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5 月，潘汉年从延安到达香港，负责指导那里的情报工作。
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沪、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根据中央加强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精神，在廖承志的协助下，他整理了原有的情报网络，调整了各据点的情报班子，充实了情报干部队伍。
为了加强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1939年11月，潘汉年前往上海进行部署。
他调派地下党员关露，到汪伪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去担任联络工作，利用李士群在敌伪内部的矛盾，对他进行有限度的争取分化工作，要他为中共提供情报。
关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关露，原名胡寿楣,笔名胡楣。原籍河北宣化，出生于山西太原。
幼时丧父，靠母亲教书为生。读过一些古代诗词。后丧母，随姨母迁居南京。
1928 年，她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后转人哲学系，开始写作新诗和散文。第一篇作品《余君》,1930 年发表于张天翼、欧阳山主办的《幼稚》周刊上。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群众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诗刊《新诗歌》,从事诗歌大众化运动，后在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
1936 年，左联解散后，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编辑《生活知识》,同时参加上海文化界及妇女界抗日救亡会。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撒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
关露则根据党的安排，留了下来，起初，她和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撒离的进步文化人士，继续在“孤岛”上坚持进步文化活动，和蒋锡金、许幸之等组织“诗歌座谈会”,编辑《诗人丛刊》,创作为抗战服务的作品。
但不久，党组织就决定调她去担负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她在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上，去扮演一个在一切公开场合使她“难堪”因而也是很难演好的角色。
刘少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9 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上面写着:
“速去港找小廖(即廖承志)接受任务。”
南方局要关露找廖承志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的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她先在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就按刘少文提供的地址去找廖承志。不巧，廖当日外出不在住所，她便留下短信，告知她已到港和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傍晚，廖承志和潘汉年一块儿，风度翩翩地来到了旅馆，廖承志作了介绍之后，他们便和关露先聊起了上海的风土人情。
不一会儿，潘汉年显得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听说你和李士群、叶吉卿(李士群的夫人)很有些来往?”
关露回答“是呀”,她抬起头来望了望潘汉年，似乎明白了组织上这么急切地把她召集到香港来的目的。
原来，关露是在她的妹妹胡绣枫家里认识李士群的。1933 年“闽变”以后，蒋介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关露幸免于难，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却未能逃脱，同时被捕的还有王伯伦、周而复等六十余人。
胡绣枫非常焦急，她首先找到沈钧儒，沈大律师一口答应帮忙，当天下午就将李剑华的铺盖，送进了巡捕房。
与此同时，她又想到同住在一条弄堂里的朱启华，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朱家。
不料，朱启华不在，他的太太对胡绣枫讲:“我家先生倒是没啥办法，这种事你找他最合适了……”
胡绣枫这才看到，原来房间里还站着一个人，也是来找朱启华的。
此人中等身材，一身额灰色的西装，外套一件风衣，国字脸，皮肤白净，温文尔雅，颇像一个书生。那人一听朱太太介绍，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胡绣枫，他就是李士群。
胡绣枫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写着《社会新闻》编辑，心里暗暗叫苦,原来《社会新闻》是国民党 CC 派办的报纸，在这里头当编辑自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但李士群却非常热心，他上下奔波，确实帮了不少忙。
李士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过了不久，李士群因涉嫌国民党特务头子马绍武被害一案，被押往南京“调查科”总部，他的太太叶吉卿就带着几个孩子搬到胡绣枫家里，住了好一阵子，两家关系从此密切起来。
关露也就在胡绣枫的家里，认识了李士群、叶吉卿……
关露因过去和廖承志、潘汉年没有见过面，所以陌生。但潘汉年对关露已有充分了解，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正是他和中共南方局联系磋商的结果，具体原因是:
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任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危险的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而中共情报机关在获悉李士群这一动向后，也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因势利导，对李士群进行争取策反工作。
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枫担任和他的联络工作，只因胡绣枫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枫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枫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
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
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且经过锻炼的干部，便开始向她进一步交代任务:
“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你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接着，潘汉年便简要地向关露介绍了李士群的一些情况和所以要派她担负此项任务的原因，这才使关露心里有了点底。
她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她今后的工作再作些指示。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倾,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就回到了上海，对于即将担负的工作，她既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又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不单是因为她没有做情报工作的经验，深入敌巢稍有不慎便会遭致严重后果，还因为她在心理上，今后将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
