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上凡口述：
1933年3月9日，二纵从南丰县推进到广昌县附近甘竹、古竹、长桥地带，三纵从南城县向南丰县推进到三溪、白舍之线。
二、三纵沿途未受红军阻击，没打过仗，第18军认为，左翼无敌情，右翼乐安县驻有第9师。
第52、第59师在二都附近固冈、西沅与第9师取得联系，未发现红军踪迹。
高级指挥部判断，红军主力已向西南“逃窜”，急宜迅速“进剿”，对中央苏区的红军一举“围而歼之”，正是大好时机。
蒋介石追剿红军手令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第18军（一纵）决心命令第52师于3月10日从固冈出发，搜索“清剿”乐安县属大王山赤卫队，后向南村、大金竹前进；第59师于3月10日从西沅出发，经二都溯宜黄水上游进至东陂，等待第11师通过，展开部队，进攻广昌县城后，第52师与第59师“会剿”大金竹以西藤田、石马、琳池地区赤卫队。
第11师于3月10日，从宜黄进驻固冈、西沅，准备继续进军，过二都，逆宜黄水过东陂、草台冈（广昌县属），会合友军，三面“围攻”广昌县城。
我当时从参谋处交情友好同学和李处长那里，探听这一作战计划的简略情况后，暗忖，这不是第18军去找红军打仗的部署，而是借助友军扫荡掩护第18军，主要是第11师去捕捉战机，夺取攻克广昌头功报捷，打响头炮。
陈诚、罗卓英、肖乾可能是这样设想的，友军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人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是我一人的猜想。
然而，根据过去战场的经验教训，红军没有我们设想那样处于被动过，只有我们听从红军“指挥”遭受失败。
红军是否西撤远去？广昌县城是否驻有红军？
这些都不了解，我们的情报来源，仅凭友军进军无阻的惟一报道资料，我看，红军西撤未必如此？
红军向瑞金集结准备突围又何必如此被动挨打呢？
敌我兵力悬殊，我强敌弱，是无可辩驳的现实，红军出没异常，总是主动出奇制胜，以少胜众，过去已有不少先例。
战况千变万化，我们高级指挥部的情况判断简单化，是不可取的，我们对红军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仗盲目性大，不好打。这时，所有军官多存在背议、苦闷、忧虑心情。
3月9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宜黄、西沅、固冈平地水深三尺，各师暂留原驻地。12日，大雨连绵未歇。
据后来所知，红军本来就有计划避开二、三纵队，无视浙、闽、湘、粤、赣四面，迟持观望态势，主动集中兵力不动声色地严阵以待第18军（一纵）到来。
12日晚11时，大雨稍歇，红军趁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有利条件，有准备地在固冈、西沅发动攻势，夜袭闪击第52、第59师。
准备出发的国民党军 图片来自网络
方靖口述：
1933年2月26日，李明师部为右行军纵队，从乐安出发，按第155旅、师部、第154旅的次序，向黄陂前进，约行60华里，即在中途宿营，没有发现情况，27日晨，继续向黄陂前进。
原方案是走小路，不走正路，李明急于取胜，认为小路要绕道走，行动缓慢，坚持走大路，并说：“共产党土枪土炮，怕什么！不说打，就是他们听到李明的名字都会害怕。”他十分傲慢与自信，于是部署各旅前进。
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1892年生，字文献，乳名亚社，广西贵县庆丰乡东村桥头屯人，粗识文字，投军林虎部下，后投靠北洋军曹万顺，北伐时，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11师，他任该部第65团团长，后升任为第11师副师长。1932年又由第11师副师长调任第52师副师长.同年升任师长。
第154旅第307团（团长房少斌）行抵蛟湖。
蛟湖位于高山鞍部（西上5里，东下8里），南北两侧都是高山，李明的师部，随该旅之后行进，先头至后尾的距离拉得很长。
