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善这条线索一断，专案组只好回到老路上，继续到大康街访查线索，12月14日上午，任求诚去了管段派出所。
派出所金所长比前两天轻松了一些，因为市军管会公安部已经把徐州地下党推荐过去的一批进步青年，分配给了市局和全市各派出所，金所长这边也来了两个，都是地下团员。
他有了助手，结束了光杆司令的日子，跟任求诚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了：“老任，专案组要俺这边干啥，只管吭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钱——哦，那可没有！”
任求诚苦笑道：“你能提供的东西我都有，你不能提供的东西比如钱吧，我一个报告上去也就有了，问题是我现在要线索，你有吗？”
两人正说着，外面院子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那嗓门儿一个高过一个。金所长一跃而起：“这帮人怎么弄的，明明已经谈妥不再吵的，怎么还没出门就又吵起来了？老任你喝茶，我看看去。”
金所长出去后，任求诚向留用警察小苗打听是怎么回事，得知大康衔55号有一户鲁姓居民，一家三代四口，老太太，男女主人和一个九岁的儿子，男主人鲁义呜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南北土特产商行，生意做得还不错，前几天，鲁义鸣突然离家外出。
以往，他每次外出都会跟家人说一声去哪里，大约待几天，家人已经习惯了，可是，这次却没打招呼就没影儿了。
妻子薛氏担心鲁义鸣有外遇，对丈夫管得很紧，当天晚上等到午夜还没见鲁义鸣回家，不禁又气又急，冒着严寒，直奔丈夫经营的商行找人，商行的伙计告诉她，鲁先生出差去了，去了哪里不清楚。
薛氏不信，但是也无法验证，就把一股火气撒向婆婆，次日，她在家里拍桌子、踢凳子、摔盆砸碗地闹开了，老太太对儿子的不辞而别也是窝着一股火，披儿媳妇这么一闹，也忍不住发作起来。
薛氏正要寻衅滋事，便和婆婆吵了起来，小吵闹逐步升级，从对骂变成了对打。老太太跟薛氏相差二十多岁，年老力弱，哪是对手？
挨了一顿拳脚之后，老太太出门直奔小儿子家逃去，小儿子是铁路司机，正好在外跑车，小儿媳跟婆婆关系很好，当下便要替老太太出头，老太太晚还是等小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就在小儿子家住了下来。
今天清晨，小儿子鲁义云跑车回来，听说母亲挨了嫂子的打，立马和母亲、老婆以及正好来他家的两个工友真奔大康街。
再说薛氏，那天她把婆婆打跑后，担心脾气火暴的小叔子登门问罪，有心回娘家暂避风头，可又放心不下正在上学的儿子，想来想去，终于有了法子——把住在郊区的娘家兄弟一家叫来住几天再说，反正这当儿正是农闲时节，待在家里也没事儿做。
托人捎信过去，兄弟一家几口一并赶来为薛氏护驾，现在双方遭遇，自然要有一番肢体碰撞，相互切磋，结果是薛氏一方吃了些亏，由于动静闹得太大，邻居报告了派出所。
这是金所长上任以来，处理的第一起民事纠纷，任求诚登门前，他已经给双方做了工作，谈得差不多了，还让双方订立了一份调解协议。
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哪知又吵了起来，任求诚听到心里一动，问小苗：“55号？那不是陆白丽的邻居吗？”
小苗半年前刚当上国民党的警察，因为是初中毕业生，算是有点儿文化．干的是内勤活儿，从未下过胡同，对门牌不熟，回答不上来。
另一个留用警察老赵正好提着水壶进屋冲开水，闻言点头，说确是那个被害女子的邻居，任求诚猛然闪过一个念头：阽白丽被害，鲁义鸣突然离家出走，这二者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呢？
接着，他打听鲁义鸣的情况，老赵说这个鲁义鸣好像曾在“军统”干过，任求诚不由得一惊，请老赵说详细些，可是，老赵也知之甚少。
