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被日本军方害死之后，叶吉卿虽然哭着喊着要为她丈夫报仇雪恨，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激动而已。事实上，连谁是凶手都摸不清楚，这个仇又是如何报法？如果一口咬定说李士群之死，是服了冈村特高课长下的毒，那又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李的死如同烟消云散，忙过一阵子丧事之后，也就被淡忘了。
李生前，耀武扬威，何等显赫，一朝横死，却涟漪未皱，风平浪静就沉没于万丈深渊了。于此可以看出，他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也同样是块无足轻重的料。
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在敌人卵翼下，无论是讨生活、求生存，乃至于闯天下，是永远不得出头的，一旦出了头，就被削掉了。
且说李士群死了之后，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一职，由陈群接替。伪“调查统计部”、伪“特工总部”编并改隶伪“行政院”，更名为“政治保卫部”，由黄自强出任部长。此外，李士群还占的有一个“警政部”，不清楚后来怎么样了。
提到黄自强其人，如果没有记错，在二十一年(1932)曾在南京洪公祠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中当过教官，教的是“侦察法”。当时黄自强供职于参谋本部第二厅，级别是中校。至于他是如何投入汪伪政权，笔者没有进一步去了解。
李士群生前有许多部属，人一死，各奔前程，自谋出路。其中，由王道生兄所领导的一批青年干部，以及由余所领导的一批电讯人才，遂与我所设立的“第一委员会”结成一气。我们相约，人事交流，互为倚重，并推我带头走向该走的路。不过，囿于环境，彼此依然有所保留。
王道生兄原任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副处长，我任伪“四省前进指挥部”指挥官时，他调来任副指挥官。后来我发现总指挥傅也文暗中与共产党交往，为避免卷入是非旋涡，有碍我的活动方向，乃借机脱离回到了杭州。
王道生兄旋亦调回杭州“四省总部”任情报处长。“四省总部”无疾而终后，王率其所属去苏州，另图发展。李猝死，人事大变动，王道生所部数十人，顿失依托，则商请余玠暂为安置。适好“第一委员会”需要人手，还遴选了十几名有能力“处理情报”的年轻人加入“工作”。这批人当中，有一两人在20年后成为经得起考验的“专家”。
至于那个作恶多端、众人瞩目的伪“特工总部”，亦随全面改组而换了招牌。它的新名称为“政治保卫部”属下的“政治保卫局”，由万里浪、胡均鹤二人分任正、副局长。在形态上，已经显得毫无生气、摇摇欲坠了。
当时没有留意，原伪“特工总部”书记长傅也文，不知到哪里去了，此后也没有再碰见过他。
在李士群生前，万里浪已经暗中与周佛海有了勾搭，并且把李士群的许多隐秘，都供给周佛海作为献礼。可是李死之后，周佛海并没有把万里浪当做夹袋人物看待，所以万某感到彷徨无告了。大约是从这个时候，他有了走回老路的念头，对于打击“军统局”的活动，已渐渐地放松了脚步。
胡均鹤虽然表面上是万里浪的副手，可是他有他的班底，除了“武打”那一套之外，一般的水平都比万里浪那一帮略高一筹，因为其中潜伏有不少共产党员。
“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自从改为“政治保卫局”以来，万、胡二人，好像除了互相“斗法”，什么事也不干。抗日胜利后，胡均鹤躲起来了，上海解放的次日，胡均鹤又冒出来了。据闻，他到1984年仍活在东北，算一算大约已经80岁出头了。不过依然是一名小角色。
有关“七十六号”的事，写到此处为止。至于万里浪的个人动态，以及嗣后戴雨农先生如何写信怀柔他，那都是以后的事。
以下再记述这个由我主持的“第一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顾名思义，有些不伦不类。为什么称为“第一”，主要是因为根本没有上下隶属关系，含有天下唯我独尊之意，故曰“第一”。这没有什么狂妄之处，倒有点儿自我解嘲的味道。
“第一委员会”的首脑就是我，除我之外都是伙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委员”。那又为什么叫“委员会”？唬人的，或者是叫起来“顺口”、“受听”而已。
“第一委员会”和汪伪政权，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换句话说，它管不着，也不受它管。但它和日本“梅机关”的中岛信一却有关系，不过这种关系相当微妙。试想，如果没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又怎么能够作半公开的情报活动。
