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说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干的。当天下午，毛人凤赶到'诚庐'，先来找我。一走进客厅，毛人凤即关上房门，通知卫士不要让人进来。他小声地告诉我：这次来南京，是蒋介石指定要我主持暗杀李宗仁的事。毛人凤原准备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主持，后来蒋介石知道叶翔之是个文人出身，连手枪都不会使，便指示立刻把我从云南调来，接替叶翔之主持这件事。交待完后，毛人凤便领我去见蒋介石。
我们到达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后，等了两个多钟头，蒋介石才抽出时间见我们。这次见面，我觉得他特别和蔼，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并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坐下来。他谈话也表现得很亲切，先问我云南的局势、工作情况、与地方势力相处的情况，以及我的家庭情况，然后才言归正传。他问我知不知道调我来南京的新任务，我说，毛局长已经告诉我了。他连说：'那很好！'他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忙表示说：'效忠领袖，愿赴汤蹈火！'他很满意，并郑重其事地说明，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大局，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保守秘密，一定要从速布置好。他还说，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而内部的捣乱却比共产党难处理，这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决定采取这个办法的。他叫我把一切准备妥当，等他决定行动时，便要绝对去完成使命。我也一再表示：'不辱所命。'他听了很高兴，又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鼓励我。
在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吐出'李宗仁'或'副总统'三个字来。我懂得，他为了要除去这个和他争夺总统宝座的对手，是希望我在执行命令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并准备事败之后将我抛出去当替罪羊的。所以从他嘴里，决不会说出叫我去杀李宗仁的话。
后来，由于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被解放军歼灭，时局紧张，他为了缓和矛盾，才假意宣告'退休'，让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才暂时取消了这次'特别行动'。
一开始，李宗仁先生便告诉我，他过去一直不知道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看到我写的那篇东西后，才恍然大悟。过去，他在南京时，看到在他住宅附近和每天出去时汽车经过的几处地方，都有些人在注意他，他还以为是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等地方治安机关，在派便衣保护他呢。
说到这里，他很气愤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和蒋介石是换过帖的兄弟。他当时口口声声欢迎我去南京，没想到他准备干掉我。我过去一直尊重他，一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蒋先生。今后，我再不这样称呼他了。'
这时，郭德洁女士插嘴说：'你写的东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幕没有写上。我今天给你补充一下。'
她告诉我说，她和李宗仁先生那次刚到南京不久，蒋介石夫妇便请他们吃饭，表现得非常亲热。宋美龄首先提出，把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宗仁夫妇使用，并说这架飞机设备如何好。宋美龄还说自己另有一架'中美'号专机，所以'美龄'号正好给李宗仁夫妇使用。蒋介石也一再说明'美龄'号如何安全，只要李先生夫妇想去什么地方，打一个电话到飞机场，随时都可以使用。
从蒋介石夫妇的那种热情来看，谁也不会料到这是要李宗仁的老命。当时郭德洁女士很想坐这架专机去杭州、上海等地玩玩，也享受一下那架专机上的豪华设备。由于李宗仁先生天天忙于见客、开会，老是抽不出时间，所以他们一次也没有坐过。
听了郭德洁女士的话，我便笑着说：'好在你们没有去乘坐那架专机。只要去一次，那就不能到北京看毛主席，而早去看孙中山了。'因为那时我主持的暗杀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只要李宗仁夫妇乘飞机一飞出南京，我马上带两架战斗机把它击落。只是我不知道蒋介石夫妇还亲自安排了这一暗杀活动。
后来，李宗仁先生又说，他有一件事至今也不理解。他问我说：'1949年11月我在云南游览石林时，卢汉为什么不派宪兵或他的特务营担任警卫，而派军统掌握的特务武装交警总队来保护我？'我向他解释说，那是卢汉玩的一套手腕。因为卢汉知道蒋介石与李先生的矛盾，他担心军统会随时干掉李先生，然后向他要凶手，拿他当替罪羊，所以他通过与桂系有关系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要铁路警务处派出两个交警分队去保护李先生，万一出事，他可以推卸责任，也可以防止军统派人在荒辟的石林地区去搞暗杀。
实际上，卢汉估计得完全正确。1949年11月2日，我就得到李宗仁先生将于第二天到昆明的消息。我便用'限即刻到'的电报向毛人凤报告和请示。3日一大早，我就得到毛人凤给我的复电。毛人凤指示我除密切注意李先生在云南的一切活动和言论，以及卢汉对李先生的态度外，还突出地用过去少有的口吻说：'奉面谕：指明吾兄亲自从速作好如同在南京一样的布置，随时听候行动命令。'这一句话无疑是告诉我，蒋介石当面指示他，叫他通知我，要我在昆明准备暗杀李宗仁。因我在南京布置过这件事，也只有我一看才能明了。并特别说明这是将介石亲自指示叫我干的，以加强这一复电的重要性。
当时，我在卢汉身边布置了几个人，而最能接近卢汉的是他的副官处长朱家材。他是通过军统特务、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与军统发生关系的。他和周是连襟，关系很深，所以也乐意为军统做一点卢汉的工作。虽然他用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卢汉的情况向我反映一半保留一半，也把我对卢汉的布置向卢汉谈一点以表忠诚，但别人和卢汉的谈话内容，他是可以完全告诉我的。我几乎把李先生在昆明的言行基本上弄清楚，并随时向毛人凤报告。
蒋介石当时最担心的，是怕李宗仁先生把桂系残部调到云南，和他争夺在大陆上的这一最理想的反共基地。李先生几次和卢汉的谈话，我都是随得随报。如李先生向卢汉发牢骚，说自己这个代理总统是有名无实，变成了'代而无人理',没法行使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退而不肯休'的人在幕后操纵着一切，半点也不肯放松。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很重要，谁知汇报上去后，却没有什么反应。一次，在卢汉家中吃饭，郭德洁女士向卢汉表示：他们此行是到昆明避避难，玩几天便要走的。这么两句话我认为无足轻重，而且出自郭德洁之口。谁知情况汇报上去后，却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毛人凤又'奉面谕'要我亲自核实补充。我只好把卢汉宴请李宗仁夫妇时，在场听到郭德洁女士说这两句话的两个卫士，由朱家材陪同到我家，亲自问了之后，又复电毛人凤。这时，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一声令下，便可以马上干掉李先生。结果，一直到11月9日，李先生夫妇在昆和宜良石林玩了六天走了，我也没接到暗杀李先生的命令。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徐远举。徐远举说，李宗仁夫妇到成都时，毛人凤也叫他布置暗杀。也是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李先生夫妇吃饭时，郭德洁女士向王陵基说，他们是到四川避几天难，玩玩就走。所以没有在成都干掉他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蒋介石那么重视郭德洁那两句话。