同汉奸特务头子频繁交流，必将遭受世人的冷眼，同原先进步文化界的朋友中断联系，退出他们共同组织起来的活动，更使她难受。
她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
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她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
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
因此，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会见了已经打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机构内部的原左翼文化人士袁殊，要他“身在曹背心在汉”,充当内线发挥作用。
袁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袁殊，湖北蕲春人。1928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学习新闻，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
1929 年秋，他和于寄愚、翁毅夫、马景星共同创办《文艺新闻》周刊，注重报道左翼文坛消息。1931年2月 7日，左联盟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当局封锁消息。
3月，冯雪峰和袁殊商量怎样向社会公布这一消息。要公开在《文艺新闻》上披露五作家蒙难消息,无疑要冒很大风险，轻则会使《文艺新闻》停刊，重则危及袁殊性命。
凭着袁殊的机智与勇敢，他建议以读者来信询问五作家下落的方式在刊物上透露此事。
冯雪峰遂化名“蓝布”,给《文艺新闻》社写信，袁殊将此信刊登在同月 30 日该刊第3 号上,题名《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
4月 13 日该刊第 5号上，又刊出冯雪峰同一内容的另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二)(署名海辰)，进一步告诉读者，李伟森等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同时，还公开了五作家遗照，发表了纪念文章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反映等。
由于这些报道是以读者来信面目出现，每篇又有不同的署名，果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却又束手无策，从而达到了既将五作家遇难消息公之于众，又暴露国民党政府罪行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目的。
《文艺新闻》的存在，使袁殊在社会上有了可以周旋的余地，由此而成为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当选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与潘梓年、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工作。
袁殊还是社会文化界爱国抗日同盟总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联系上海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带动广大进步群众投人爱国抗日运动。
袁殊因其在创办《文艺新闻》中所表现出的机智与成熟，被潘汉年发展为特别党员，并被吸收为中共特科成员，开始了其情报生涯。
遵照党的指示，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进而渗入国民党极右派阶层，展开保卫党、保卫革命的活动。
后来，袁殊又根据潘汉年的指示，打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情报机构。
1939 年11月，在潘汉年的策划下，袁殊以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分管对华情报工作的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为顾问，在上海组建了公开的亲日团体“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本部主要人物均由潘汉年在幕后确定。
他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征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同意，将在那里担任经理的翁从六要回上海，协助袁殊总揽人事经济大权。
又从香港调回恽逸群，协助他工作，袁殊还以合法名义，征得岩井同意，于“本部”设立电台，公开抄收重庆中央社与延安新华社电讯稿，明为“本部”服务，暗为地下党使用。
负责电台工作的主要人员，亦由潘汉年派来的地下党员担任。
同时，还邀请了一些上海香港的在野政客与人士，分别出任“本部”各单位负责人，就这样敲锣打鼓地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
由于场面拉得很大，又标榜“兴亚建国”那一套亲日理论，颇使那些在敌人卵翼下已混得一官半职的大小汉奸注目。
当时，已经担任汪精卫最高军事顾问的影佐祯昭，更不时地在汪精卫与周佛海面前赞扬袁殊。
他们一点没有发觉，这个亲日团体的建立，是经中共地下党策划来与汪精卫唱对台戏的。
1940 年春天，袁殊以“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代表团名义，应邀访问日本。
这次访日，使他获得了一项重要战略情报，这就是有关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北上进军苏联，而欲拥兵南下占领东南亚的绝密计划。
当年，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很大，除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外，向北，它要占领苏联北部，拥有伯力以东的海参崴、库页岛等地带；
向南，它要沿着越南至印尼一线，占领南洋群岛，这就在战略上产生了向南还是向北两种抉择的争论。
日本陆军主张北上，以配合西线德军，一举击败苏联;海军则主张南下，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对垒。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通过南下方案，否定了北上计划。
这是一个及其机密的决策，袁殊恰在这时，率代表团来到日本。
由于他与外务省主要官员比较熟悉，很快就从他们之间获得这一消息，回国后立即报告潘汉年，转达党中央，并告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
这期间，住在日本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亦有类似报告发往莫斯科。
斯大林十分重视来自中国的情报，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抓住时机，从东线调出部分兵力，加强西线战场，从而增强了打击德国法西斯的力量。
而日本政府由于陈兵南方，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几乎海军全部覆没。
袁殊则因此立下重大功勋。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存在不到一年时间，对形成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反对派，干扰其组建伪国民政府,起了一定作用。
后来，由于日本政府只扶植汪伪国民政府，将原在南京的“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临时政府”都归并于汪伪政府之内,“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已无存在的必要，遂宣告解散。
袁殊作为“亲日派”的一方面，参加了汪记国民政府，但他仍保留一个合法电台，继续抄收新华社电讯稿。
这个电台自建立以后，常于午夜发报延安，一度引起日本特务机关注意，曾派兵前来搜查。此时“本部”既已解散，它亦就不再发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