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13日，在湖南省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封建家庭里，谭政出生了。谭政是长子，下有一个弟弟，六个妹妹。全家十多口人，靠父亲经商和出租部分田地维持生活。
谭政在东山高小读书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湖南各地的革命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谭政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关心社会进步，被推举为该校学生会主席。
谭政高小毕业后，无事可做，就在本村初级小学当了教师。受北伐革命战争的影响，谭政立志参加革命，走救国救民之路。于是，他给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担任特务营营长的大舅哥陈赓写信，要求参加革命。1927年3月初，陈赓派人把谭政接到武汉，安排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不久，任营教导员办公室准尉书记官。
5月，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陈赓特务营被接管。在此严重形势下，谭政随陈赓离开特务营来到武昌叶挺第24师司令部留守处。后来谭政被分配到武昌警卫团3营9连任文书。
9月9日，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从此，加入了红军的行列。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不久，部队出发茶陵，谭政被调任为宣传兵，后任分队长。工农革命军到遂川后，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谭政调运动委员会工作。这期间，谭政跟随部队多次作战，实战经验和政治工作能力日渐长进。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遂川，与恶霸地主肖家壁的团防打了一仗，攻到草林圩。这个地区比较富裕，部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工农革命军真正学会做群众工作，就是从遂川开始。这以前，已经有了打下茶陵后没有就地发动群众，而是由新成立的县政府'收税、告状、过堂'的错误的教训。这次他们在遂川组织宣传队，到处写标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还成立了一个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组织工作，等于后来的政治部。此后，部队中逐步建立起了政治工作机关。
1928年2月，谭政调前敌委员会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对于毛泽东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和毛泽覃曾带领一个营和赤卫队在遂川的草林圩组织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认真仿效毛泽东的军队政治工作方法，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把土豪劣绅藏在夹墙里头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群众，同时为红军筹集了款子。1928年4月，谭政调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1团党委任秘书。这期间，谭政认识了罗荣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从事政治工作，彼此很能谈得来。与罗荣桓相识，使谭政在革命理论的知识准备上，获得了许多新鲜内容。
1929年3月中旬，红4军在长汀整编为个纵队。谭政继任第3纵队党委会秘书。
整编后不久，红军进军赣南失利，且战且退转入广东。
在攻打梅县时，担负收容任务的罗荣桓腰部中弹负伤，正在附近指挥战斗的谭政见状立即赶来为罗荣桓包扎伤口，并叫来一个叫张更生的排长，抬着罗荣桓撤离战地。
蒋桂战争爆发后，红4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赣南根据地。在赣南，谭政调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以后，又担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转战中，谭政发现红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汇总后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最终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1929年12月29日，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1930年6月，红4军扩编，以红4军的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谭政升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之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继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在井冈山斗争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谭政对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都倾注了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重视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对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33年1月，红22军与红1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谭政协助师长、政委，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向贵州进军。
当时，红军部队的广大成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人是文盲。谭政针对部队少文的状况，虽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他仍然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凡属文盲，要求都得参加识字班活动。谭政常对师长李聚奎说：'学习文化大有好处，你可以看书看报懂得很多道理，也才能教育部队，总结作战经验。'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后面战士边行军边识生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棒在地上练写字。部队休整期间，各团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
每逢作战之前，为了防止部队中胜利时的矜骄，消除行军中的疲劳，提高作战勇气，谭政组织指挥政工人员在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运用化装表演及讲话、呼口号、唱歌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战斗顺利进行，他要求战前各团召开党团员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组织党团员和政治骨干分子，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对思想比较后进的同志，进行重点帮助。在警戒和战备中，把胆小一点的战士放在靠后面一点进行锻炼，对动摇分子，则派优秀的党团员督视，以保障警戒的严密和杜绝投敌现象。
谭政还组织部队举办露天晚会，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激励部队斗志。
为瓦解敌军，谭政还十分重视开展敌前政治攻势。全师普遍组织了战场喊话队。每到夜晚，喊话队就向白军进行喊话宣传，并问他们散发宣传品。有时把群众送给红军的慰问品，也分送给白军，以动摇其军心。
谭政对红军部队养成自觉的纪律，要求是严格的，并有所创新。曾同谭政并肩工作担任红1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著薯吃，还有用了群众食物的，或者损坏东西也没钱赔偿，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事，我们都推给谭政去处理，谭政指示部队，用了群众的东西，要给群众打个收条。'以后，'打收条'的制度，也就在红军部队兴起来了。
1936年3月26日，谭政根据全国进入抗日新时期和红军在新时期所要担负的任务，在总结'十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一文。
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同时，这篇文章也是谭政投身革命以来，悉心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结果的一次全面测试，文章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同志的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说：'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
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
