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隶属于行政院，负责重工业建设的机构,也是国民党政府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单位。
它经办全国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一批大型企业。
不过，在1932 年成立之初，它还只是一个仅有 31 人的资源调查研究机关，但到 1947 年，它已拥有 121 个总公司和总机构，下有生产单位 4 个，以及研究、勘测及服务性事业单位若干个。
南京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资源委员会有职员32800 多人，其中 40%以上，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仅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人才就有 3000 多人。
资源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和各个厂矿的负责人，绝大部分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信仰“实业救国”。
当时，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的是钱昌照。长期以来，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强烈不满。
1948 年 4 月，钱昌照因忤于蒋介石，愤然离职，准备去往他国，在前往英国途经香港时，遇到旧友张骏祥(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
交谈中，钱昌照向张骏祥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出国的打算，张骏祥感到，这是一个重要情况，便立即向夏衍作了汇报。
接着，夏衍又迅速转报给潘汉年，潘汉年对此非常重视，他对夏衍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话，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他告诉夏衍，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
就这样，夏衍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钱昌照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
夏衍便趁机劝他不要悲伤，新中国建设肯定需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夏衍还不能谈具体问题。
不久，潘汉年就把这件事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和请示，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的回电，要夏衍他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
于是，夏衍就约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一次，夏衍开门见山地说，已经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
钱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夏衍接着说:
“周恩来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大力和内陆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夏衍讲得很坦率，并把他的住址的电话告诉了钱，随时可以联系。
钱昌照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的话等等，但对周恩来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
他还说，资源委员会在内陆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
夏衍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为了让钱放心，夏衍郑重地告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陆或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
这之后，钱昌照和夏衍通过一次电话，说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后来，资源委员会全部物资和档案以及干部技术人员都留了下来，和钱昌照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钱昌照离职后，由翁文灏主持资源委员会工作。
1948 年 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接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孙越崎长期在各地创办工矿企业，饱经艰辛，阻碍重重。而这时，国民党却热衷于内战，他感到自己空怀工业救国之心，思想由幻灭而苦闷思索进而转变。
1948 年 10 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资委会的去留问题。
有三四十名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被孙越崎秘密召集到资委会礼堂开会。
会上，他谈了共产党解放鞍钢并重视知识分子的事例，然后动情地讲道:
“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怀有工业救国的理想，我们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他们保存下来。”
他接着说:
“共产党必胜的大趋势，已是有目共睹。我们资委会下辖的企业、员工要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今后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
孙越崎的积极态度，鼓舞了大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思想十分一致。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动员大会，会后，他们各自分头布置，保护全部设备和所有人员。
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结束后，资源委员会的财务负责人季树农，找到由潘汉年领导的，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工作的弟弟季崇威，向他谈了 10月会议的情况。
孙越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季崇威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刘人寿，并建议通过季树农做孙越崎和吴兆洪(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人的工作，把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人争取过来。
随后，刘人寿将季崇威报告的情况和意见转报了潘汉年，潘汉年同意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此后，季崇威不断收集有关情报，通过刘人寿向潘汉年汇报。
1948 年 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要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的南京电照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瓷厂、南京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等五厂拆迁到台湾去，并迅速拨来巨款，孙越崎与同事一起借故拖延，想尽办法拒迁。
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报告，了解了情况，于是约请了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到香港去见面，同时，被约请的还有上海海关的负责人，他们也拥有相当的美援资产与器材，也不想往台湾撤退。
于是，潘汉年在香港和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同时和他们一起进行了细致的商讨，以对付国民党政府的拆迁措施。
虽然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当时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督促资源委员会拆迁，孙越崎担着杀身大祸的危险，仍然拒迁，还利用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诚意”作“挡箭牌”。
后来，国内形势迅速变化，蒋介石也顾不上问迁厂的事了，终于使起义获得成功。
至此，孙越崎就职的资委会，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唯一全体留在祖国的部级单位，其中的职员、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的设施、资金,全部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一事，使蒋介石气急败坏。1949 年 11月，孙越崎携家眷从香港回大陆的途中，蒋介石曾派四艘小军舰拦截追杀孙越崎，因为截错了船只，孙越崎一家才幸免于难。
蒋介石一怒之下，宣布开除孙越崎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孙越崎，这个通缉令一直到 1975 年蒋介石去世，都没有撤销。
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成立于 1929 年4 月15日，直属国民党政府。
到解放前夕，该公司拥有大小飞机 56 架，各类工作人员 2000 多人，其中，在香港的 1000 多人,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技术力量，在东南亚都居第一位。
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央航”)前身是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 1930 年 2 月。最初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股经营。
1941年 8月，中国对德宣战后，欧亚航空公司的资本被接管，改名为中央航空公司，1943 年又改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到起义时,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拥有大小飞机 44 架，各类工作人员 1000 余人。
