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接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邓小平同志看到谷牧进来后，热情的招呼他坐下，开口直言道：“谷牧同志，我这次请你来可是向你请教问题的。”
谷牧一脸疑惑。
邓小平同志接着说道：“你是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我想听你谈谈对西方国家的看法。”
谷牧听后面露难色，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到：“我也不太清楚，但西方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笼罩下，生活一定是水深火热。”
没想到邓小平同志笑着说到：“我看不一定吧，我们和人家也没什么来往，就连你这个分管对外经济的副总理恐怕也从来没有到人家那看一看吧，你怎么知道别人过的不如我们呢”。
谷牧听后一时语塞，他又何尝不知道自己并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真实状况呢，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不十分明朗，他只能这样回答。
邓小平同志看出了他的顾虑，便对他直言相告：“我想让你带领一个考察团去西欧各国看一看，实事求是的了解一下他们的人民都是怎样生活的，这个任务你能完成吗？”。
谷牧听到后当即接下了任务，并保证一定把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况详细的带回国内。
5月16日，谷牧一行坐上了前往西欧各国的飞机，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要考察的西欧五个国家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在中央的精心安排下，谷牧带领的考察团很有特点，人数上一共有包括中央和地方的20多名领导干部，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负责经济的。
因此，中央派出的这次考察团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它不是简单的外交事务，而主要是了解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次考察，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实施改革开放前夕进行的一次“实地调研”。
按照中央的安排，古墓这次带领的考察团主要考察五个国家（法国，瑞士，德国，丹麦，比利时），而这第一站要去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欧国家中第一个与我们建交的。
这五个国家对中国考察团的到来非常欢迎，都采用了超规格的接待仪式。考察团到了第一站法国的时候，受到了法国总理的迎接，而当时我们代表团里职位最高的只有副总理谷牧，从中也可以看出法国对这次访问也是非常重视的。
考察团下了飞机后，看到停机坪上飞机停的满满当当，走在大街上，身边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的飞驰而过，街道的两边高楼大厦林立，眼前的景象和他们印象中的西方国家根本不一样。
当时的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主要就是一些宣传资料，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领导干部，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经济危机时候的西方国家，什么工人失业，生产过剩，资源浪费等等。对西方国家人民的认识也是他们精神空虚，自私自利等等。
但现在看来完全不一样，人家不仅经济发展的好，还有很多中国没有的东西。
5月4日 ，谷牧等人参观了法国巴黎的地铁车站，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其实我国早在1969年就试运营了北京地铁1号线，但不久就因为供电线路不完善而发生大火，此后一直处于封闭运营的状态，直到1981年才对外开放。
而此时法国巴黎的地铁线路已经十分完善，并且有了自动闸机，已经不用员工检票了。这是当时的中国远远比不了的。
一番参观过后，虽然心里很受震撼，但谷牧刚开始还是只想和法国总理巴尔就政治，外交等问题举行会谈，并没有直接谈经济。
没想到巴尔总理却说：“政治问题是总统谈的，我只谈经济问题”。并随即向谷牧提问道：“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去年下降了一亿法郎，这是为什么呢？”
谷牧笑而不语，但很快说道：“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和你们扩大贸易的啊”。会谈结束后，法国总理安排了宴会，接待规格同样是按照总理的标准。
宴会结束后，谷牧等人又受到了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接见并且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中国还有什么需要的，哪些是法国能够提供的，法中两国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合作。”
其实我们当时和发达国家相比最缺的就是资本和技术，当时国家一年的生产总值只有15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利用中国广大的市场来消费他们剩余的资本和产品。
因此，双方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后，法国总统便同意为中国提供25亿美元的贷款。更有甚者，当考察团离开法国之后，法国银行的董事就带着这笔钱飞到了中国，好像生怕中国反悔了似的。
西欧之行第二站是西德，考察团在西德同样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直接被邀请到总统府，总统府在莱茵河边，当时西德的总统谢尔接见谷牧等人的时候曾骄傲的对他们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虽然它很小，但每年的货运量占整个国家的百分之二十”
谷牧看了一下，莱茵河在西德的河段最浅的地方只有两米，都没有长江的一个支流大，但我们却没有人家利用的好。
西德也是一个煤矿资源丰富的国家，谷牧也有意参观了西德的煤炭生产，当时西德最大的电力公司威斯特伐利亚自己有一个露天煤矿，全公司只有职工两千人，从事生产的只有九百人，而它的褐煤产量却能达到一年五千万吨。
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一个大型的露天煤矿要想达到年产五千万吨的产量需要十六万名工人，生产效率相差了几十倍。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更让考察团大开眼界的是西德的高速公路建设，三十米宽的路面，100公里的时速。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全国没有一米的高速公路，考察团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高速公路这个词，国内公路建设最好的是山东，但和人家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西德的高速公路里程也并不长，只有公路总长的2%，但却承载了三分之一的货运量。这让谷牧感觉很新鲜，他下决心也要在国内尽快建设高速公路。
随着考察的不断深入，谷牧等人也在心中产生了疑惑“二战之后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都已经被打的满目疮痍，不比中国好到哪去，怎么这才短短的三十年，人家就能发展的这么迅速，这么好呢？”
