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 时正，陈毅、粟裕、潘汉年率领上海军管会所属政务、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走上了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楼顶飘扬，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大楼的门前，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的诞生。
上海市政府成立大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上海，潘汉年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潘汉年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在任职期间，他坚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广泛团结群众，从而稳妥地解决了解放初期许多错综复杂、难度较大的问题，在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搞好城市接管，是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汉年兼管军管会秘书长。
对国民党政府机构的接管，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按照系统、全部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
根据这个方针，潘汉年开始了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他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综合情况、处理问题、协调步骤等。
在街头执勤的人民解放军 图片来自网络
在接管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主持或参加军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提出意见，作出决定，会议每次都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由于潘汉年长期战斗在上海，对上海各行各业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锐、作风踏实细致，因而对接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个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务。
上海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据统计，当时共接管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 410 个，大专院校和教育机关 503 个，新闻出版机构 58 个，文艺单位 13 个。
另外，还接收了国民党、汪伪政权、租界工董局、工部局，包括中、英、法、日等几种文字书写的档案文书达 30多万卷，以后，又陆续接管了财经、地质、水文、电讯、邮政、治安、户籍等各方面的档案资料130 多万卷。
如此浩如烟海的敌伪文书案卷、档案资料，是中国共产党及军队解放任何一个城市进行接管工作中所罕见的。
这一大批敌伪档案材料，对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市政规划、生产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系统重新建立了政权机关。
潘汉年领导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会，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作报告，分析上海的形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各系统、各部门的政权建设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时的政务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司法、参议会、民政以及一些不属于各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驻上海的机构。
不久，上海市民政局成立，民政局主管三十个区政府的领导工作，负责市区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各区的许多工作都要请示潘汉年同志。
当时，各区成立了区接管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对于过去区以下的保甲制度，上海市委决定全部取消，所以民政局接管了30个区，1193 保，28552 个甲,1033206 户，5406644 人口的户籍册，一大批保甲人员，听候审查。
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讲了几条原则：
一、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 万，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
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 40 万(如蓬莱、嵩山区），要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
二、地区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工人家属，依靠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三、要解决在里弄中，出现的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例如，当时上海居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棚户区)没有家用自来水，而是由给水站供应的。
这些给水站，往往由当地的地痞、恶棍所控制，他们随意敲诈欺压居民，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根据潘汉年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普陀区在梅芳里、江宁区在金家巷，建立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深受群众欢迎。
此事很快在各区推广，全市成立了 104 个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
1949 年下半年，市府党组决定在各区领导下,普遍成立“冬防队”,把居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开展防火、防盗、防特等工作，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1950 年“二六”轰炸后，改组为“人民防护队”,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
当时，全国还没有居委会这样的组织，潘汉年对于这一新事物给予及时指导，对居委会由谁来组织，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他说：首先，要依靠在里弄里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属。其次，是党员家属和过去同我们一起参加过革命和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他曾对有关同志说:
“抗日战争时期，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救亡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
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
潘汉年的话，打开了民政局同志的思路，他们同妇联联系后，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她们大都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她们却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的一批骨干。
居民委员会和在区以下建立街道办事处，这在当时是个创举，是根据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实际情况，摸索着建立起来的，奠定了我们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础。
解放初期，市、区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有关人民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协商产生。
潘汉年指示有关部门:“过去国民党时期，是有钱人当代表，我们特别要注意，让各方面人士当代表，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1950年，提篮桥区第一个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潘汉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去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从此，各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市普遍召开，揭开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页。
在城市接管工作中，潘汉年还重视做好原国民党机关留用人员的工作。
1949 年 9 月 3 日，上海市工务局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代表陈毅在会上讲话，对留用人员勉励有加，鼓舞大家努力为人民服务。
在他的启发下，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一定要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上海贡献力量。
可是不久,军管会把原工务局的部分职员，集中到离职人员学习班学习。
这些人接到离职通知后，情绪产生波动，认为共产党对原国民党机关人员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怎么现在要离职？
是不是“一脚踢开”,讲话不算数？
当时，工务局长赵祖康同志向潘汉年反映了这个问题，在学习班开办的第一天，潘汉年代表市人民政府进话。
他说，工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
他又说，现在一般人对国民党时的一些局称为“伪文×局”,我看工务局不同，就叫“原工务局”吧。
说得大家都笑了，会后大家心情舒畅地说，原来参加学习班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工作，大家的情绪一下子稳定下来，学习时也积极认真了。
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系统新建立了政权机关，潘汉年领导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会，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作报告，分析上海的形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各系统、各部门的政权建设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 2 万多家工厂中，只有 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 80％以上，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 16 万多。
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投机商囤积粮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接管后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7 天。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缩和打击了金融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
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同志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的工作。
人民政府执政未满 10 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
这原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祸害，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 100多万两，美钞 3000 万元，白银无数,而把大把的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物价何能不飞涨?