因为鲁家是前年秋天买下的55号，鲁义鸣搬过来时，已经是“大泰祥南北士特产商行”的老板，关于“军统”的传说，老赵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在外面，金所长把争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训了一顿，回到屋里，任求诚赶紧问他，鲁义呜是否有历史问题，小苗、老赵立刻知趣地回避了。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有个规定：凡是根据战略方案即将解放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解放军尚未暴露战略意图前，就已由相应的中共中央下属大区局，向该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发出指令，要求对该城市的敌情，社情、各行各业、帮会组织等情况，进行尽可能详尽的调查，并将调查所获情况编制成册，以便在该城市解放后接管时参考。
拿上海来说，早在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刚刚胜利、解放军尚未开始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秘密通知，要求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待到南京、镇江等城市相继解放，华东局、华野的领导们集中在离镇江27公里的丹阳小城，研究解放苏南诸市以及大上海时，上海地下党已经奉命指派地下交通员，把编制好的上述各类材料送来，这些材料对于接管城市以及接管伊始，肃清敌特与反动会道门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州解放前，中共地下党也成功地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市军管会公安部给每个参加接管的同志发了一本介绍徐州敌情和社情的小册子，又由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唐劲实局长跟每个派出所长（徐州解放的第一个月，市局下面没有设分局，就二十个派出所，由市局直接领导．一个月后，方才以四个区为单位组建了四个治安指挥部――相当于公安分局）谈话，口头介绍材料中关下管段区域内的具体敌情，规定不准记录，只能记在脑子里。
而任求诚知晓这个情况，所以，此刻他要向金所长进一步了解，鲁义鸣于抗战爆发前一年从师范毕业，在徐州市公立第三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抗战爆发后，鲁义呜前往南京投军，被“军统”招收为特务学员，送往设在当时属于江苏省管辖的青浦县“军统”特训班受训。
军统青浦训练班的女学员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青浦特训班迁往湖南，鲁义鸣未随同前往，被留在江南，成为由“军统”指挥的“别动队”的一名骨干分子。
后来，“别动队”转移到江西，鲁义鸣作为情报特工，被指定留下潜伏于上海。
抗战胜利后，“军统”的经费来源发生问题，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特务，而鲁义鸣原本已经干厌了这一行，于是主动要求离开，获得批准后领了一笔转业费回到徐州。
当时，徐州教育界的观念跟社会上许多人一样，看不起特务这一行，像鲁义鸣这样的干了8年的老特务，自然不可能再回到讲台上给莘莘学子授课，再则，他自己对教书也不感兴趣，于是自谋职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土特产商行，做起了生意。
徐州地下党提供的材料中还说，鲁义鸣离开“军统”后，没有再跟国民党方面有什么联系，也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特工经历，他赚的钱也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
