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在胜利后是哪一天到上海的，我不知道，也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唐生明兄家里，和唐太太徐来以及张素贞小姐他们一家人闲聊，突然间，戴先生就进来了。
往常，我们见面，虽然口头上不作寒暄，但也拉拉手互为致意，这一次，他没有伸出手来，我自然也不好意思伸手，万一遭到拒绝，岂不是自讨无趣。
从眼神中看得出来，他似乎对我怀着一份失望，甚至于连正眼都不想瞧我一眼。我原本打算一见到他就把过去三年多的经过，简单地先向他陈述一遍的，并且也准备好如有所问，必定据实作答。可是，处于这种气氛下，那还说什么呢，还是早一点儿离去的好。
于是我站起来说：“戴先生，我先回去了。”我正待举步往外走的这一刹那，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听说你已经人财两得了！”
我心想，这话又从何说起？我听了心里好怄，辩也不辩，闷声不响转身走出了客厅。
谁知道这竟是我和戴先生最后的一面，也是我们“朋友一场”、“同志一场”、“长官部属一场”的最后收场！
且说过了一两天，接到通知，戴先生手令派我担任“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原有的工作人员一概留用，并核定待遇，正式起薪，仍在忆定盘路九十九号办公。此刻，“上海区”只派来书记一人，作为“区、站”之间的联系。工作重点完全在于搜集共产党情报以及策动反正、布置内线等。
之后，工作日有进展，且获得嘉奖多次，不过，这的确算不了什么。
有一次，我再去唐家，唐太太徐来告诉我说：“你们老板说你人财两得，你知道指的是谁吗？”我对徐来说：“你明白，我得到了哪个人，又从谁的身上得到了大把的钱财？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小报告，不谈正经事，专从这些小地方找毛病。你倒说说看，他指的到底是谁？”
徐来笑着说：“他说的是叶吉卿啊。”
想这种传言，也是我时常出入李家所招来的猜测，如果说叶吉卿善意地帮我排忧解难，事实俱在，当然不容我否认，至于涉及男女之私，那只是人家的看法；再说到钱财，想李士群在世的时候，曾有形无形地资助过我，李死后，除了场面上玩牌赌输赢之外，我和叶吉卿一个铜板的来往都没有，遑论其他。
其实，这都是蜚短流长，小事一端，既与工作不发生关联，又何必当作话题来谈论呢。
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间，一天晚上，局本部上海办事处主管人事的通知我，即速准备行装随戴先生一起到东北去。
可是那天我不在“九十九号”，一夜都没有回去。等到第二天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戴先生已经飞走了。事后，我才晓得是戴先生有意带我到东北去另有任务。如果这一次随他去了，那以后的种种，势将大有改变，也许会死在东北，也许一场荣辱攸关的大灾难，可能免掉了。
三十五年(1946)一月底，也就是旧历年的腊月二十八，因为家属都在北平，我一个人正为如何打发过年坐在那里发怔，万想不到大祸临头，又交上厄运！
“上海区”的一位朋友，背着泄露秘密的嫌疑，私下里告诉我，大意是“戴先生电令“上海区’立即把我扣押起来”。
真犹如晴天霹雳，我听了之后，在长达两个小时对祸福利害的思考中，始终难下决定，光是香烟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了一包多，我踌躇难决的是走呢还是挺身去坐牢？如果走的话，当场不会有人拦阻，至于走到哪里去，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
待我一念转到“并没有做过对不起自己的事”之际，遂断然作了决定，于是我和那位朋友说：“好了，请你通知一声，叫他们来接我去吧！”
我写到这里，回忆往事，不由一阵心酸，真想大哭一场以往，坐过敌人的牢，如今，再坐自己的牢，多么理智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安之若素，毫不在乎，而又能一无感慨。
说也奇怪，白天，全神贯注在现实的适应中，根本就想不到这么多，想的话，也是在睡不着的长夜里。
且说当天晚上是关在二楼一间能容两张单人床的监房里。不过，这仅是说明监房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床，在监的人列成一排，都睡在地板上，数了数人头，一共躺了八个，好在是寒冬，这如果是炎热的夏天，那就更有得受了。
