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来找我谈情况的，我都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害人。我深深地懂得，一份证明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我决不能无中生有，像解放前那样再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五年中，我写过1000多件材料，使我感到最不愉快的，有好几次。这里，我只选讲一份，也是在一个有名人物身上发生的。
一天，提审我的是一批男女，要我证实某某是军统头子郑介民亲自布置打入共产党内来的军统特务，所以她的丈夫﹣-﹣在共产党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人，愿意娶她为妻，以便和国民党挂上钩。
审讯一开始，我就感到来头不对，管理人员好像也不敢惹他们这批人，虽不像对什么首长一样尊敬，却也是叫怎样就得怎样。总之，一切得听他们的。看样子，这批'小字辈'虽不是大人物，却可以肯定他们有强硬的后台在指使和支持他们。老于世故的人，一看就心里有底，所以我也特别警惕，自己不断提醒自己：说话可得当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小辫子，以免吃眼前亏。
审讯的架式摆开了。出我意外的，他们每个人都那么和颜悦色，我想这是假象，如果不能满足他（她）们的愿望，瞧着吧，厉害的，后面有的是。
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先问我想不想立大功？我很诚恳地表示：我的生命都是党和人民赐给的，任何对人民有益的事，我都应当而且愿意尽力去做，点点滴滴小事都甘愿不惜一切去完成，何况有机会能为人民立大功！当然决不会错过机会。他们便告诉我，从各方面查出大量'真凭实据'的材料，已确定某某在抗战胜利后，利用工作关系，常和军统局特务头子郑介民、蔡文治等往来，被郑等看中，进行收买拉拢。某某由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国民党和美国一向有好感，所以经过郑介民亲自出面一拉，就心甘情愿投入了军统，当了特务。还说：经过调查，某某被郑介民拉进军统后，曾不断把中共方面的情况向郑介民提供。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我在当时也曾两次来北平，先后在北平住过20多天，除每天去郑介民住的什锦花园胡同原吴佩孚住宅和郑介民密商外，还在北京饭店五楼见到过某某。现在只要我把他们调查来的材料，证实一下，就立下了大功。
我一听就感到可笑，你们既左一个'调查清楚'，右一个'证据确实'，那还用得着我来证实一下，分享你们的'大功'吗？
我沉思片刻，才开口回答儿几句：'你们所谈的这些情况，我过去完全不了解，想立大功也立不上，自己感到有这种大好机会，竟白白错过去了，很是可惜。'
话刚说完，坐在两旁的几个'打手'便急不可耐地拍桌子，还是中间坐的年龄稍大的一男一女，把手一扬，才停止了。那个女的便采用耐心'开导'我的办法，说了一大通如何才能在这场'大革命'中立功赎罪，靠拢革命派，与反革命划清界限，可以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等等。几乎每一句话都要带上'革命'两个字，真是好一个'革命派'，但我还是那么一句：'根本不了解！'
中间那个男的，看到那个女的'革'了那么久，还没有把我'革'动一下，便想显示一手，以表现他这个小头头毕竟要比别人高明一着。他用勉强挤出来的一丝笑容挂在脸上，告诉我一些'最新情况'。他说由于我不看报，不知道外面的大好形势，不仅某某早就被揪了出来，她的丈夫也垮了，不再是中央领导人了，要我不要再存幻想。只有跟他们走，在这个问题上立下大功，才有出路．....．说到这里，那个女的竟恶狠狠地插上一句：'才有生路！'这句话的分量我当然明白，不跟他们一道走、和他们一样来诬陷好人，我就会活都活不出来了！
我本来想尽力抑制自己，不和他们顶嘴，但一听这个女的那么插上一句想来威吓我，我就火起来了，便反过来问他们：你们既已找到了某某确系郑介民布置的军统特务的材料，而且早就把中共的情况向郑介民汇报了，有这么重要的证据，还用得着我这个犯人来给你们作证明，这些'证据'才能有价值？我无功受赏，问心不安，不想分享你们的大功劳。我不能睁眼说瞎话！
'你 xx ！是我们在说瞎话，还是你在说瞎话？ xxx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出我意料之外，坐在中间那个女的，竟是这样满口脏话，态度粗野。我便把头偏过去，看也不看他们，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想：反正已经坐牢了，比坐牢再重的是杀头，为一件这样的事，可以肯定不能杀我，我还有什么怕的！