这个“第一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是预先讲好了条件，样样都布置妥当之后而按部就班进行的，只是先有个地方，然后我全家搬进去，再陆续增添人手，才摸索着做起来的。
当然，日本人也不傻不呆，他们自有他们的企图，不仅要把我当“宝”耍，而且更期望从我身上捞到一些什么。
据确切了解，代表日本军方的参谋本部，其最高决策，还在玩弄“谋略”，所以开辟了好几条路线“试探媾和”。不过，这又与整个的情势以及本身所处的环境有关，单方面的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此际，日本军部在中国战场上，亦不作“全面进攻”之想，即使是“局部撤退”亦在所不惜。
他们感兴趣的，也就是有需要的，是国际情报，其次是沦陷地区（日军占领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因为这对日军的“安全防卫”大有影响。
而我呢？上文已经说过，李士群不死，我可以在他掩护之下从事活动，甚至于已经到了不受过分干预的程度。可是他一死，紧接着，周佛海手下的两员大将——罗君强、熊剑东就摆出姿态向我挑战，如果不是有个中岛出面叫停，真说不定他们想怎么样呢。
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第一委员会”全部有二十多人，却连一文钱的经费也没有。那么靠什么维持呢？说出来可真是笑话：先是由我东拉西扯，大部是向“上海实业银行”孙时林兄周转来的，有借无还，日子长了他也受不了；
中岛也在奔走，由他找到一个市川少佐，是上海“陆军部”主管经理（后勤补给)的，不知道是“公”还是“私”，就十天半月地用军用大卡车一趟又一趟地送来不少“军需物资”，其中包括面粉、糖、盐、煤块、汽油、棉纱等，能吃的，当伙食，能用的，就留下自己用，其中棉纱最值钱，卖掉作为大家的生活补助费，就这样对付着过了。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为表示他的“善意”，叫他的舅子杨惺华来看我，他说如果有需要，愿意经常给予补助。结果，我和“第一委员会”的人共同设计，办了一份《常识》半月刊，接受了由杨惺华代表周佛海按月送来的费用。
这只是形式上保持一种“互不侵犯”的关系罢了，并无更大的用意。不过，从始至终，我和周佛海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
在此顺便一提的，是这份《常识》，采取高度的客观态度，绝不谈“和平运动”和“东亚共荣”那一套，其主要内容则注重科学新知、国际珍闻等。出版到第三期，印三千份，已经要再版了。不是办得特别好，而是那个时候的上海，实在太沉闷了，大家都图个新鲜。《常识》不赔有赚，多出来的钱还可贴补开支，竟因之略感宽松而不那么常常紧张了。
这是有关费用来源的事。以下再说到人事安排及居住环境。
“第一委员会”虽是自拟的名称，但很少叫出来，平常，口头上都叫“九十九号”。这是一幢洋房，坐落在忆定盘路，楼高三层，每层有两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开间都很大。另外还有车房、厨房、工人房等。我全家住在三楼，阳台上摆一张写字台，仍有回旋的余地。二层楼全部作为“办公”，两间大房可以摆七八张桌子。有的人住在里面，小房间及楼下的工人房，也能容十来个人。楼下一间大客厅、一间大饭厅，同时也可以作别样活动。这个地方是“梅机关”找来的，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好长一段时期，仍不知道主人为谁。
这幢房子的出路并不好，是在一条死巷子的尽头，而这条巷子约有百米长，好在笔直，一眼能够看到底。
骆成金、刘全德二人亦随我住在此处，根本没有看门的警卫。此外，也有一部车子，是孙时林借来暂用的，由他介绍一名司机，是上海本地人，是个完全没有训练经历的老百姓，取其不会出什么花样就是了。
办事的人，除骆成金、刘全德二人作为“预备行动员”之外，其余一个“上海区”的旧人都没有，就是说全系新手。其中大部分是王道生兄介绍来的，一小部分是从杭州“政治保卫学校”第一期学生中选来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四岁上下，半数以上具有大专程度，他们的可塑性很高，需要的是如何导入正轨。相信，在当时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这与“汉奸行径”有什么关联。
万想不到的是其中竞潜伏了两名小共产党员，这到1949年上海撤退前，才现暴露身份。说出来，很丢人，这除了显示出我们的顾全不周外，也说明了他们的无孔不入。