房门夜间上锁，如果要大小便，必须招呼警卫（在这里不称呼“看守”）开门，遇上机会好，随叫随开，有时，也会叫你等一下，那是因为一个完了再来一个的缘故，也就是不许有两个人同时如厕。其道理，大概为了“安全防卫”吧？
上午六点起床，既不吹号，也不摇铃，是听哨音。哨音一响，同时吆喝着“起来”。于是每个人把铺盖卷起来推到墙根底下，由轮到的“值日”扫地、擦地板，整顿清洁。然后分批到厕所去盥洗，因为洗脸和如厕是连在一起的。
头两天，当然不习惯，熬下去，也只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了。这不单是我个人如此,差不多都一样。所不同的,坐自己的牢,面对自己人,总有点儿难为情。
日常最感刺激的是“抄房间”，这几乎成了他们每天的例行公事。有时，由徐所长带着警卫人员亲自动手，查抄的目标是：香烟、火柴、打火机、书报以及笔墨纸张等。他们差不多屡有查获，而我好不容易弄进来的香烟、打火机，竟被徐所长抄去两三次。
他不好意思处罚我，也是顾念旧谊，就借这个因头把我从楼上调到楼下，和一位神经质的老者关在一起。日常生活虽改善了许多，可是精神上却也添了不少干扰。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法官传讯。这位法官姓余名建白，非常清正。据闻，曾在台北市工务局当过主任秘书。后来在台湾我们没有遇见过，即便碰上，过了那么多年,彼此也认不得了。
余法官很客气，他拿出几张白纸，让我在他那张小办公桌上写“自白书”。我一本正经地、原原本本地把被捕后的经过，一口气写了好多张。这位法官先生一句话也没有问，就叫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并没有一般开庭审讯的那种形式。
我不懂这算不算“正式”？因为只有这么一次，过后就判决了。
如今记述往事，想想当时的情形，似乎有些草率，甚至可以说既不通情理，亦不合法，不过，从判决到执行，倒是很认真的。这并不是有所抱怨，只是说明那个年代的民主法治程度尚在培育阶段而已。
我总以为一定会根据我写的“自白书”，还要审问几次才会定案，谁知道“消息”传来，说是已经判决了。既然如此，我也无可奈何，而最关切的就是量刑的轻重了。
现在写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当时我也有个内心的决定，那就是：如果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无论长短，我都坐下去，总会有出来的一天；假设判死刑，那就要非想办法逃出来不可，人只有一条命，这样死，不甘心。
为了了解确切的刑罚，曾不止一次地想探出看守所长徐钟奇的口气。他虽然当我在重庆代理第三处长时，做过我属下的司法科长，可是这位先生却守口如瓶，半个字都不肯吐露。
我另在南京局本部打听来的消息，有一说是十二年，又一说是十五年。为了求证，我再技巧地问徐钟奇所长说：“我若是一切都守规矩的话，是不是坐个六七年就可以假释了？”他只笑了笑，既不点头，也不做声，这可能是他默默地认可了我的这句话。
虽然如此，可是我仍然不放心，所以我还是为逃狱作准备。因为我是“军统局”的老干部，比较容易和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接近，同时也许因为我过去的工作表现不错，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把“汉奸”和我连在一起，如果说他们对我寄以同情，倒是有的。
几经接触，再加上外来的支助，竟然有六七个人答应帮我的忙。在另一个角度，严格一点儿说，这当然是违法徇私的。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不能道出他们的姓名，而且除其中吴石民一人，因一时糊涂早已横死外，其他的几个人后来大都在台湾。
这些人当中有三位是职员，其他的都是“永春训练班”刚结业的学生，分发到这里工作而派充警卫的。
这幢大楼，分上下两层，我是从楼上调到楼底下，两个人一间房，因为是优待，房门并未上锁。而楼下也只有这一间是关人的，也就是说楼下只有我们两个“犯人”。
楼下大厅相当宽敞，可以在大厅里自由活动，大厅中间后面，有一道铁门，经常上锁，站在铁门里，隔着铁栏杆可以和外面的人交谈，或传递一些吃的用的以及“信件”等。警卫看见也不大干涉。
重要的是，铁门上这把锁的钥匙，给我弄到手了。
出了这道铁门，朝后院走上二三十步，左首有个小角门，因为久未开启，门上的锁早已锈住了。他们试过，有钥匙也打不开。