那么，鲁义鸣为什么在徐州解放后，突然不辞而别呢？他究竟去了哪里？或者其实哪里也没去，而是像小开段子善那样，待在徐州当地某个朋友那里？
任求诚跟金所长商量，这事该如何调查为妥，金所长寻思片刻说，刚才，我给双方调解时，批评鲁义鸣的媳妇薛艳兰不要凭空怀疑丈夫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她朝我翻了个白眼，一副不买账的样子。
当时，我为了让双方和解，就没有追问，现在你要了解鲁义呜离家出走去了哪里，我想可以去问问薛艳兰，说不定她知道。
回到专案组作为临时办公点的陆白丽的小楼，任求诚让侦查员汤铭把隔壁的薛艳兰叫来，任求诚对薛艳兰说：“你们刚才在派出所吵架的一幕我，都看在眼里了，这件事，派出所已经调解过，我就不说了。我现在找你，是要了解你丈夫究竟去了哪里。”
薛艳兰摇头不语。
任求诚又说：“你知道原来住在这小楼里的陆白丽被害身亡了吗？”
薛艳兰点头：“那天，你们把她的尸体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了。”
“你丈夫跟陆白丽的被害，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薛艳兰大吃一惊，急赤白脸连说“不可能”。
“那鲁义鸣为什么跟家里人都不打一声招呼，就无影无踪了呢？他到底去哪里了？是在徐州，还是跑到外地去了？”
薛艳兰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我估摸，如果他还在徐州．一定在那个狐狸精那里！”
薛艳兰所谓的“狐狸精”，是东关一个叫戚慧的女子，她是鲁义鸣当年师范学校的同学，据说，两人原本处得不错，属于没点穿的恋人关系。
师范毕业后，鲁义呜做了老师，戚慧则去其伯父开的公司当了出纳，两人继续来往，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就在这时，抗战爆发了，鲁义鸣执意要入伍，而戚慧坚决反对，结果两人翻脸分手，鲁义鸣的父母原本反对儿子跟戚慧相恋，两人一分手，便在徐州这边给儿子张罗对象，一来二去，鲁义鸣看中了薛艳兰。
当时，鲁义鸣正以“军统别动队”队员的身份在上海周边活动，不久，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军统”派人送他回徐州养伤，家里正好就让他把婚礼办了。
抗战胜利后，鲁义鸣离开“军统”回到徐州做生意，而戚慧之前嫁了个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毙了，她就成了寡妇，接着，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反正戚，鲁两人就搭上了。
薛艳兰听到风声后，火冒三丈，她找个机会叫了娘家兄弟七八人，上门去教训戚慧。
哪知戚家的祖上，竟是明朝登州总兵戚景通，戚景通的儿子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戚家的家传武术甚为了得，戚家长拳至今还在全国武术比赛中登台。
虽说戚慧本人是一介女流，不请拳术，但其兄弟都是深藏不露的练家子。
当天，她的弟弟只是出来亮了亮相、热了下身，就把薛家的七八个男丁放倒了一半。从此，薛艳兰再也不敢动去戚家登门问罪的念头。
这次鲁义鸣不辞而别，原因她固然不知道，但待在戚家那是肯定的，任求诚问明戚家住址，立即指派汤铭、刘镜明两人前往调查。
还真让薛艳兰给估摸着了，鲁义鸣果然就在戚家，侦查员把他带往市局，任求诚就跟这个前“军统”特工聊开了。
鲁义鸣毕竟干过特务，一听任求诚提及陆白丽被害，马上表示，他明白公安局为什么传唤他了，为了摆脱杀人甚至敌特分子的嫌疑，主动交代了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
12月6日下午，鲁义鸣家里厨房烟道漏烟，就从商行对面巷子里，叫了一个泥瓦匠来修理，活儿干完后，鲁义鸣不放心，亲自爬上屋顶验收。