“九十九号”从日本请来一名译员，是笔者于三十一年(1942)在日本京都住旅馆时认识的。此人名张忠仁，福建人，中国父亲、日本母亲，在日本长大，受日本教育，想不到他仍保有中国文化道德传统，实在难得。日常替我处理一切事务的人，因为没有“职称”，就叫他“领班”吧。
此君姓范，他希望不要道出他的名字，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也表示我们之间的亲切，以下则以“小范”称之。如今，他已届古稀之年了。
出色的人还有，目前在台湾的尚有八九位，因为未能一一征询他们的同意，所以也就不提他们的尊姓大名了。
期待已久、望眼欲穿的尹擎宇兄，终于到了上海。他是从浦口专程为了我的事而来的，也是我派骆成金邀请他来助我一臂之力的。我们俩从十九年(1930)就结识了，交情深厚，否则像这种弄不好就会送掉老命的事，谁肯出面帮忙。
他向津浦铁路局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再长就请不下来了。他到了上海之后，落脚在公共租界的一门远房亲戚家，是为了严谨，而不在省钱。我们约会聚谈，就在他的亲戚家。
首先，彼此道过别后的状况，随后就把想要请他为我冒险走一趟的事，清清楚楚地都讲给他听了。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难为他，更不能勉强他，万一他不能去或不肯去，应该把话说在明处，一点儿都含糊不得，因为那样反而会误了事。
我一边说，一面留心他的反应，只见他细心地听，不时地摇摇头，偶尔又点点头。等我一段话说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你的意思我是听懂了，不过，顶好是请你把其间的要点再说一遍，那就可以完全理解了。”于是我把刚才说过的，再加以整理，对尹兄摘要说明如下：
途程：由上海出发，经杭州，通过封锁线，进入游击区，转往江西战区。
身份掩护：请尹兄自行决定。建议扮作“单帮客”。
目的地：江西上饶——“国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
会晤对象：毛万里先生。毛先生的职务有二，公开的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第二处处长（也可能是“调查室”主任），秘密的是“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询问时，当然只能提出他的公开职务。
主旨：代表本人陈述现状，并请准予恢复工作关系。
请求事项：其一，给予工作指标；其二，请派报务一名、电台一座，并请发通信密码一本。
期限：自出发日起算，预定为一个月至四十天，如果能缩短，当然更好。
费用：往返旅费、治装费，乃至“单帮客”办货的本钱等，全部由我筹措。
尹擎宇兄提出他的顾虑和他的愿望，同时，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尹兄说：“如果时间耽搁得太久，铁路局的工作可能会发生问题。本来只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如超出三两天，还可以找借口，若是超过一个多月，恐怕很难获得谅解，到时候，万一被铁路局以久假不归为词，来一个解职处分，那可怎么办？所以我要求能给我一个保障。”
尹兄又说：“你能不能在后方替我安置一个工作？”
我说：“铁路局如果无法干下去，那就到上海来跟我们一起干好了。”
尹兄直摇头，他说：“我想到后方去工作。”我不了解尹兄为了什么非到后方去，思索再三，试问尹兄说：“如果将来后方派你到上海来参加我的工作呢？”
他笑着说：“那倒可以考虑考虑。”
我这才明白他所求的是在于有“根基”、有“名分”。
尹擎宇兄的第二个问题是“信物”。他叫我写几个字，即使是三言两语，见到毛万里先生时，也好作为凭证。否则，毛先生又将如何判定他的身份真假？
尹兄的意思固然有道理，可是我不得不小心，如果毛病出在这些地方，那又多么不值得，何况另有取信于毛万里的方法。我仍决心不以片纸只字带在尹兄的身上作为凭证，因为是“信物”也是“证据”，万一落人敌手，那就糟了。
我想，如果由尹兄转述毛夫人的闺名，毛公子的乳名，内人的姓名，以及毛万里兄在北平、上海两地居住过的地址，再加上我们过去曾经闹过的一次大笑话等，而这些特定事物的串联，便足以证明除万里兄与我之外，不会再有第三者得知的。所麻烦的倒是尹兄的“强记”了。至于稍微伤及一点儿个人的隐私，我想万里兄是会谅解的。
尹兄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记不住的地方，反复地又问了好几遍。一切准备停当，在千叮咛万嘱咐、互道珍重声中，擎宇兄对我说：“你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除毛万里先生一人外，我绝不会提到你一个字。”
