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老，这件事您怎么看”毛主席问向一旁的章士钊。（章士钊字为行严）。
1945年8月，双十协定签订后，毛主席犹豫不决是否立即离开。在他抉择期间，有很多被他感化的国民党人士纷纷建议他离去，但谨慎的毛主席还是选择听一听一位老友的意见。
毛主席与章士钊
尽管章士钊当时是国民党人士，但面对老友毛主席的提问，他未敢大意，在毛主席的手上果断地轻写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毛主席看着手心，一个答案了然于心。
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登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平安着陆，蒋介石的阴谋落空。
章士钊是何人？为何毛主席对他的建议如此看重？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中毕业，便收到导师杨昌济传来的欣喜消息。原来，北京大学的蔡元培等人正在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考虑到赴法留学对他们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和其中的新青年有良好意义，于是毛主席便开始积极筹备留学的相关事宜。
然而，细心计划下来，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摆在面前——缺乏庞大的经费。
青年毛主席
经过大致地计算，毛主席发现一位青年赴法留学的经费高达五六百元。要知道他当时在图书馆半工半读时一个月才8块钱，普通工人工资也就十几块，而且他们还只是一群刚毕业的学生，这让他们如何拿得出来。
万难摆在眼前，退缩不是唯一的路。新民学会面临的难处在杨昌济察觉后，拖着病躯写信给章士钊举荐毛泽东、蔡和森，希望他能够出手资助。
章士钊非常赏识杨昌济，当初也是他推举杨昌济到北京任教的，因此当在上海筹措经费的毛主席携信登门拜访章士钊时，章士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该请求。
随后，章士钊立即发动上海工商界名流人士捐款。凭借他自身的号召能力，最终获得了两万银元的筹集款，并将全部筹集款尽数交到了毛主席手上。
两万的巨款银元，毛主席看到手中的钱又惊又喜，他不敢相信在短短的时间内竟将萦绕已久的困顿迎刃而解。
此刻毛主席的心中对章士钊的善举和他对革命的支持感激不已，这笔钱对资助赴法学生绰绰有余，还可以剩下一部分继续支持湖南的相关革命活动。
得益于章士钊的资助，出国留学的蔡和森在途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与新民学会当初坚持选择让一部分青年走出去的初衷不谋而合，拯救中国的迷茫前途终于有了明灯照拂。
1920年8月，自蔡和森接触到共产主义后一直埋头苦研，直到现在终于能够系统掌握并向国内传播，为后期国内湖南共产党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21年7月，随着各地组成的共产党员大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队伍愈发壮大，成熟的时机也终于到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成立。
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党派，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作风和一直秉承最初原则的思想，让百姓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伤痕累累的中国崛起的新希望，也获得了章士钊刮目相看的赞赏。
1922年，在欧洲留学的周总理为了创建的共青团能够更好地投入革命队伍，向章士钊再次请求帮助，希望他能帮忙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
章士钊夫妇与周总理
一听说是为了革命，章士钊二话不说，鼎力支持，毫无延误地将印刷机运到了指定地点。
由于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在千难万难中一步步砥砺前行，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成为了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
1945年，中国百姓好不容易等到了外敌的赶出，却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图谋，又陷入了内战中。
1945年8月，蒋介石假意顺意民心，向共产党提出谈判的“好意”。尽管毛主席明知蒋介石的算盘，但是为了大计还是不顾生命安危，前往龙潭虎穴与之谈判。
蒋介石没料到毛主席真能前来，完全打破了当初的预期。之后他又想借机扣押毛主席，却又一直踌躇。若非蒋介石顾虑太多以及众人士的提议，恐怕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由此可见，章士钊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完全是对当时时局正确的选择，对毛主席的处境是最优解。
章士钊是共产党的大恩人，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爱国革命人士。
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善化县的一户里正之家。
由于从小良好教育的熏陶，饱读诗书的章士钊在乱世中勇于竖起反抗的大旗。
1902年5月，时任上海《苏报》主笔的章士钊在报纸上刊登了多篇反清文章。挑战清政府的他自然受到了特别关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报刊便被查封。
然而，热血青年的章士钊并没为因此一蹶不振，凭着一股坚韧的意念，再次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将反清的信念进行到底。
