天下大雨，宋家女佣人为送客人打电话到车行雇车，这个男特务马上把车开去给宋家送客人，这不但可以取信于她，而且可从送客当中得到一点情报。这一布置，我自认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谁知等到他们快要订婚的前几天，突然，宋家那位女佣人不愿再见这个男特务。这个男特务在附近守候了好些天才遇到她一次。她看到这个男特务，气得哭了，一个劲地骂他是坏蛋，想欺骗她，从她那坚决的态度和语气看，似乎她已发觉了男方的卑劣手段和不正当的目的。我再三责问那个男特务什么地方露了马脚，他经过仔细检查，完全没有使对方产生怀疑的任何言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我当时实在猜不透。直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是怎样被发觉的。
这一'美男计'失败之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避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更是可保无虞。自己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的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参加国庆典礼的首都群众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宋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把车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如果在对方的车行进中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大，可以使车内的人受到重伤。撞过之后，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说的话说完，从他房内走出，到大饭厅和一些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事件发生后万一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很快让我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一下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也方便些。
我作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
他总是答复：'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
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去查来，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脱不了手。'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个劲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国庆典礼现场
20多年过去了，而20多年前我所犯下的许许多多罪行，并没有完全忘掉。所以当看到宋副主席很健康地和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同在向广大的游行群众挥手时，我就产生一种特别的内疚心情。此刻，宋副主席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天安门斜对过的看台上，还有一个曾经准备谋害她的战争罪犯，正在饱含着热泪，带着无限忏悔的心情，在默默地向她请罪呢！
劳动，有人会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其实非也！劳动不但使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劳动不仅使我们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感情，而且使我们获得了许多用其他改造方式无法得到的真理。
1958年10月28日这一天，我和40多个年轻力壮的同学，由功德林的几个干部陪同，来到京郊秦城农场劳动。这是中央公安部干部参加劳动的地方，主要农活是植树造林。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也少量地种些蔬菜、粮食，饲养些家畜和蜜蜂。这里的秋天像画一样的美。山坡上的柿子金黄可爱，马路边的葡萄如同一串串珍珠、玛瑙。夕阳西下时分，整个农场、房舍、田野都涂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炊烟、车马、人群、笑声交织成一首美妙、迷人的田园交响乐。这样美好的乡村景色，对我们这些来自高墙之内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初到农场，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陌生。许多人指韭菜为小麦，指青草以为玉米的苗。特别是廖耀湘看见地里长的胡萝卜，忙喊道：'看，这么多的香菜呀，我最爱吃了。'管理员告诉他说：'这是胡萝卜。'他还不相信，坚持说：'我们湖南老家的香菜就是这个样子的。'指导劳动的老农挖了一捧胡萝卜走过来说：'你看，香菜下面有这种东西吗？'说完就拿了一个萝卜在袖子上擦两下，放在嘴里吃起来，并且让我们也吃。可是，我们谁也不肯吃，认为用肥料浇出来的东西，不洗干净不能吃。管理员也让我们吃，我们还是嫌脏，把萝卜拿回住处，洗了又洗，才敢把它吃下去。
我们在秦城农场住的地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没有围墙，也没有铁门、铁窗。房间宽敞、明亮。每四五个人住一间，睡的是通铺。我们住的和干部们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要求我们夜间在房门外放的便桶里解小便，解大便时两个人一起出去；吃的伙食也跟干部们完全一样，花样多，副食丰富，比功德林强多了。我和原国民党的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庄村夫、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一一四师上校师长夏建勋、军统华北区长王振山等五人住在一起。
王振山是一个回民，平日我们吃猪肉时，食堂要从回民灶内给他牛羊肉吃。一天，在劳动快休息时，我先回去挑饭菜，因为是吃红烧猪肉，他另外领了一份回民肉食。可是，趁我去喊人吃饭、无人在场的机会，他却大吃了一顿红烧猪肉。由于猪肉一次吃得太多，夜里一连拉了七次肚子。我正好睡在他旁边，也被他拉起来跑了七次厕所，弄得我啼笑皆非。还有一个人很爱吃恰饹，一次他吃了四五碗，晚上看电影时，又呕又吐。同我们一起在看电影的护士长很着急，以为他得了急病，要马上送医院。我随口说了一句：'不要紧，他是恰恪吃多了，吐吐就好了。'不料这可闯了大祸，他回到住处，整整骂了我一天一夜。
在功德林时，我就听说有几个人在改造过程中仍然横蛮不讲理，被同学们称之为'四大金刚'，是有名的'惹不起'。爱吃恰恪的那个人，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我没吃过他们的苦头，这次才真正领教了'惹不起'的'威风'。我只好一言不发，由他去骂。同时，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到'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管理所的干部能容许犯人如此放肆？这个问题直到特赦后，我1964年回秦城管理所探望同学们时，才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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