尹去后，我松了一口气，盼望他能够快一点儿回来。
尹擎宇出发的日期，已经记不得了，大约是在三十二年(1943)十月至十二月之间。
尹兄走后的前一段日子，认为总没有这么快，所以还不觉得怎样。一个月过了，开始在盼望四十天又过了，心里着急，产生一种别有滋味的牵挂和萦想，越想越多，往好处想，也往坏处想，到后来简直是胡思乱想了。
比如说：
尹兄路上出了事？毛万里兄不在上饶？这都是正常地想，并非意外。又比如：毛兄对尹兄的身份有所怀疑？上级不答应我的请求？这虽属意外，但仍在情理之中，我最怕的却是尹兄不堪长途跋涉而病倒了，更坏的还有因万里兄之不在，别人接不上头，反而节外生枝有了误会。总之，想得太多了，除非是尹兄回来，是不会有答案的。
计算时日，五十天也过了，依然没有消息，除了等下去，实在没有办法好想。最苦的，莫过于孤掌难鸣，而这件事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连个苦的对象都没有。
到了两个月头上一天晌午，尹兄终于打电话告诉我说平安回来了。一块石头落地，这才放下这颗沉重的心。
随同尹擎宇兄一起来的有两个人，其中之一是李耀，毛万里兄的上尉副官，我早就认识。另一位的真名姓叫张亚民，是派来建台的主任报务员，电台建立完成，他也就是台长。
李耀的个性跳跳蹦蹦，鬼点子很多，他来，一则是护送发报机以及带路，二来万里兄有口信叫他带给我。
说起尹兄耽搁那么久的原因，是他到了上饶之后，才知道第三战区司令部是在铅山，于是再转往铅山。一找就找到了，立刻见到了毛万里先生，这都没有问题。尹兄就照我所说的，一一取信于毛兄，提到有一次毛万里兄、陈资一兄和我三个人听完了夜戏，一起到荀慧生家里打牌到天亮，荀慧生把一晚的戏份七百块钱输得差不多的事，万里兄就不再问下去了。因为这种事除了我之外，陈资一已经就义，不会再有别人知道。
尹兄等待万里兄的回音，也很急，可是又不便去催。偶尔，万里兄也会约尹兄到他家里坐坐，吃一顿便饭。据说，是在等重庆的指示。好容易等到了重庆的回电，又为了物色一位能担当重任的报务员而大费周章。这就是预计顶多四十天，结果来去两个月的种种原因。
李耀带来的话，其中大部分是不便由尹兄传达的。这些话中，有的是毛万里兄的善意相告，有的是表达私人友谊的谏言，再就是透露给我的工作需求了。
分开来说,他的意思是:
一、类似以往的行动工作，已经不是求表现的唯一途径了。因为汪政权中的一些首要分子，都在争先恐后地向国民政府表示输诚。
二、不可轻视搜集情报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美合作方面，得能产生作用。所以有关日本的军事情报，多多益善。
三、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盘了解，也是重点之一，这是为了今日，同时也在明天。
四、千万留意，多与戴先生通报，没有坏处，不必诸多顾忌。
五、有表现，比对于过去的事求谅解、作解释更为重要。
毛万里兄话虽不多，对于我来说，却是出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太令我感动了。另外，李耀随身带来专用密码一本，注明只能与局本部通报，却不能与东南办事处的万里兄通报，这是规定，不得违反。
想当初，大约是二十四年(1935),万里兄任戴先生随从秘书时，曾用密码通电报给汉口的一位朋友，意在鼓励而已，结果被关了一个多月的禁闭，这已经是从轻发落了。
另据尹擎宇兄相告，他的个人问题，毛先生已经为之解决，办法是自本月起，任为“特约通信员”支中校待遇，仍回浦口，另派人与之联络。如无法立足，来上海，去后方，均无不可，但最好能在敌后工作。
送走了李耀回铅山，谢过了尹兄返浦口，我就忙着建立电台了。建台并不简单，最难解决的是我没有经济力量，拿不出几根条子去顶一幢房子，又因为分租人家的房子，条件太苛，更诸多顾忌，而我又不便抛头露面地到处乱跑，于是只好拜托那位跛脚的胡永安大力帮忙了。最麻烦的却在于报务员张亚民是个单身汉，只好再求胡永安想办法“借家眷”来充场面，掩护着搬进去再说。
新觅的台址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距离徐家汇很近，路名我忘了。
不久，电讯通畅，解除了两年来的窒息，深深地透了一口气。
在当时，我自己并不知这个单位是正式的还是试验性质的，至于有无番号或名称，更不清楚了。到了1958年我回到局里当处长的时节，才在档案资料、人事注记中发现了下列的记载：
服务单位前本局第七站级职上校站长
所任业务情报起讫年月三十二年十月至三十五年三月
主官姓名戴笠
其时，我看了这项记载之后，并不觉得怎样，可是当我写这篇稿子写到此处时，则大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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