鲁家与陆白丽家也就一墙之隔，他在屋顶居高临下，不经意间朝隔壁院子一瞥，立马打一个激灵：诸鸣道正在井台上打水！
诸鸣道是抗战初期与鲁义鸣一同在“军统”青浦特训班受训的学员，他是江苏盐城人，原本家境不错，其父是当地有店铺又有田地的富翁——就是土改时披定为“工商地主”的那类对象。
但在诸鸣道上初中的时候，家乡遭遇大水，继而暴发瘟疫，全家除他之外悉数死亡，灾后，族中长辈欺负他年少，趁机将他家的土地、店铺据为己有。
诸鸣道只好离开老家，前往上海投奔父亲的一个朋友，在其商行中，当了一名学徒，还没满师，抗战爆发了，他看到马路上张贴的”军统”招收学员的广告，就去报了名，顺利被“军统”录取。
青浦特训班转移湖南时，诸鸣道随同前往，后被培训为一名行动特工，鲁义鸣在上海郊区从事“别动队”活动时，曾见过诸鸣道，当时，听说他奉命前来执行暗杀行动。
抗战胜利后，鲁义鸣在“军统”的内部刊物上看到受表彰的“抗战有功同志”中有诸鸣道的名字，其“工作业绩”中至少有二十次以上的暗杀、爆炸，绑架等特工行动。
但诸鸣道后来情况如何，因为鲁义鸣已经离开“军统”，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鲁义鸣很清楚，那就是诸鸣道不会像自己那样离开“军统”，眼下他出现在徐州，一定是在执行某项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诸鸣道这样受过表彰且抗战胜利时已是少校军衔的行动特工，肯定不属于转业对象，“特种技术人员”想离开“军统”还不太容易。
因为“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肯定需要大批老特务从事对中共方面的破坏活动。
去年夏天，鲁义鸣曾接到老上司托人捎来的口信，希望他归队重新为党国效劳，但鲁义鸣没有答应。因此，鲁义鸣一见诸鸣道，就意识到这家伙来者不善。
几乎在看见背对自己在井台打水的诸鸣道的同时，鲁义鸣立刻不假思索地蹲下身子，悄悄地从屋顶爬下来，烟道也不检查了，付了工钱把泥瓦匠打发走后，他就开始考虑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作为一名前情报特工，鲁义鸣考虑事情颇有条理，他认定，诸呜道此番前来徐州必是肩负特别使命，而其要执行的使命内容也只有搞“行动”，不是暗杀就是爆炸，其对象肯定是刚刚占领徐州的中共方面。
而诸呜道之所以出现在陆白丽家，显然是以此作为藏身之地，鲁义鸣搬到大康街这边不过几个月，并不知道这位女邻居的情况，只是听母亲、妻子说她是南京人。
对于他来说，这点儿情况已经足够，这个女人要么是保密局”事先安排的“关系”，要么，跟诸鸣道有不一般的私交。
鲁义鸣不知道诸鸣道具体如何执行其行动使命，但按特务活动常规来说，这类行动，必须得到当地地下人员的配合，比如收集情报、提供掩护等，如果地下人员数量不够，就会把主意打到类似鲁义鸣这样已经脱离“军统”的“老同志”身上。
鲁义鸣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干什么事情，但也没必要帮共产党的忙“出卖”诸鸣道，眼下徐州虽已解放，但“徐蚌会战”鏖正战正酣，国共双方谁胜谁负，一时难说，这中间还有一个美国是否会插手的悬念。
如果诸鸣道来找他帮忙遭到拒绝，万一日后徐州又落到国民党手里，“保密局”肯定要找他算账。另外，以徐州解放一周来，中共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度来看，鲁义鸣断定诸鸣道在徐州搞行动的难度极大，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很有可能还没动手，就让共产党的警察一网打尽。
由于鲁义鸣鬼使神差地跟窝藏诸鸣道的陆白丽做了邻居，回头“保密局”很有可能会把这笔账，算到他的头上。
想来想去，鲁义鸣决定离家暂避风头，当天傍晚，他就去了戚慧的娘家，一步不出，以便日后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疑到他头上时，戚家人可以为他作证。