这时，红军第一、第三军团部队早已占领侧面阵地，设下了网圈，最初刚接触时，李明还以为是苏区寻淮洲的游击队，但瞬间，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全面猛袭，师长李明无法集结在蜿蜒数十里的山地隘路行军的部队，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因此，部队被红军截成数段，团与团、营与营之间的联络俱为隔绝，陷于各个被围的态势。
激战至五、六个小时，师长李明在战斗中，中弹翻身落马，头部、腹部均受重伤，师部一垮，部队乱成一团，四处乱窜，死伤惨重，没死的也当了俘虏，到黄昏前，该师全部被歼。
李明浑身上下，泥血模糊，红军指挥员下令找来担架，叫四个俘虏把李明抬到蛟湖村李家祠堂门口，经医生注射强心针，但由于伤势过重，当晚死去，是年41岁。
第二天上午，李明尸体被埋在苦嘴坳村茶山的菜园里，后来，红军撤回宁都休整，第11师残部进到苦嘴坳，将李明尸体挖起，买了棺木和布匹进行装殓，运回南昌。
这次战斗中，团长房少斌上午在蛟湖阵地阵亡，师参谋长柳际明指挥师部辎重营，携带1万银元及大量弹药、军需品和医药、食盐等，利用一个村庄的有利地形顽强抵抗。
红军攻入该村后，柳际明颈部负伤逃脱，银元、弹药等俱为红军所得。
第154旅旅长傅仲芳在蛟湖负重伤（随后被运回乐安），第155旅旅长腾云化装逃出，第312团团长生死不明，其他各团团长仅带少数人匿迹深山，数日后逃出回到乐安。
该师官兵绝大部分为红军俘虏，受到红军宽大优待，红军除收缴俘虏的武器外，不搜腰包，保留俘虏的私人财物，并当场释放，此战，红军俘虏官兵3000余人，每人发给银元3元，让他们安全返回乐安。
国民党军第59师（师长陈时骥）于1933年2月20日为左行军纵队，按第177旅、师部、第175旅、独立团次序，从乐安以东出发，经圭峰、霍源向黄陂前进。
当天行军约60华里，先头第177旅在圭峰附近宿营，师部及后续部队沿途就地宿营，本日并未发现情况。
27日早晨，他们继续向黄陂前进，9时许，在行进路上以西约20华里处忽闻有枪炮声，最初认为是第52师在途中，作实弹射击演习，因为该师由吉安东来，常作这种演习，故仍然继续前进，不作处理。
后来，听到枪炮声越响越紧，旅长方靖即向师部报告，但师长陈时骥认为是第52师实弹演习，不会有什么事情，没有命令部队停下来架设电台与第52师联络，也不派部队详细侦察，继续向黄陂前进。
直到下午2时许，先头第177旅抵霍源以北地区（距黄陂约12华里），旅长方靖接到前卫第354团团长李青的报告：
“团前卫尖兵连连副余坤率便衣与红军遭遇，并俘虏红军数十人，我便衣队正向霍源以南高地前进，以排除行军路上的障碍”等语。
方靖当即命令，将被俘的几名红军战士带来讯问，获悉红军第五军团昨夜由东边出发，走了80多里路刚刚到达这里，被俘的几名红军战士皆操北方口音。
因此，他们才知道，红军主力已到达这方面来了，同时，判断右翼的枪炮声必是红军主力与第52师在激战。
当时，方靖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长，一面命令部队集结，进行作战部署：以主力4个营在霍源东西两侧高地占领阵地，准备迎击红军。
师长陈时骥得到旅长方靖的报告后，也认为红军向该师攻击，由于对第52师情况不明，决心就现时现地占领阵地，企图与第52师取得联系，并可坚守待援。
当即命第175旅及独立团在霍源以北高地占领阵地，第177旅在后，作重叠配备。
是日下午，情况并不严重，在霍源以南高地上有第353、第354团各营正与红军对峙中，有少数伤亡，第354团第一、第二营长负伤。
至晚间，部队彻夜构筑工事，阵地南面、东面仅有小战斗，情况没有显著变化，但和第52师尚未取得联系。
28日凌晨，始发现西、北两方面也有强大的红军部队，已将第59师四面包围，随即开始猛烈攻击。
在战斗中，从俘虏口中得悉正面红军是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同时，又有西面逃出来的第52师几批官兵陈述：“52师已于昨日被红军击败，师长李明阵亡”等情况，当即向师长报告，这对军心影响颇大。
对面红军于上午8时展开对第59师阵地全面猛攻，前仆后继，英勇异常。