郭德洁女士听到我说的这些情况后，大笑起来说：'真没想到，我的两句话救了我们的命。这才使我体会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两句话的含意。一个妇道人家居然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辞行时，李宗仁先生握着我的手，很有感慨地说：'想不到你这拿惯'自来得'（旧社会一般人称德国造的驳壳枪为'自来得'）的手，今天居然拿起自来水写历史，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说：'这是共产党改造政策的功劳。'
离开李宗仁夫妇后，我也感慨万端。共产党不但改造了一个旧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社会，而且改造了一代旧人，建立了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化仇为朋，化敌为友。
解放前，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端者，在新中国能得以握手言欢，固然能使人折服；而解放前我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共产党也能宽宏大量处置，则更使我感激涕零。
1964年，罗广斌、杨益言合写的《红岩》小说一出版，就风行各地。它是以解放前夕军统在重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前后在原中美合作所旧址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看守所残杀了成百共产党人的一场大斗争、大屠杀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其中反面人物徐鹏飞、沈养斋、严醉都是以徐远举、周养浩和我为模特儿的。小说所描写的这三个人，虽然有些艺术加工，但其面貌、性格、职务、作风等方面还是基本相符的。我特意买了两本《红岩》，寄一本给徐远举，让他看看自己过去的罪恶。另一本我留着自己看。反复看过几遍后，我更加感到自己罪恶深重，愧对先烈，愧对人民，也更加觉得共产党伟大、英明！
后来，罗广斌和杨益言来北京，找我和董益三了解军统及中美合作所的情况，我便将他们所不知道的江姐怒斥徐远举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后来，北京和外地的许多剧团都争着将《红岩》编成剧本，还拍了一部名叫《烈火中永生》的电影。剧本的编导和演员都来找我，让我提供有关材料和细节，并请我到一些剧团去作报告，让我给他们介绍当时的一些情况。他们对我都很客气，而且演出时还送戏票给我，让我去观看并给他们提出意见。对这些事，我总是尽全力去做。我觉得自己能以现身说法，为现在的青年作反面教员，既是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是自己认罪赎罪的具体行动。
特别是我一想起周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的情景时，我就更加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今后若不认真、踏实地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周总理。
那是1963年的11月间，一天下午，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家属约20余人，张治中、傅作义等也在座。
周总理给我们讲了话。他勉励我们好好工作，希望我们幸福愉快地度过晚年，并让我们在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到江南等地去参观游览，看一看解放十多年来祖国的新面貌。
在酒席宴上，周总理向我们劝酒时，对我说，他看过了我写的东西，并希望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写出来。总理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想不到周总理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来看我写的东西。
接着，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等与我们一起照了相。和周总理一起合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荣誉。十几年来，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我的身旁。无论是'四害'横行之际，还是在我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一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就感到信心百倍，勇气十足。无论遇到什么阻力和风险，我也要履行自己对周总理所许下的诺言：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刚一特赦出来，我就想到今后的日子可能不大好过，希望不要把我留在北京。因为我在获得特赦的第二天，就知道我们在北京的领导人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他抗战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是军统重点监视人之一。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特务对他多年进行的种种阴谋，他纵然不报复我，也免不了会要另眼相看，这对我是不利的。所以我在几天以后与他见面时，便向他请罪，承认过去对不起他。可是出乎意料，他反而安慰我，要我不要背这种包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他根本没有放在心里。并说他在重庆的几年中，往往一出门就知道有特务在盯梢，当时的确感到十分讨厌，总想设法甩掉那些跟在身后的尾巴。特别是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强迫在重庆的中共人员离开重庆时，那些特务们的嚣张气焰和蛮横、粗暴的种种情形，更是十分令人气愤。不过国民党终于被赶出了大陆，这比赶共产党人离开重庆时的情形就显得完全不同了。他说那时他们被特务逼着离开时，是十分气愤的，义正辞严地斥责了执行赶他们的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罗国熙等军统大特务，并且警告他们，共产党人不久一定会要回来的。这话果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实现了，重庆获得了解放。而国民党被赶出大陆时，就十分狼狈不堪，他们是被打得落花流水、狂奔逃命的。那和我们离开重庆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在头几次接触中，他没有对我个人怎么样，但是我想，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他往日的阶级仇恨，特别是他几年里所受特务对他的迫害，也许会发泄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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