专案组随即对鲁义鸣所说的情况予以核查，确认其所言属实。
当晚，局长唐劲实亲自主持案情分析会，众人一致认为，被鲁义鸣无意间发现的那个诸鸣道，应该就是受命从事谋杀、爆炸等破坏活动的主谋。
他抵达徐州后，去了陆白丽处，从其打水之举来看，很有可能曾在此住宿，他携带的那个装着特务活动经费、器材的皮箱也寄存于陆白丽那里。
12月10日夜，飞贼马盼群潜入陆白丽家行窃，次日，陆白丽发现失窃，她显然知晓诸鸣道的特务身份，因此不敢报案，也不敢张扬。
11日傍晚，段子善登门拜访时，诸鸣道不在陆白丽家，但陆白丽已经没心思考虑其他事儿，只想着应该如何告知诸鸣道皮箱被窃的消息。
按照特务活动的惯例，诸鸣道肯定不会向她透露其在徐州另外的落脚点，但诸鸣道可能事先说过，11日晚上会过去，也有可能是她自己估计的，所以她必须把段子善撵走。
当晚，诸呜道去了陆白丽家，得知皮箱失窃，不得不杀人灭口，掘开井台掩埋尸体后逃离。
对于专案组来说，下一步，就是如何缉拿“抗战有功同志”诸鸣道，那么诸鸣道还在不在徐州呢？大家认为，应该还在，因为他既然杀死陆白丽灭口，就说明他暂时并不打算离开徐州，他得继续执行使命。至于经费，器材丢失了如何补充，那应该有其他补救措施。
可是，如何查找诸鸣道的下落呢？就专案组目前所知，只有两个人认识诸鸣道，一个是鲁义鸣，可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诸鸣道在抗战胜利前的情况，诸鸣道不是徐州人，他在徐州的社会关系，鲁义鸣并不知道。
另一个是陆白丽，她有可能知道诸鸣道在徐州要找的人，可她已经死了，因此，专案组要想在徐州找到诸鸣道，难如大海捞针。
不过，此路不通，还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虽然走起来比较麻烦，甚至有风险，可眼下别无他法。
专案组估计，诸呜道可能是在秦淮河一带的妓院认识陆白丽的，以诸鸣道的特务身份，除了钱钞之外，还能给陆白丽提供其他好处，比如利用权势相帮解决什么纠纷之类。
于是，两人建立了一种超乎寻常嫖客和妓女关系的友情，所以，肩负特别使命的诸鸣道才敢携带特务活动器材闯到陆白丽处，甚至还放心地把那个皮箱存放干其住所。
两人的关系既然这样密切，那么陆白丽在“俏春院”的那班“同事”中，应该有人知道诸鸣道这个人。
去南京找“俏春院”的人调查，有可能查摸到诸鸣道在徐州的社会关系。
其时，距南京解放还有四个月零一周，淮海战役正打得难分难解，南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专案组若派人前往南京，实为潜入敌后侦察敌情，风险极大。
这件事连唐劲实也无权拍板，得由市局出面向市军管会汇报，获准后方可施行，当天午夜，一份以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唐劲实的名义批示的报告，送到了市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的案头。
12月15日，专案组另一条线上的两名情报员老刑警张敬祖、柴国柱离开徐州，辗转前往南京。
当晚，两人分别下榻于秦淮河附近的两家旅馆，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治疗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和收购洋货的货郎。
专案组诸同志对他们颇为牵挂，担心他们在南京遭遇麻烦，事实上，他们的运气不错，只由张敬祖一人出面，就完成了调查使命。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尚武，张敬祖即出身于世代习武之家，旧时，习武世家一般都有治疗跌打损伤的秘方，张敬祖家也不例外。
张敬祖继承了父辈的武术和医术，这次以江湖郎中身伤来南京调查，随身带了一些自制的药丸和膏药。12月16日清晨，张敬祖就进了“俏春院”附近的一家茶馆，支付双份茶钱占了门口一副座头，摆出了他的行医摊头。
