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不免总有些担心。不过，我又一想，自己只有向他请罪认错，求他宽恕，不应该有丝毫抵触与不满。过去我们那样对待他，今天他即使说几句，难道还受不了？
1961年初冬，我接到前妻粟燕萍从香港的来信，表示愿意回来。我把信送到民政局，由民政局转交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后，廖部长马上批准我去广州迎接她。当我从红早公社进城到民政局办理去广州的手续时，出我意料，民政局通知我，说廖部长要请我吃晚饭。我估计这次得好好接受一顿批评，也可能还有一大堆讽刺报复的话。从民政局走出来，我思绪很乱，走路也没有把头抬起来。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我刚一转身躲让，一辆美国别克牌小车擦身而过，我看到一个外国女人从驾驶室里把手向我招呼一下，像是对我表示歉意，便疾驶而去。
看到这辆车，当年我耍戏叛徒张国焘的往事，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想到这事，我就担心在吃晚饭时，不知会受到廖部长怎样的讽刺。
当我准时走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东边那间华丽的餐厅时，廖沫沙部长和另外几位领导人是那样热情地接待我，一再祝贺我能夫妻团圆，并向我保证一定给我们安排住的地方和给粟燕萍安排一个适合的工作，还一再问我路费够不够。民政局的一位科长又拿出一张硬席卧铺票给我。从见面到吃完饭，我没有听到一句责备我过去的话。相反，他们是那么关怀我，使我感激的泪水都快流了出来。当然，这和我把张国焘气出来的眼泪，完全是相反的。
从那次以后，我对廖部长便再不担心他会记恨过去，来对我进行报复了！
还在这年春节，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在京的第一批特赦人员时，我和范汉杰、罗历戎等五个留在北京的第二批特赦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前，李维汉部长宣布：周总理亲自决定，把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七人，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每月工资由原来的60元增为100元。溥仪等都非常感动，他当场向几位领导人表示了他出自内心的感激，并一再说：这一安排和待遇，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有一位副部长便对他和其他的特赦人员说：'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享受惯了的，今天当然不能让你们过和从前一样的生活，但也不能让你们过一般水平的生活，而是让你们在新中国能过上比一般水平高一点的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有特殊需要和困难，还可以提出来，可以考虑临时补贴。'我一边听，一边感到这位副部长似曾相识，但一下却想不起来。等吃完饭，大家开始聊天时，这位副部长笑容可掬地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沈醉，认不认得我了吗？我可还记得你呢！'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支烟。我吃了一惊，把烟接过后便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仿佛见过首长，一时想不起来。'我一边说一边在想，过去反共反人民那么多年，认得我的共产党人肯定是受过我的迫害的，冤家路窄，今天找上门来，准得挨一顿斥责，而且今后我们也得一样由北京市转归全国政协领导，瞧着吧，有的是小鞋让我来穿．....．我正在这么往下想时，他一把将我按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便笑呵呵地说：'你过去接触的人太多，当然想不起来，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他这话一说出来，我立刻就想到了那次见到他的情况。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有天戴笠在主持'纪念周'，他大骂大嚷一顿之后，仪式宣告结束。他讲话骂人出了一身臭汗，便照例得去洗澡。他走出礼堂大门后，我便发口令：'解散！'大家才敢慢慢跟在他后面走出来。这时，忽然有一个老同事吴景中跑过来找我谈话。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他把我拉在一边，轻声对我说：'我有要事想见戴先生面谈。'我知道戴笠的脾气，他骂累了，急着去洗澡换衣，不愿有人找他谈话，对于外勤单位一个科长级的部下，更不会接见，我便劝他不要去碰钉子了。他很着急地说，确有紧要的事，只问他一声就行了。我碍于情面，只好同意陪他去一趟。我先让他在19号楼下坐一会，自己去处理了一些紧急的工作，估计戴笠已洗完了澡才走过去。当我上楼去向他报告吴景中有紧要的事向他请示时，他好不耐烦地要我带吴去见毛人凤。我便提醒他，吴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他有紧要事，一定是与共产党人有关的问题，还是见见好，他才'嗯'了一声。我便把吴引进他的办公室。我怕吴借机找他啰唆，便在旁边站着。心想，只要看到戴有不高兴的表情，就可以催促吴快点走。