国民日日报
1903年，章士钊再次回到《苏报》。就在他大展拳脚之际，又因为报社发表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清政府的打压。这一次清政府将矛头对准了执笔的人，章士钊、章太炎等人被逮捕。
庆幸的是，由于章士钊与查办该案的俞明震相识，侥幸逃脱，可其他人士还是没能躲过惩处。
刚刚出狱的章士钊没有停下脚步，执起手中的笔再次鼓吹革命。
革命的道路在封建旧社会的框架下并不会走得平坦，章士钊深知其中的艰难，却又未曾停下过脚步。
1904年，爱国人士筹谋在湖北、南京等地的起义活动因章士钊等人被捕而未能如期举行。章士钊好不容易被保释出来后，恐怕后患无穷，只能先流亡至日本。
青年章士钊
1907年，章士钊决定赴英留学。虽身在国外，仍心系国家命运。他将在国外看到、学到的各派政治学说撰成文稿向国内发表，正是他的这一举动令国内许多学者开阔了不少眼界，引发了更广阔的思考。
1911年，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章士钊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相关事务。
章士钊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便听过同盟会，只不过那是并没有选择加入，这也算是缘分的一种延续。然而，这种缘分由于同盟会内部持有的各种不同声音而结束。
尽管脱离了一个发表的舞台，章士钊依旧活跃在不同的报刊中，甚至还因为声讨袁世凯令自己再度深陷囵圄，只能暂逃日本。
1915年，章士钊应蔡元培邀请，开启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道路。期间他兼任多种身份，如兼图书馆主任、国会众议员等职务。
1924年，章士钊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官段祺瑞的邀请北上辅佐。
由于章士钊的思想手段不被人接受，引来了不小的争议。但最令他引起轰动的要数替陈（陈独秀）辩护事件。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因高举“反日、反国民党”口号而被国民党政府盯上并逮捕。
陈独秀
在人人自危的时代，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友人入狱，章士钊不顾自身安危，主动挺身而出为陈辩护。
法庭上，章士钊一番慷慨激昂的无罪辩护词令在场的所有人听得为之一振，心血澎湃，立刻引发庭外各家报刊争相刊载。尽管最终陈独秀依旧难免判刑入狱，但这场精彩的辩护却成为了一场经典之作，被收入上海沪江大学的法学系教材中。
从章士钊以上的经历来看，他是近代较早觉醒的一位老革命家，将自己的激情、热血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与共产党产生渊源便不奇怪了。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被委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一直尽心尽力地工作。
特殊时期，许多人深受波及，章士钊亦是如此。可尽管这样，他依然选择替他人发声，实在令人敬佩。
1967年1月，一股围绕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浩劫随之展开。
先前由于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有些思想上的分歧，导致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不如从前，再加上有心之人在一旁煽风点火，特殊时期再加上风向的偏颇，刘少奇避免不了地深陷难境。
很多人都特别关注刘少奇的命运，其中就包括章士钊。
对于现在特殊时期所经历的磨难，章士钊颇有体会。“那段日子”刚开始的时候，章士钊也没能躲过。
当时，章士钊的家直接被人抄了。经常搞研究的他在家中珍藏了不少宝贝，结果那些闯进家的人直接给他毁了不少文物和古籍，这对一名学者来说简直太过令人愤慨。
忍受不住愤怒之情的章士钊连夜给毛主席写信，将自己的一番遭遇托盘而出。
章士钊一直是毛主席十分敬重的人，对他当年的恩情和帮助始终铭记于心。更加有缘的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姻就有他在背后牵线搭桥，并且他的养女章含之还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
1963年，毛主席和章含之在闲谈时想起了他向章士钊借过两万元的往事，便提出分十年偿还这笔钱款。
当章含之将毛主席的想法告诉章士钊时，章士钊摆摆手说：“那笔钱是我通过募捐筹集来的，不用还了”。
毛主席知晓后并没有放弃还钱的想法，说道：“这算是对行老支持共产党的一点补助”。
往后，每年过年前后毛主席都会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2000元交给秘书，让他送到章士钊的家中。尽管十年之约随着漫长岁月到来，但毛主席还是坚持送，一送便送到了现在。
看到章士钊送来的信后，毛主席皱起了眉头，立刻批示周总理对其予以保护。有了毛主席的照顾，一把年纪的章士钊才躲过了伤害。
晚年章士钊
然而，章士钊虽然不再有事，但其他国家领导人就不是如此有幸了。听着窗外的一些风声，章士钊对刘少奇的命运揪心不已，他看着共产党一步步走向胜利，百姓重获稳定的生活，不希望因某些事毁坏。
怀着沉重的心情，章士钊分别致信刘少奇和毛主席，并希望毛主席接受刘少奇的负荆请罪。
在严肃的问题面前，在特殊时期面前，恐怕也只有章士钊敢致信劝谏毛主席了。
毛主席心知章士钊心系国家事务，望彼此同心，特回复了一封信件说明。
行老一生关切国之命运，不怕面临的后果，实在令人钦佩不已。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向他一样始终坚持革命、坚持初心的人在，新中国才能迎来一番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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