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
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
“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潘汉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于 5月 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员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 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已到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茶陵县洣江茶场，地处湘赣边界，原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根据地，如今依然是一片贫瘠之地，经济、文化都很落后。
茶场除少量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改的人，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又整整八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还是抑制不住他们这次重又相见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
最初，是要在关押反革命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让他们住。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后来又改变了计划。
他们现在的住房，是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 25 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
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
而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
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
在这里，潘汉年他们每月各有生活费 100元，可以订阅报刊，也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为照顾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地为他们请了一位保姆，在生活上，他们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
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也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他们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也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
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他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
因而，董慧开玩笑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同志，于 1983 年在《新观察》上发表了《潘汉年狱中遗诗》一文，回忆了他在 1976 年初见到潘汉年时的情况，文章写道: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 1976 年春节的前一天。
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汇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着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
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
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
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
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
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
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一声长叹。
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潘汉年夫妇对茶场职工也很不错，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
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莱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
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一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在香港，还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
他们从小受董慧思想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
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
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
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
“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人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曾经过1930—1949 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人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
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1976 年1月，公安部的专案组作出了潘汉年复查书面结论，并且派人到洣江茶场向潘汉年本人作了正式宣布。
这份复查结论，最后还是如实地写明了 1963 年的判决和 1970 年的重判以及前后两次的批准过程等。
虽然其中有矛盾，有破绽，但也没有再过多地顾及，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一个含混不清、根本不理会一切法律程序和手续的决定：
关于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也不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予以省略，而一切由专案组包办代替，由专案组向潘汉年本人宣布。所做的书面结论也不必再和本人见面，不再要求本人签字等等。
1976 年那个金色的 10 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大快人心事”，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显得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
“江青这人我了解……”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十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也是恶贯满盈了!”
他们迫切盼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沉冤能得到伸雪，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
“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 12 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
信上还说:
“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 9 月 27 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 20 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当年 12 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
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
“打算明年 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
但他们后来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只见到了董慧。
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迅速地严重恶化了。
他病倒了，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南方气候湿润，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开始是两手麻木，接着是双脚浮肿，再后来连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
他被送进了茶场医院后，又由于行动不便，医院缺乏护理，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
但这请求被认为是非同小可的事，茶场领导固然不能解决，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据说这涉及到保密问题，要请示公安部。
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批准，于 1977 年 3 月 24日，潘汉年才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治疗。
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
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 病室 110 床。
14病室是干部病房，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住进医院后，潘汉年的病情已很重了，近一个月内，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等措施补充身体给养。
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还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
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医院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而且又发现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据 3 月 29 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
4 月 6 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淫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
4 月 8 日，使用冻干血浆 200cC。
4 月 9 日输血 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智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的医院住院治疗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
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
还算幸运，1977 年 4 月 14 日下午，董慧终子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
老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
当天晚上 7 时 45分，潘汉年就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终年 71 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
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潘汉年使用过的怀表 图片来自网络
4 月 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
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
董慧没有质疑的权利，她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
墓碑上写的是：
(碑号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 年 4 月 14 日病故
妻董慧立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更加孤苦寂寞，她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的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
这封信，省公安厅的同志曾见到过，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茶场派王芝兰同志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
起先，王芝兰还不明白，董慧便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
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就这样她又念起诗来。
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
“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姨。
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燕子晚上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
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直到她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当燕子放学回到董妈妈屋里，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的时候，董慧就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
董慧眼里闪着泪花，马上把装花生米的食品盒盖上，继续读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
有时，她向燕子讲述周总理、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
她还告诉燕子：看过的《参考消息》要好好保存起来，以免落到外人手。
当燕子拿着英语课本在门外读单词时，董慧便靠着门仔细听着，而后说:“燕子，这样读不对，你要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律，才能读准确。”
说着，要过课本，带燕子逐字逐句读起来，对难读的单词，反复耐心地给燕子纠正发音，从此,董慧每天教燕子读英语，帮助她理解课文。
当董慧看到燕子克服了英语学习上的难关，不断取得进步时，脸上便泛起了愉快的笑容，燕子也在董慧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下，对英语有了特殊的爱好。
1978年国庆节,燕子陪伴董妈妈在身边看书，突然听到董妈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
燕子听得莫名其妙，便问道:“董妈妈你说什么呀!?”董慧用手轻轻地抚着燕子的头，出神地述说着:
“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学会了自己原来不会的东西，延安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纱织布，开始我纺不出来。当我第一次纺出纱来的时候，恰巧，毛主席走到我身边，他弯着腰，拿着我纺的纱,高兴地说道:'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
说到这时，董慧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手绢，揩着红润的双眼。
1978 年5 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夫妇，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
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同志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聚首五天。
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
“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的身体健康好转。”
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
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 60 岁了!
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
至此，董锡权夫妇忍不住落泪了，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她坚持不出国就医，是她刚毅坚韧的性格所必然作出的决定，便示意他的夫人不要勉强劝说了。
他提议:“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
拍照了，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国内的亲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
她连续向党内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思想高度紧张，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了。
1979 年 2 月 24 日凌晨 3 时 55 分，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董慧在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 60 岁。
茶场党委为董慧开了追悼会，遗体火化后保存在场部，她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
以后，又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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