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开放市场的问题，美国在之后对西欧各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为了尽快还上这笔钱，西欧各国采取的都是“大进大出”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刺激着他们的生产快速恢复。
这种模式显然是当时以“自产自销”为主的中国所比不了的，而西方各国想要继续扩大市场，为他们的剩余资本找出路，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所以他们当让都想进入中国市场。
因此，谷牧带领的考察团在西德讨论的最多的还是经济问题。当谷牧一行来到西德黑森林州的时候，州长当即表示可以直接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尽快发展起来。
除了工业，西欧各国的农业也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考察团到达丹麦之后，发现这里的农业生产科技应用水平很高，丹麦的农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但却能生产出满足全国人口三倍的粮食。仅农产品的出口创汇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相比于同时期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中国，考察团成员心里都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楚。
6月16日，谷牧一行结束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西欧之行回到了北京，这时考察团成员已经没有了出发前的自信笑容，一个个都陷入了深思。
在回国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谷牧不禁感叹道：“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此后更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长达七个小时的汇报。
谷牧的西欧之行让中央领导感受到了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并不是一般的大，不久后，邓小平就找到了谷牧，让他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引进工作。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这次西欧考察无疑是对这一政策的制定起了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央首先从农村开始着手，实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其次就是在沿海的一些城市搞改革开放的试点，设立经济特区。
这项工作交到了谷牧的手中，1979年，时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来到了广东，福建两省实地考察，并和两省的的主要领导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讨论，研究制定设立经济特区的具体方案。
到了195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其中与谷牧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谷牧在抗战时期就一直扎根后方，他积极发动群众反歼诉苦，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极力推广苏维埃政府货币，使解放区的经济不断繁荣，谷牧也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
建国后，谷牧又担任了济南市委书记，针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采取了有效的经济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在当时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坚定不移的贯彻中央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组成经济部门和工业交通部门的“十人小组”，保证经济生产的资源调度。
说谷牧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并非言过其实，1978年，他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又访问了日本，并成功带回了500亿日元的贷款。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谷牧是汉奸”的消息在大街上传的沸沸扬扬，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过去三十年，许多人对日本侵略者带来的伤痛还记忆尤新。而谷牧这种向日本人“借钱”的行为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眼里非常可耻。
就连谷牧的儿子也回忆说：“当时奶奶在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后，也大骂父亲是汉奸。”由此可见谷牧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有多大。
对于中国向西方国家借钱，大多数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但对于谷牧向日本人争取贷款，很多国人不能接受，谷牧的母亲每次听说儿子又要去日本，便脸色大变。
作为中国人，她对日本侵略者切齿痛恨，作为母亲，他更是无法忘记小鬼子的弹药在他儿子右胸上留下的伤疤。不管谷牧无论向母亲如何解释，这笔钱是由中日友好人士提供的，但母亲还是对儿子很生气。
好在有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谷牧才得以在改革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步，谷牧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现在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中国的发展也实现了飞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调高，精神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经济总量在世界上也占到了18%，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这都要归功于像谷牧这样的改革大将，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走的对，走的好，并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2009年11月6日，谷牧同志在北京逝世，他离开我们的第二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谷牧这样的改革先锋致敬。#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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