南京茶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茶客中不乏腰酸背痛、手足不便、肢体麻木、老伤缠身者，见这个游方郎中把摊头摆到了茶馆里，料想有点儿手段，纷纷驻步问长问短。
张敬祖对答如流，当场给患者按摩推拿，还真有效果，有人便掏钱买药，也是碰巧，对面茶食店的伙计挑水时不慎扭了腰，当场痛得站立不住。
茶食店老板听说茶馆里有位郎中在摆摊行医，便过来请张敬祖给伙计看看，张敬祖问明情由，施展祖传手法，竟然疼痛立止。
这样一来，茶馆老板就来跟张敬祖套起了近乎，他想请张敬祖多待几日，茶馆可以免费提供一副座头供张敬祖设摊，以吸引茶客。
张敬祖未置可否，他想跟柴国柱商量后再视情答复，不料，柴国柱还没出现，倒来了一个大汉——“三先生”，茶馆老板指着张敬祖对他说：“这位郎中先生准保能治得了你的老伤。”
“三先生”就是陆白丽昔日的老板、“俏春院”老鸨之夫史永三。
史永三是安徽巢县人，少年时来南京打工，后来成为长江码头上的一个把头。那时候，码头是靠抢地盘揽活儿的，史永三不会武术，可是他敢玩命，不怕死，手下有十八个弟兄，一律长短装备——大小两把斧头，人称“十八斧头帮”。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史永三退出码头经营，因为他的弟兄在大屠杀中死伤过半，“十八斧头帮”还剩七人，能抄家伙上阵的连他只有四个，再吃码头饭，只怕还没踏进码头，自己的头就得落地，之后，史永三在秦淮河开了“俏春院”。
茶馆老板所说的老伤，是他在年轻时数次打斗中留下的内伤，当时，吃点儿药挺了过来，中年过后复发，特别是“二分二至”时（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最易发作，每每痛得满地打滚。
他看遍南京的伤科郎中，还去上海请沪上八大伤科中最负盛名的王（王子平）、魏（魏指薪）、石（石啸山）看过，均无效果。
前些天，到茶馆闲坐，听说书先生说“偏方一味，气死名医”，忽然想到自己这老伤是否可让江湖郎中冶治看，没准儿管用，于是，就托茶馆老板留意，茶馆老板便把张敬祖介绍给了“三先生”。
史永三是老江湖，不可能立马急吼吼求医，当下跟张敬祖打过招呼，让跑堂沏了一壶花茶，坐在一旁不慌不忙，边喝边看张敬祖给人治病。
看了一会儿，觉得这郎中不同凡响，这才请张敬祖诊治，张敬祖这时还不知对方就是“俏春院”的老板，照一般病人那样对待，也不用史永三详尽述说，便判断其年轻时受过几次严重的内伤。
史永三听后大为折服，立刻邀请张敬祖去附近的饭馆吃饭，茶馆老板作陪。
席间，张敬祖说他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想打听多年前在秦淮河这边从业的一位姑娘，茶馆老板指着史永三说你问着了，“三先生”就是这行的老板。
张敬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撞运了，当下一说陆白丽的名字，史永三拍案大笑，说这不是缘分吗，陆姑娘就是从我这里出去的嘛！
往下就好说了，张敬祖便打听陆白丽的下落，史永三说她去了徐州，具体地址不清楚，不过他可以问问“俏春院”里跟陆白丽要好的姐妹。
当下，他就让饭馆伙计去把胖子唤来，胖子是“俏春院”的伙计兼保镖，北方称为“大茶壶”，江南唤作“抱台脚”。据胖子说，大约十天前，“军统”诸先生也曾来打听过陆白丽，院里的几个姐妹正好闲着，还围着诸先生打趣，说他想念老相好了。
陆白丽从良后，未回过南京，因此胖子并不知道她在徐州的住址，料想那几个姐妹也未必清楚，当时正好史永三唤他有事，他就离开了，也不知后来诸先生是否打听到了陆白丽的地址。
史永三让胖子去问问她们，陆白丽的地址后来打听清楚了没有，不一会儿，胖子带来了一个妖艳女子——“俏春院”的六位“当家姑娘”之一常紫荷。
常紫荷是陆白丽在“俏春院”时关系最好的姐妹，两人拜过把子，陆白丽是姐，常紫荷为妹。即便如此，陆白丽离开“俏春院”后两人也没见过面、通过信。
因为这行业有个规矩，姑娘从良后，是不能再跟以前的姐妹联系的，实在有事也得通过老鸨转告，不过，常紫荷却知晓陆白丽在徐州的住址。