可能是他们还没有懂得用'疲劳轰炸'的方法，或者是准备回去商量一下对策，他们小声交谈了几句，便厉声叫喊：'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再想包庇某某，一切后果（女的又插上一句：'严重的后果'）由你负责，你滚回去认真想想吧！'
我回到房间，照样写我的外调材料，我根本无从想起过去郑介民会亲自布置特务的事。
第二次又是这批恶男恶女来提审我。一走进审讯室，我就朝凳子上一坐。上次是他们假意客气地叫'请坐'，这次我不用请便自动坐了下来。
又是坐在中间那个女的先开口：'你考虑好了没有？''考虑了一晚，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妈的！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就会使我害怕吗？我慢慢腾腾地从小圆凳上站了起来，看也不看他们。他们看我好像在沉思、反省似地，又做好做歹地劝我好好交代某某与军统头子的关系。当他们一再提到郑介民的时候，我便故意仰天长叹一声。这一突然的动作，使他们疑惑不解，问我何故长叹。我想反正无话可说，不如聊聊闲天混时间，便说：'我叹气是蒋介石错杀了郑介民。如果郑介民真的在这个领导人身边布置了某某这样一个特务，不好好让他利用这关系搞情报而把他杀掉，真是太不明智了。'
这几句话果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忙问我：'为什么蒋介石要把郑介民杀掉？'我便看了一眼凳子，意思是应当让我坐下才好慢慢讲。还是中间那个男的看出我的意思，便用命令的口吻：'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我便绕圈子来谈，先从郑介民从事国民党委派的一项工作没有做出成绩，回到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把他的保密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这两个有实权的职务撤掉，改派他任国防部的政务次长，主管补给工作，谈到他逃去台湾后，因为常常有不满意的表示，蒋介石便在和他一道游日月潭时，由蒋的老婆宋美龄切两片西瓜给他吃，回去当晚腹痛难忍，不到天明就死了。医生说可能是食物中毒，结果医生也失踪了，从此没有人敢再说他是中毒，只说是心肌梗塞而死去的。
他们听了，有的感兴趣，有的认为与问我的案无关。我说大有关系。他们便让我讲关系在什么地方，我说：'你们既调查明白了某某确已被郑介民亲自收买了，他为什么不早点向将介石报告，设法和某某联系，不是可以做出一番大的'反共事业'来？何至被蒋毒死呢？'他们认为是一时无法能够联系上，不是不想利用。我便阴阳怪气地说：'诸君此言差矣！某某不是多次陪同中央领导人出国吗？郑介民不仅能从外国报纸上看到，还可以派人去找她，也可以亲自出马去找她，那不是一举成功．.....'我的话还没有完，他们就认为我是在耍花招，借故来说明某某与郑介民没有关系。我连说：'犯人不敢，不敢！'那个女的便把桌子一拍，指挥坐在桌子两头的两个头发剪得短到和男人一样的女打手：'给我来 x （这个字当时就没有听清，也不敢问，现在也想不起该用什么字代替，可能是她们中间的一种术语）他一下！'
她的话音刚落，两个女打手便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抓住我一只手臂，同时把我的头向下按。后来我才听人说，这叫'坐飞机'。但名不副实，既不坐，又不飞。这一初级肉刑，对我来说，未免太轻太轻了。我是一个从小学武术的人，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把头弯下去碰到自己的膝盖，两个手下肘可以碰到自己的足尖。这么弯一下，比我做早操还轻得多，但我却故意装出难受的样子来满足她们行刑的恶意。我一边把头弯着，一边在想：我一生打过不知多少次架，和人斗殴的事，当成家常便饭，也像小孩过年一样高兴，但我却从来没有给女孩子这样不痛不痒地摆布过。
我越装模作样地表示难受，当然他们就越开心，越认为这样一来，不消多久，我吃不消时，就会苦打成招了。而我却暗地里在好笑：你们这些家伙，就这么几下想整倒我？还得好好跟我学上几年再说吧！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几个男的第三支香烟刚抽完，中间那个男的便叫停止对我的'刑讯'，再用硬中兼软的口吻叫我一定要认真来对待这个问题。他们的决心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的决心却是：无论如何我得实事求是。自己既已坐牢，不能再去害别人坐牢，你们要怎样就怎样。
大约隔了两天或三天，又是这一群凶男恶女提审我。这次仿佛是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来的。一开始就由中间那个男的提出一个问题叫我解释：如果某某人不被郑介民收买，替军统工作过，那么，中共代表撤走后，她没有跟着走，军统为什么不逮捕她？