两航起义时的飞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两航”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
衡宝战役的序幕揭开之后,“两航”在华东和西北的几个航站，又相继告急和撤销，大批撤运的器材设备、员工及家属，不断用飞机运来，眼看航线日益减少，业务一落千丈，员工的薪金都难以发出，大家人心惶惶。
这时，国民党政府又不断胁迫“两航”要迁往台湾，香港政府也于七八月间以《紧急法令》为借口，出动大批警察，封闭和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所有厂房，使“两航”的数千员工陷人更大困境。
面对港英当局的无理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迁阴谋，更加激发起“两航”广大员工的爱国热情，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靠美帝的卖国行径，及“两航”内美籍职员的橫行霸道、俨然太上皇的行为早就不满，不断通过各种合法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
在中国籍飞行人员中，有不少是华侨出身。抗战期间，他们抱着“航空救国”的满腔热忱，回到祖国学会了飞行技术，报效祖国，但他们飞了十多年，仍然是副驾驶员，硬是被美籍机长压着，得不到提升，还经常受到美籍职员和机长的凌辱。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驱使他们渴望早日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回到人民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党就通过各种渠道做“两航”的工作，1946 年初，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领导中共办事处工作时，党就同“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有了接触，同年夏天，潘汉年调回上海时，也开始参与这一工作，同时又通过查夷平做“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的工作。
经过反复说服和劝告，陈阜林表示愿意留在香港不走，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并且开始了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6 年 6 月，潘汉年又通过“中航”业务课长何凤元(中共党员)等人，开始做“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工作。
当时，刘敬宜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借口时机不成熟，没有答应。
1949 年1月，潘汉年、夏衍、张骏祥、于伶在香港，通过何凤元与刘敬宜继续商谈“中航”飞机通航北平问题。
不久，潘汉年指示香港的地下党开始做个别飞行员的策反工作。
1949 年 8 月,“央航”两架飞机起义，飞回大陆。
图片来自网络不好
但是，地下党同志感到，单机起义虽然容易发动，但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影响全局的工作，因此,他们向党中央汇报，要求中央早日作出决策。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正确分析了“两航”的形势和港英当局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决定抓住这一紧要时机，在香港这个特殊地点，发动“两航”起义，并决定由李克农负责，组成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两航”起义事宜。
1949 年 10月下旬，“两航”起义指挥部成立，完成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1 月 7日,“两航”负责人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于9 日起义。
是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飞回大陆的还有 11 架飞机。
两航起义飞行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起义通电称:“自即日起宣布停止通航蒋管区域，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听候指示。”
当日晚，周恩来设宴招待两位总经理和起义人员，11月12 日，毛泽东致电两位总经理及“两航”全体起义员工，祝贺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人民和祖国的怀抱，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11 月 13 日，周恩来也致电“两航”全体职工，热烈欢迎他们光荣起义，并宣布“两航”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同时宣布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
11 月 15 日，周恩来为“两航”全体人员举行宴会，并发表讲话，对“两航”起义归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号召全体起义人员，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为创办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而奋斗。
“两航”起义后留在香港护产的职工，在中共的领导下，在香港各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使香港的70 余架飞机和其他资产回到大陆，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
“两航”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壮举，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特别是在空军运输上，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它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上海海关在中国经济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中共地下党组织历来十分重视在上海海关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江苏省委的领导下，组织了海关特别党支部，领导海关职工进行抗日斗争。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开展了对当时海关关长丁费堂的工作。
丁贵堂是一个亲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具有一定爱国心的人士，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指示海关职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 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海关特别支部组织发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接管海关的“护关”斗争，丁贵堂也持积极态度，使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丁贵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也给予一定的支持。当时，他曾积极动员海关职员，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两万元，支持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以后，又为帮助地下党和新四军，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后，丁贵堂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
1948年 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丁贵堂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也不能犹豫不决，必须同共产党联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就派陈琼瓒和潘汉年联系。
陈琼瓒在抗日时,曾是上海“海关长征团”(相当于文工团)的团员，该团曾请夏衍做过时事报告，因此，夏衍和陈琼瓒认识并有过交往。
陈琼瓒在《华商报》和夏衍见面后，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
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 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
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
夏衍问陈琼瓒有没有把握？陈说，丁贵堂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
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
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明确的指示:
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此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又积极帮助和支持丁贵堂的工作，胜利完成了上海海关起义的任务，为新上海的海关事业保存了宝贵的财富。
1948年，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还协助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党组织，成功地帮助国民党飞行员俞勃驾机起义。
俞勃原是国民党第八大队飞行员，富有正义感，厌恶内战，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经过与地下党的长期接触，进一步趋向进步，并于驾机起义之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 年 12 月 16日，俞勃决定驾机起义，在此之前，南京市委的地下党通过潘汉年所管的上海的秘密电台和党中央进行联络，商量飞机降落地点、信号等事宜。
12月16日当天上午，蒋介石在南京空军俱乐部，亲自为俞勃等人晋级授勋;
而下午，俞勃就和另外三名机组人员驾驶 B-24 式重型轰炸机直飞石家庄机场，向中外宣布，驾机起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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