10时许，霍源以北师部所在的阵地，即是第175旅的阵地，被红军突破，当时，据由师部阵地跑到我阵地来的士兵陈述：
“师长陈时骥被红军俘虏，参谋长施伯衡已向北逃跑”，
又说“175旅旅长杨德良在阵地督战时，因是近视眼，把冲进阵地来的红军，当成自己溃退下来的官兵，当即向前阻挡时胸部负伤”等语（后来说杨旅长负伤后，在运送途中就死了），该旅大部被歼灭，一部分逃散在深山。
第177旅方面由于部署得较快，利用地形和必要的工事进行顽抗，但因第175旅阵地被突破，师长被俘后，处于孤立战斗，陷入层层包围之中。
适遇天降小雨，满天满山迷雾，在三五尺以外看不见人，第353、第354团阵地各自坚持固守战斗。
下午3时以后，旅长方靖负重伤，第354团团长李青负轻伤。至黄昏时，即命各团向北突围，突出包围圈以外约5华里。
但在霍源以南高山的第353团一个营（营长邱行湘）和第354团一个营（营长王宏图已阵亡），这两个营的突围命令未能送到。后来，听说这两个营已损失半数，营长邱行湘负伤后回到乐安。
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战役，第59师被歼灭7个步兵营及师直属部之一部。该师剩余部队尚存有的独立团（团长陈君峰）是在行军纵队最后行进，在圭峰附近占领阵地，据险顽抗。
第175旅阵地突破后其第350团（团长周化南）率2个残营亦溃逃到圭峰。
3月1日，得到第18军第11师（师长肖乾）由宜黄星夜驰援，在佛岭坳附近与红军接触，故使第59师免于被全歼。
听说第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后，得到朱德总司令当面安慰，给与宽大优待，并派到瑞金红军大学任教员。
周上凡口述：
3个小时的战斗之后，红军宣布战斗胜利结束，天光未曙，红军与当地人民联合召开战斗胜利庆祝大会，西沅、固冈两地男女老幼涌向市镇街头，人山人海，笑逐颜开。
当晚，宜黄一纵司令部和第11师由于电信不通，情况不明，道路泥泞，只能武装集结，坐待天明。
第52、第59师号称3万之众，仅逃来宜黄20余人，有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第11师命令各团、营赶修防御工事。所说“红军见了第18军就溜之跑也”的神话就此破灭，官兵长吁短叹，惊慌万状，垂头丧气，士气无比低落。
这次，红军有计划、有准备等待第18军来到就打，狠狠地打，只用半个晚上就不留一人，不放走一支枪，干净彻底歼灭了第18军的三分之二（两个师）的有生力量，使纵队和第11师诚惶诚恐地，龟缩在宜黄县城内外，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急电求援中，还幻想恢复士气，挽救危局，无可奈何地宣传：
“我们18军的14师、79师配拨二、三纵队战斗序列后，新调补来的50、59师系杂牌军改编的，其遭受创伤，与18军战斗力无损毫毛。我们一定要为两师“报仇雪耻”，“看我们十一师出击吧！和红军再来较量一次吧！”
除了集会宣誓为友军第52、第59师“报仇雪耻”外，还要我们政工人员扩大宣传，贴标语，向军民演讲。
我们尽管依样画符在做，但内心是空虚的，我们对红军行动盲无所知，红军是既知己又知彼，我们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瞎指挥焉能不败！
陈诚在惊慌失措中，急电行营请调第9师增援。第9师驻在乐安县，原属重点“堵击军”，改隶“进剿军”后，配属一纵战斗序列“出击”。
蒋介石姑予照准，李处长对我长吁短叹地说：“委员长（指蒋）复电有 '胜则痛饮黄龙，败则来生相见’一语，虽属激将微妙之意，辞公（陈诚号辞修）对此很伤脑筋呢。”
他接着说：“18军太骄傲，依势凌人，专吃没有后台老板的杂牌军，改编扩充自己的部队；内部又还人事不和，争权夺利，辞公和萧坤和（肖乾号坤和）又意见对立分歧，内外交怨，你看还会不失败啊！这又谁敢明说呢？！”
忠心耿耿的李处长背后怨声连天，后来事实作出证明，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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