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忠发的被捕，邓颖超是这样回忆的：“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三期）。本文所引邓颖超回忆，均出自同一文章，不另注。
张纪恩
另一当事人陈琮英如此回忆：“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是在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被捕的。那是因为他原先曾在静安寺附近和杨秀贞同居多时，外出时常到“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汽车行的会计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听过向忠发报告，认出了常来叫车者是向忠发。知道国民党当局在通缉向忠发，举报者可得高额赏金，叶荣生想发此横财。叶荣生将此事告诉了姐夫范蓦菊以及范蓦菊的堂弟范忠。他们三人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密告特务头子邹练和。这时，顾顺章通过那女佣，发现了向忠发、杨秀贞在静安寺附近活动的踪迹，表明向忠发有可能会前来“探勒”汽车行叫车。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杨虎下令在“探勒”汽车行布网，专等向忠发的到来。
向忠发不听周恩来告诫，私自外出，果真落入了国民党特务布下的罗网之中！
向忠发被捕是在上午9时。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便在旅馆被捕。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胡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邓颖超也曾回忆：
在向忠发被捕后，“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张纪恩、苏才。......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
邓颖超提及的“中央机关”，即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那是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托责任。楼上亭子间住着娘姨周秀清，还有因怀孕住此的苏彩，均为中共党员。常来此开会的有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罗登贤、黄文容（黄玠然）等。
向忠发被捕后那天夜
里一时（即6月23日凌晨），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博古用绿色墨水写的手稿（在出事前已有风声，于6月21日已运走两木箱文件）。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张纪恩说周秀清是佣人，苏彩是房客，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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