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铭（1917.5.25——2004.9.9）湖北监利人， 1933年在中华大学学习，1937年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结业，同年参加国民党。
1939年，任湖北沙市《动员周刊》主编，1942年任国民党湖北松滋县、咸丰县党部书记长，湖北省荆州专区党务督导专员。
1949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同年元月，与中共武汉地下党江汉军区城工部余杰同志建立联系，并在其领导下任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秘书、迎解放联络组长，在策反国民党上层人士（如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义等），在反迁移、反破坏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方面，为武汉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吴先铭口述：
恩施，抗战时是第六战区司令部驻地，是湖北省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历时7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西革命老根据地之一。
武汉、宜昌沦陷后，千千万万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男女青年，历尽艰辛，来到鄂西，进入“联中”（湖北省联合中学，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兼校长，把全省公立学校的战时流亡学生分配到鄂西各县的分校就读，全部享受公费待遇），还有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云集施鹤八属的首区——恩施。
当时，偏僻的恩施，连电灯都没有，但从这里燃起的抗日熊熊烈火却照耀鄂东、鄂南、鄂西。
当时，我任国民党松滋县党部书记长，每年年底，都要到恩施出席“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
1941年冬，我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兼湖北省第四区党务督导专员吴大宇、湖北省保安第7团团长宋少华、松滋县长王一鸥、石首县长梅壮宇等结伴，由松滋经枝江、宜都、五峰、长阳、巴东、建始、宣恩等地前往恩施。
途中，过宜昌三斗坪、茅坪，这两个虽然只是紧密相连的农村集镇，但呈出一派经济活跃、市场繁荣景象，成为战时发展起来的“暴发户”，是四川、湖南、河南、湖北物资转运的枢纽。
成群结队的搬运工，将食盐、山货一类的土特产用背篓扛到湖南津市和洞庭湖、滨湖各地， 日日夜夜，人流不息。
因此，这里挨家挨户、一家接一家的饭馆、客栈，应运而生，过路的官商人等随时随地可以很方便地解决食宿问题，来自五湖四海的男男女女，异常复杂，但没听说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
从巴东到恩施，交通车因汽油奇缺，公路局改用木炭汽车，这是穷办法，在战时，人们的适应性能突破一切困难。
木炭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巴东的旅社人满为患，旅客多，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公路上的木炭车，可是，车辆少，搭车难。
当时，曾流行这样的“三句半”，奚落恩施车段段长王瑞泽：“段长王瑞泽，一天忙到黑，有人问车子，没得”。
过绿葱坡（属巴东，海拔1，822.5米），是有名的高寒山区，既险又冷。司机全神贯注，小心开车，下山到了茅田，大家紧张的心情才缓和下来。
有位同伴用说教的口吻自言自语：“到了目的地，才算解除了警报，事故的发生往往在平地而不在险区。”
经过一天半才安抵恩施，我们径往湖北干训团大会会址报到。
1940年，陈诚回恩施主持省政，每到年终，召开“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
规定：各区行署主任，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军、师、团管区司令、副司令，各保安团团长，国民党湖北省各区党务督导专员，各县县党部书记长等必须出席大会。
大会会期1个月以上，实行军事管理，与会者编成中队、大队。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同吃四菜一汤的伙食。
这一年，中队长由保安团团长宋少华、方暾等担任，大队长由鄂东行署主任李石樵、鄂北行署主任施方白等担任，大队附由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李辉武、彭旷高等担任。
会议的安排，极其机械刻板，每天上、下午开大会，各行署主任、各行政专员、各县县长轮流作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民、财、建、教、警保各部分，有时，晚上还开座谈会。
开幕前夕，陈诚省主席下令：“宜昌县长武长青贪污有据，着即枪决！”陈还关押了兴山县长雷鸣泽等人。
陈诚用严刑峻法，杀鸡儆猴的策略威慑人心，引起不同凡响的观感，心里有鬼的人更是寝食不安，惶恐万分，震动很大。
恩施市龙洞河源头，抗战时意义重大的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官邸
陈诚每天主持大会，不迟到早退，开会号音一响，不差分秒地走上主席台，省府委员朱代杰、罗贡华、林逸圣、黄仲恂等、各厅厅长朱怀冰（民政厅）、赵志垚（财政厅长）、朱一成（建设厅长）、张伯谨（教育厅长）、刘千俊（省府秘书长）都坐在台下。
陈诚身体不太好，为十二指肠溃疡所苦，但精神矍铄，表现力强，所有开会的人，除病假外，无人缺席，无人迟到，对号入座，一一点名，秩序井然。
会议限定报告人半个小时把话讲完，但所讲的项目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有的人只讲了一半，计算时间的铃铛就逼得他紧急刹车，不得不中途下台。
每遇这种情况，陈诚怒目而视，发言人不尴不尬，处境为难，有的人机动灵活，长话短说，活泼传神。
如建始县长许莹涟、利川县长于国桢就深得奥妙，博得了陈诚的好评。后来，陈提升于国桢为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提升许莹涟为省府秘书长，可能由此开其端。
1941年12月8日上午，陈诚到会，满面笑容说：
“今天向大家报个喜讯：昨天（星期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主要舰只十余艘、飞机两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很大损失，美国已对日本宣战。
这样以来，我国的抗战打出了新局面。到头来，日本是无力对付的，最后必失败，我们必胜！”
陈诚话音一落，会场一片沸腾。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在长夜漫漫的抗战中，这样的好消息，的确非同等闲，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光芒。
下午，总执行官传达：“主席今天下午和最高领袖（全体挺胸致敬）通电话，不能前来主持会议；各大队、各中队自行安排，围绕抗战形势，漫谈自己的看法。”
有的人说：“这一下，我们可沾光了，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美丽的日子快来临了。”
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如意算盘，有一件事十分明显：有人把小组会发言整理成报告，向陈诚上书献策，强调“要打败日本，先得打败共产党”，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一类迎合陈诚的主张。
有一次，陈诚讲话中，透露了这一情况：“近几天，有些人向我提出开创大局，长治久安的办法，很有见地，很好！很好！望大家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服膺总理遗训，恪遵总裁训示，全力以赴，夺取全面的胜利！”
有一天晚上，举行座谈会，陈诚要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想到什么，就谈什么”。
尽管陈诚有此提示，与会者意存观望，不敢吭声，怕祸从口出，惹出问题，会场冷了很久，才慢慢有人开口。
当扯到如何发挥党政、党团的作用时，当阳县党部书记长黄连仙诉苦般地报告：
“当阳县党政、党团之时闹摩擦……”
没等发言说完，陈诚声色俱厉，怒不可遏：
“……你们党政、党团彼此勾心斗角，互不相让，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去对付共产党？
偏偏要兄弟阋于墙，关着门在家里相争相斗！太不像话，太不应该！
我们是以党治国，但我不认为是我们完全控制局势，应该承认是事态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控制了我们，牵制了我们，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威胁，这是隐患。
你们察觉不到这一点，天天闹摩擦，简直是胡闹！胡闹！胡闹！”
陈诚连声几个“胡闹”，使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其实，陈诚训斥黄某，很多人早已看出并讲过。
与会者都不敢在余下的时间“畅所欲言”，陈诚声言要“建设新湖北”，提出许多宏远的理想，号召大家“要在短时间突出大的成果，做到明知其不能也要为，毫不含糊……”
明眼人心里清楚：陈诚是军人出身，光靠“军事口令”能否扭转乾坤？
客观规律是否服他的倔强性格？后来发生的种种事实证明，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大会结束那天，省干训团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闭幕礼，各机关、团体、学校的负责人几乎全体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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