常紫荷是徐州睢宁人氏，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父长大，十六岁那年，史永三张罗“俏春院”时，前往江苏、安徽交界地物色姑娘，在睢宁物色到了常紫荷。
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买断，像陆白丽那样，一是雇佣，按营业额比例分成，常紫荷选择了后者。所以，常紫荷算是自由身，她去南京还是其婶婶陪同前往的。
雇佣性质的妓女是允许家人前去看望的，其叔叔婶婶此后每年都去南京看她一次，常紫荷也可以请假回老家探亲，不过，她觉得自己干了这一行，无颜面在家乡露脸，所以一次也没回去过。
陆白丽赎身离开时，常紫荷曾托她给叔婶一家带些钱物，陆白丽去了睢宁，把自己在徐州的地址留给了常家。
那天，诸鸣道去打听陆白丽的地址，常紫荷等几个跟他相熟的妓女讹了他一顿饭钱之后，把其时已在徐州市内打工的叔婶的地址抄给了他，让他前往询问即可。
史永三听常紫荷如此这般一讲，就让她把她叔父的地址也抄了一份给张敬祖。
吃过饭，张敬祖给史永三留下一些药丸，又开了几个方子，嘱其在不同节气服用，然后跟柴国柱会合，两人商最下来，为稳妥起见，把常紫荷叔父的地址，按照组织上交代的联系方式寄给了南京地下党交通站。
两人回到徐州时，专案组已经接到了南京地下党通过华东局社会部转来的密电，遂开始对常紫荷叔父常一兴展开调查。
常一兴原是睢宁县城的一个木匠，去年，他被一个睢宁籍的棺材店老板邀至徐州打工，就在该老板开的棺材店的工场里，领着七八个木工、学徒制作棺材，挣的工钱比在睢宁做零工多，于是，就把老婆、孩子也都接到徐州，在马市衡租了两间草房安顿下来。
侦查员对常一兴以及他的东家初步了解下来，发现他并无历史劣迹，乃是本分百姓。
专案组派侦查员汤铭、司志远前往拜访常一兴，向其了解南京是否有人来找过他。常一兴说，有一位自称李林的先生12月3日来过他家，说是常紫荷的朋友，带来了南京板鸭、香肚和给孩子的文具、零食等，说是常紫荷托他捎的。
常一兴夫妇要留他吃饭，对方谢绝了，说想打听陆白丽的住址，常一兴就把地址抄给了他，侦查员又问了那人的年龄、相貌，跟鲁义鸣所说的诸鸣道相符。
任求诚把调查结果电告唐劲实时，唐局长正在听取张敬祖、柴国柱两人南京之行的汇报，于是，就问张敬祖，是否听常紫荷说过她买了东西托诸鸣道带给叔父。
张敬祖说没有听说过，不过，似乎有这种可能，或者东西是诸鸣道买的，但借用了常紫荷的名义。
送走张、柴两人后，唐劲实对诸鸣道送礼物之事作了一番思索，如果那是常紫荷托诸鸣道捎的，或者是诸鸣道借常的名义送的，那么，他本人跟常一兴就变得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似乎不合特务活动的常情。
像诸鸣道这种远赴“敌后”的特务，都希望在当地建立关系，以便于之后的活动和掩护，所以，他给常一兴的礼物，不应当仅仅是以常紫荷的名义送的，还要有他自己的一份。
诸鸣道那天去拜访时，自己送了礼物没有呢？唐劲实当即指令任求诚再派侦查员去向常一兴调查。
次日，即12月18日上午，任求诚叫上汤铭、司志远，二访常一兴，了解下来，诚如唐劲实所估料的，常一兴说“李先生”那天还送了两大盒花糕，说是给孩予吃的，客气地说是“粗货，不成敬意”云云——这显然是他送的礼物。
花糕在徐州通常叫作“百果糕”，是一种特色糕点，用小麦粉、糯米粉、核桃、花生、瓜子、杏仁，果脯加上芝麻油、白糖制成，当地有不少制作百果糕的作坊，其中“尚和记”制作的百果糕最为出名。
不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在常温下保存半年以上，不走油，不干燥，不霉不坏，保持原味，这在没有防腐剂的当时，确实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绝活儿。可是，“尚和记”却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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