当年夏季，一张大饼已涨到 3 万元，人民不堪其苦!此时，金圆券的信用已完全没有了。
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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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 10 万金圆券兑换 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
6 月 2 日、3日，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圆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
到 3 日这天，作为废纸的金圆券堆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都堆满了。
2 月 5 日，装运金圆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一直排到四川路，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很快结束了，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
因为，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不是一早晨可以扫除干净的。
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黄白绿”(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而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
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穿着长衫的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还有的，用两块大头(银元上印着孙中山或袁世凯的头像)互相敞击，叮当作响，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慌慌。
结果，原来 1 块银元值 100 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 1400元。
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
当时，资产阶级认为，如此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6 月 5 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 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还开展了宣传。
然而，投机者并未罢手，他们资力雄厚，10 万银元被一吸而空，6 月 7 日，银元兑换人民币继续涨到 1800 元。
上海市委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为了保证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 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
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及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被查封的证券大楼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6 月 10 日上午 10时，在陈毅、潘汉年、宋时轮等的亲自指挥下，两营部队和 400 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 8 层高的证券大楼，向正在楼内进行投机交易和其他活动的 2000 多人宣布了命令：
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讯问搜查。
接着，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
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光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 25 部，夹墙内还搜出几十块黄金。
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后先后释放，最后只将 250 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
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称快，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
第二天，银元“袁头”从 2000 元猛泻到1200 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金融投机市场被击溃后，投机势力又把投机资金转向了商品市场，从 1949 年 7 月到 1950 年春，连续三次掀起“涨价”风潮。
面对这种情况，潘汉年领导经济战线的党员干部，研究各种对策，努力抑制物价上涨风潮。
当时，他几乎天天晚上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汇报，讨论解决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投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初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对上海进行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封锁。
1949 年 6 月 23日，美国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切断上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破坏上海的经济建设。
而台湾国民党政权，则经常派飞机来上海骚扰。
9 月 7日，刘晓同志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
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
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型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
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
三、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
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
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他还激励大家，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下改造上海、发展上海的基础。
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业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
就在这时，1950 年 2 月 6日,台湾国民党根据潜伏特务罗炳乾提供的情报，用美制飞机 17 架，分 4 批在午间 12 时25 分至 13 时 53 分袭入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
霎那间，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 多无辜居民被炸死。
杨树浦发电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轰炸的中心目标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 80％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
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即宣布休会。
陈毅指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救，恢复生产。
此时，潘汉年正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接到市长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得知杨树浦发电厂被炸的消息，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
他赶回市政府，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
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地区，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敌人乘机捣乱;市军管会紧急通知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动员起来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
2 月 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前往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
2月 8日，潘汉年又主持召开市政府行政例会,进一步讨论防空工作，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具体工作计划。
潘汉年还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看望居民，到医院慰同伤员。
“二六”轰炸造成的灾害还未结束，旧历年关将近，由于物资缺乏，人心浮动，谣言之下，从大投机商到普通市民，又一次掀起抢购风，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
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紧张，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出现了排队长龙。
市民排队抢购大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
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和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 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
紧接着，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都安定下来，同时，上海商业部门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
从此，上海人民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 150 多家，而私营工业有 1300 家左右，私营商业有 15 万家左右。
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
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还有些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
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
1949 年 8月 3日，陈毅在建设新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
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
永安、先施、新新等六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
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深人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
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
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
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
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
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
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的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二六”轰炸以后，上海的生产发生新的困难，原来潜在的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一起爆发出来。
其中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给工商界造成的困难，潘汉年和刘长胜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
他们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
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努力恢复和扩大生产。
潘汉年还亲自处理了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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