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吴便把他和这个同学（他当时讲了名字，我没记住）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谈了一下。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要我作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还叫我派车让吴景中去接这位客人来。戴笠在'漱庐'请的客人，属一般关系的，都是由我安排。军统局的厨师做菜，一般不是太好的。凡是在这里请客，我都可以去敬陪末座，一方面是我在场可以指挥方便，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请的客人，大都是初次见面或关系不深的人，戴笠很愿意有我在场，因我的武术和枪法，使他在生人面前有安全感。他天天暗算人，也时时提防别人暗算他，请客时不能让警卫站在旁边，我既够作陪客的条件，更可充当很好的保镖，所以他在'漱庐'请客时，十有七八是我作陪客。
吴景中提出他的那位同学后，戴笠马上决定要在第二天就去请他来吃晚饭，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曾发生过共产党员张蔚林'打'入军统无线电总台的事，并在总台内发展组织，连总台的报务主任和几个报务员都被他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军统内部进行活动。这个专门反共的机关，竟被共产党'打'进来很久，才在一次无意发生的事件中被发觉。虽然张蔚林和他发展的几个人全部被捕获，但没有破坏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蒋介石为这事把戴骂得狗血喷头，差一点被撤职查办。蒋介石在跳着脚骂他时，咬牙切齿地说：'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一直到今天，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蒋介石的这番话，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对一些亲信干将讲了又讲，自己也感到这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并承认是他在和共产党斗争中失败最惨的一次。他为此几乎有一两个月都没有笑过，整天愁眉苦脸，遇事就大发脾气，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有天他打电话到总台找总台长，查问有关张蔚林案发生后还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抓起来。接电话的报务员，是经过多年考核认为最忠实的人，是刚从外地调来接替老报务员的。他以为调到总台，比在外地更加神气十足，更加了不起，所以听到戴笠在电话中那种毫不客气的言语，也加倍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戴一气之下，便坐上汽车赶到总台去。因为最使他丢脸的事发生在总台，旧恨新怨一齐发作，他找到那个接电话的报务员，一连打了好几个耳光。总台长等苦苦向他求情，才没有把这个报务员送去坐牢。接着，总务处庶务科交际股长为他安排在乡下别墅请一个法国特务和他的老婆安南公主时，由于准备的礼品不合他的意，他认为太寒碜，便拿起一张椅子向这个股长头上打去。正好我赶过去，一下把椅子接住，才没有把这个股长打死。我当时也气极了，便把椅子向地上一甩，问他办错一件事便要打死人，谁还敢来干？他不理我，还要去打那个股长。我再次拦住他，并叫那个股长跑出去。他就冲着我说：你放他走了，你得马上给我去弄一件名贵的礼品来，半小时以内就得办到。我答应一句：'行！你不能再打他，我办不到你打我！'他这才气呼呼地坐在那里等我给他去弄礼物。
我立即驾车到军统贵重物品仓库内给他拿来十多件外国女人喜爱的项链、胸花、手镯．....．让他挑，他才满意地挑了两件。等我叫仓库保管员把其余的东西收拾好，让他在保管物品清册上签了字以后，他才问我：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这是缉私署、检查处等单位没收了的东西，不是你批交我保管的吗？他才想起：过去军统许多外勤公开机关连抢带没收了许多东西。写报告上缴军统时，他只在文件上批'交总务处妥为保管'，自己不但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有时连清单都没有细看，所以他自己也常常说，他快变成张宗昌了。其实，他早就超过张宗昌的'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军队（特务）；不知自己有多少财产，不知自已有多少老婆。我趁他在细细玩赏那两件他认为十分满意的名贵礼品很能讨安南公主的欢心时，便劝他：如果这样动辄打人，而且越来越发展，先是打勤务士兵、警卫，不久又打了中尉报务员，今天又要打少校股长，再过一些时，连我这个少将处长也得挨你的打，我不想再在局本部干了，特别是不想在你身边工作。我请求调到外勤单位去，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挨过打，我受不了这种耻辱！他听了后，便长叹一声：'你难道不知道张蔚林案发生后，我受的耻辱比打骂更厉害十倍！我要是心里快活点，怎么会去随便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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