于是他们换了一把锁，为了唯恐将来追究责任，不知道从哪弄了一把旧的。不过，我手上的钥匙却是新配的。
我当然不知道出了这个小角门之后，外面的景况如何。他们告诉我，那是一条小窄巷,没有住户人家。巷子不长,出了巷口就是大马路。马路左转,就是看守所的正门，千万不要记错，朝右才是生路。
不过，这是备而不用的，以防万一而已。
日子不好过，时光在流转。此刻已是三十五年(1946)三月中旬。
有一天，和我最接近的小警卫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说：“戴先生遇难了！”我听了半信半疑，让他下了班再去打听打听看。
如果有人问我当时有什么感想，实在太复杂了，可以说的是关在牢里和
生活在外面，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这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三月十八日，戴先生飞机失事殉难的次日，消息已经传遍了。
戴先生逝世后，由郑介民先生代理局长。关于我的事，郑先生曾打电报给当时的军法处长沈维翰先生，电文抗战胜利
大意称：“陈××同志一案，盼依法处理。”电文内容虽含意不明，惟在称谓上，仍以“同志”呼之，至于“依法处理”这句话，则颇耐人寻味，难道说还有不“依法”的道理吗？
沈处长接到电报后，是否又当面请示过郑介民先生，可就不知道了。
写到这里，再把我和郑介民先生的关系，略加说明：二十二年(1933)，我任“北平站”站长时，郑先生是“华北办事处”的特派员，指导北平、天津、保定、察、绥各工作单位。
同时他也是当时另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力行社”的“北方书记”，而我只是“力行社”的社员而已。
北平“六国饭店”张敬尧一案，就是郑介民先生策划、指挥的。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军统局”与“力行社”的相互关系，以及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的工作地位。
“军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是“力行社”的“第六处”，也就是“特务处”。“军统局”与“特务处”曾同时以一体两面的形态并存了一个短时期。迨“力行社”解散，“军统局”仍单独存在。
郑介民先生曾任“力行社”总书记，“特务处”是在他领导之下。
郑先生在特务工作体系中，长期以来都是戴先生的最得力的良助。他二人互有异同，可以明确指出的是在“领导方式”上略有差别。
戴笠去世，由郑先生接掌“军统局”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且不言，再说有关我在牢中判刑的事。
据悉，法官初判，是有期徒刑十二年，这是否已经是从宽论处，则无从了解。我要重复地说一遍，初审判刑，并没有经过正式的审判，此外，是否另有检察官提出起诉，也不大清楚。那么所根据的是什么？大概是“表面事实”与“情报资料”了吧？既然判处重刑，总要给一个“辩论”的机会才对，纵然是形式上的，似乎也该表演一番，可是都没有。
依照程序，法官“初审”后，还要经过局本部“复审”，或者说法官将初审判决意见呈送局本部后，还要经过局本部的“复核”，而代表局本部的，则是局长、副局长，或书记长。总而言之，并没有履行法定的“复审”程序。
当时，代理局长郑介民先生奉命参与“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谈判，长期驻在北平，局本部例行事务则由在南京的毛人凤代行。我听说（当然始终没有看见原件的公文)，毛人凤和潘其武（戴先生生前的机要秘书，当时在“军统局”居第三顺位，什么名义，弄不清楚)在我的那件初审拟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公文书上，加签意见：“拟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又有一说是：“拟处死刑”。
说起毛人凤、潘其武，我们私底下虽然称不上好朋友可也是老朋友。在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们时常白天躲警报，晚上打麻将，既无权力之争，更无私人恩怨，所以我有两种揣测，一则是公事公办，拟以应得之罪；一则是戴先生生前授命，他们遵照办理。
