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遭殃者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以免遭到杀害。
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 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时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併,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併,应允将所有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给土匪,才获得了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 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担任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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