从他这几句话中，就证明我胜利了。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们查出了大量证据，某某人是被郑介民收买了吗？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天，那些'真凭实据'不存在了，追问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暗中为她庆幸，也为自己高兴。所以他们一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就精神抖擞地指一指旁边担任记录的两个人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记清楚。'
一开口，我就用教训式的口吻说：'中共代表撤走，某某留下来，军统不逮捕她，这不是什么秘密不可告人的事，这是一个人人皆能理解的常识问题！'我把右手的食指高高地举起来：
第一，某某不是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所以她不会跟随代表团一道撤走。（我又加上一个中指。)第二，某某和许多人一样，只能算是中共代表团的临时工作人员或雇员一类的性质，这样的人，当时在北京的有很多，如果凡是替中共干过一点事的都得起来，那会要抓多少？（我再加一个无名指。)
第三，只要看到过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揭露军统罪恶活动的文章的人，都会懂得，如果郑介民真的收买了某某，即使她不能和中共代表团人员一同撤走，为了让她能够打入中共地下党去活动，也一定会对她来一次故意假的逮捕而没有捕到，让她去找中共关系，这才符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起码的手法。（最后我加上一个小拇指。)
第四，某某在北平、天津的亲友，都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军统特务虽然'也是'（我故意大声加上这两个字）无法无天的人，但还是顾虑社会舆论，有些地方，还不敢做得太过分，对毫无根据去抓人，也要考虑一下后果。有此四个原因，所以没有逮捕某某。
他们一听，非常恼火，不仅桌子拍得一片响，而且连中间坐的那个我认为是小头头的男的（那天他穿一件咖啡色的短外衣），也大叫一声：'给我 x !'（还是没有听清最后那个术语或暗号，我感到很可惜。)
这次下来的是一对童男童女，一边一个，还是把我的手抓住向后背起，同时用脚踢我的膝弯处，'蹲下！'既不完全让我全部蹲下去，又不让我站直，使我成为一个半蹲半站的姿式。这种过去我也对被捕的革命人士使用过的'两腿半分弯'，虽不是酷刑，但也很不好受，蹲上几分钟，就会使小腿、大腿酸疼到像触了电似的难受。不过对我来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我练过'骑马功'式的站桩，也善于骑马，虽然多年不骑马了，但这'骑马式'的站功还是常常练的。不过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不在乎，他们一定会换一套更厉害的。过去被我逮捕而受刑的革命人士的种种痛苦表情，我并没有忘记，而且常在半夜醒来，扪心自问，自己所作所为，实在太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他们那些苦痛形象，经常出现在我脑中。此时此刻，我实在不忍心和这批人一道去陷害无辜者，便故意地把那些革命人士当年受刑时的苦痛表现出一些来。他们看我很难受的样子，以为我会屈打成招，便一句逼一句，要我交代某某人与郑介民的关系。
正当他们还不打算放开我，认为再坚持一下我可能就会按他们的要求瞎说一通时，三个管理员突然把门推开，一进来就很生气的样子，用命令式的口吻：'住手！'这一对童男童女也怔住了。一个管理员喊了我一声代号：'6798跟我回去！'我刚一出门，就听到另外两个管理员在和他们吵闹起来。毫无疑问，管理所是不同意他们对我用刑的。虽然他们那种刑罚对我来说并不感到什么痛苦，但管理所的干部能及时把我叫回去，不让他们再对我用刑，而且还和他们争吵起来，我始终是感激的！因为那毕竟是在最困难和无援的时候，能有人给我说一句解围的话，都是可以看成雪中送炭，永志不忘！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此可以了结了，可真没有料到，这批人为了陷害好人，脸皮会比监狱一米多厚的墙壁还要厚。可能是不同于一般的什么'革命造反派'吧，没有一个星期，他们又来提审我了。
当管理干部把我从牢房内叫出来送到审讯室时，我一看到这几个人就感到厌恶。带我出去的干部当着他们的面叫我坐下，并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听到他们问我的话之后才离开的，而且每隔不久，又来看一下，这说明是怕他们再对我用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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