全卷共有二十八案，据悉全部都是死刑，因为必须经由局长郑介民先生签署后，才可以转呈上级批示，所以特派专人把全卷送到北平。
公文到达北平后，郑介民先生曾逐案仔细审阅，在关乎我个人生死的公文上，签“拟维持原判”，也就是维持初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另悉，
二十八案中，有一位王炳然，原处死刑，郑先生签“拟改处无期徒刑”。其他二十六案均无更动。上报、奉批、照准，发交局本部分别执行。
以上这段经过，是事后多年一点一滴汇集起来，再经查考整理后，才得到的一项假定，因为在我出狱后，与郑介民、毛人凤、潘其武三位，虽曾有过多次的接触，但却没有在他们的言谈中获得证实，所以不能说得太肯定。
再简略记述判处死刑的那二十六个人的情形。
这二十六个人的姓名，已经记不得几个了，是由“淞泸警备总司令部”公开执行的，时间是在三十五年(1946)×月间。其中有万里浪、林焕芝、吴顺生等，除原“军统局”工作人员外，也有局外人牵涉在内的。
临刑的那一天，他们都拘禁在“南市临时看守所”的二楼，其中有一部分戴刑具（脚镣）的，突被召唤下楼开镣。此刻，包括警卫人员在内，都以为是起解，而不知道将会发生一件刺激人心的大事。听到有人大声问警卫说：“是不是解到法院去？”警卫人员含糊其辞，不作明确答复。
当时，我关在楼下，那些人稀里哗啦开镣的声音，听得我心惊肉跳。这几天，内幕消息传来，说将有大批人犯就要如何如何，可是谁也不知道到底都有谁，以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刻，警卫奉徐所长之命来通知我，最好不要出去和他们交谈，以免多事生非。
我问：“他们是在干什么？”警卫不知道，我也是多此一问。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从门缝中望出去，好多人在开镣之后，跳跳蹦蹦地都喜形于色，或以为起解之后，就有出头之日了，他们哪里知道，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呢！
这批人“点名”上车，二十六名分乘两部铁皮大卡车（并不是押解人犯专用的进进出出那种囚车)向闸北那个方向驶去。同行的想必还有大批的警备车辆，加以戒护。“闸北”乃虹口区，在上海市北端，距南市有相当长的路程，过了“四川路桥”，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提篮桥监狱”，一个是“警备总部”。“提篮桥监狱”原属于公共租界管辖，现已收回，可是所有的管理人员依然是旧人，至于“警总”则是代表军法的所在。
据押送前去的警卫回来说：“他们二十六人解到'警总’后，在严密警戒中鱼贯下车，齐集大操场上，列队聆判。宣判后，操场就是刑场，同时一次执行枪决。当时的情况乱成一片,能形容得出的,只是大喊大叫……”
我听完了，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不愿意用“汉奸的下场”那类话一概而论，因为内中如万里浪、林焕芝等死有余辜外，也有一些罪不至死者。据我所知，其中有个褚亚鹏，原在“北平站”交通，年纪小小，活泼可爱，调到“上海区”后，仍任交通。因为平常喜欢玩无线电，其后就派他主持一家小型的电器行作为工作上的掩护。褚亚鹏失事被捕在我之先，当我被捕后，因辨不出我的身份，曾传他前来指认，可是他并未道出我的姓名。如果说他被捕后附逆，那也是身不由己，而且地位卑微，也没犯下什么大的罪行，何至于处以死刑？
当然，二十六名人犯同时行刑，自有其震慑作用，此外，“军统局”是否含有“清理门户”的意味，做给“人家”看，以杜口实？笔者处境不同，不敢妄言。
这件事刺激太大，使我不得不更关切自己的刑罚。虽然几次三番多方面打听来的消息是刑期十二年，可是仍然放心不下，除非是把判决书拿给我看。不过，我们“军统局”有一样太缺德的事，无论刑期长短，从来都不宣告。
而坐牢的人连个盼望都没有，岂不是太残忍了吗？以现代观点论，这当然是漠视人权，就中国传统道德说，也有伤阴骘。我就此一事曾先后当面问过余铎、李熙臣、徐钟奇几位“军统局”的军法主管，他们也都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一个坐牢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刑期长短、刑罚轻重，就难免疑神疑鬼，所谓的自信、自持，都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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