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谭政撰写了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其中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己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敌军工作的当前任务》、《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等。所有这些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谭政虽然亲自率部攻关夺隘的战例相对少了些，但是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以他敏锐的政治思维，运用另一种特殊的武器，号召和团结了军民，激发了更大的战斗力。
1943年，谭政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谭政的报告写成初稿后，经过充分讨论，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又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最后，经过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
谭政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中共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为使这个《报告》精神在全军得以深入地贯彻，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它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45年9月，中央决定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和打败蒋介石的新战场。谭政接到中央的调令后，立即动身由延安转赴东北，被委任为中共东北局委员。1946年1月14日，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
创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有发动群众的问题，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还有改造一部分土匪武装的问题。谭政在1946年11月4日的报告中，谈到部队工作时指出，有人说部队没有问题，已巩固了，这是不正确的。他说：用招兵买马的办法，会把部队搞得乱七八糟。还有部分敌伪武装和土匪武装没有争取改造过来，部队还不巩固。经过整顿以后，干部的思想整好了，部队成分好多了，组织纪律也比以前好些了，官兵关系改善了。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在东北是刚刚站住脚，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将来的困难会更多。以前南满未失时，我们有1800万人口，将来地区缩小，财源失掉，人民的负担会加重。面临开创东北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势，谭政接连起草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的各项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对我党我军初入东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向国民党军控制的铁路沿线及城镇的进攻，起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为实现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部队广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为使这一运动深入发展，谭政再次主持召开了东北全军政工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着重解决部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谭政和他领导的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深入前线各部队，大力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指导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工作，并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孤胆作战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
1948年11月22日，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及特种兵全部共80万人，在'打进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到北平、天津过年'等口号鼓舞下，以疾风骤雨之势，先后分由喜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进军途中，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利用一切空隙，开展政治动员，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极其有力地保证了进军任务的完成。12月17日至20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的分割和战略包围。
平津战役开始后，谭政主管天津前线的政治工作。天津是敌人现代设防的大城市，又是华北的商埠。在战前进行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积极指导参战部队作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部队'打响进关第一炮'，争
创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谭政不停止在发号召和提要求上，他深入参战部队，调查了解指战员的思想和情绪，针对现实问题，面对面指导，就地帮助解决。他在参战部队提倡大力发扬军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战备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攻城战斗开始之前，谭政还抓紧对部队深入地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的教育，宣布了'约法八章'，提出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行动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的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
攻克天津之后，谭政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他随攻城部队入城，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并于1月19日，向中央军委撰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于21日，立即将此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各军区，借以鼓励全军士气，增强纪律性。
天津解放之后，北平20万守军陷于绝境，经过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傅作义率所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在北平的15万人撤出城外。在改编傅作义部队的过程中，谭政做了大量工作。他坚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方针，努力完成了改编这支国民党军队的艰巨任务。
1949年12月，谭政出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共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此时，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势条件，利用多民族聚居区内的矛盾，在中南地区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部、大股土匪和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谭政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而及时，中南地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残部、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的、频繁的作战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有些涣散。谭政发现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干部战士中都有，主要在干部，党内党外都有，主要在党内。因此，他及时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1953年6月1日，谭政在中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以《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为题，作了总结报告。
谭政总结报告的中心就是强调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两个重要的环节，抓住了这两个环节，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和任务执行中的保证者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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