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
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
“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潘汉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于 5月 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员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 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已到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茶陵县洣江茶场,地处湘赣边界,原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根据地,如今依然是一片贫瘠之地,经济、文化都很落后。
茶场除少量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改的人,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又整整八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还是抑制不住他们这次重又相见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
最初,是要在关押反革命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让他们住。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后来又改变了计划。
他们现在的住房,是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 25 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
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
而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
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
在这里,潘汉年他们每月各有生活费 100元,可以订阅报刊,也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为照顾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地为他们请了一位保姆,在生活上,他们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
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也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他们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也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
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他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
因而,董慧开玩笑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同志,于 1983 年在《新观察》上发表了《潘汉年狱中遗诗》一文,回忆了他在 1976 年初见到潘汉年时的情况,文章写道: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 1976 年春节的前一天。
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汇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着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
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
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
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
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
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
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一声长叹。
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潘汉年夫妇对茶场职工也很不错,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
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莱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
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一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在香港,还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
他们从小受董慧思想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
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
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
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
“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人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曾经过1930—1949 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人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
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1976 年1月,公安部的专案组作出了潘汉年复查书面结论,并且派人到洣江茶场向潘汉年本人作了正式宣布。
这份复查结论,最后还是如实地写明了 1963 年的判决和 1970 年的重判以及前后两次的批准过程等。
虽然其中有矛盾,有破绽,但也没有再过多地顾及,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一个含混不清、根本不理会一切法律程序和手续的决定:
关于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也不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予以省略,而一切由专案组包办代替,由专案组向潘汉年本人宣布。所做的书面结论也不必再和本人见面,不再要求本人签字等等。
1976 年那个金色的 10 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大快人心事”,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显得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
“江青这人我了解……”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十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也是恶贯满盈了!”
他们迫切盼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沉冤能得到伸雪,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
“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 12 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
信上还说:
“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 9 月 27 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 20 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当年 12 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
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
“打算明年 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
但他们后来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只见到了董慧。
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迅速地严重恶化了。
他病倒了,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南方气候湿润,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开始是两手麻木,接着是双脚浮肿,再后来连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
他被送进了茶场医院后,又由于行动不便,医院缺乏护理,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
但这请求被认为是非同小可的事,茶场领导固然不能解决,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据说这涉及到保密问题,要请示公安部。
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批准,于 1977 年 3 月 24日,潘汉年才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治疗。
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
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 病室 110 床。
14病室是干部病房,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住进医院后,潘汉年的病情已很重了,近一个月内,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等措施补充身体给养。
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还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
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医院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而且又发现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据 3 月 29 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
4 月 6 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淫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
4 月 8 日,使用冻干血浆 200cC。
4 月 9 日输血 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智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的医院住院治疗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
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
还算幸运,1977 年 4 月 14 日下午,董慧终子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
老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
当天晚上 7 时 45分,潘汉年就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终年 71 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
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潘汉年使用过的怀表 图片来自网络
4 月 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
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
董慧没有质疑的权利,她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
墓碑上写的是:
(碑号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 年 4 月 14 日病故
妻董慧立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更加孤苦寂寞,她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的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
这封信,省公安厅的同志曾见到过,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
茶场派王芝兰同志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
起先,王芝兰还不明白,董慧便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
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就这样她又念起诗来。
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
“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姨。
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燕子晚上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
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直到她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当燕子放学回到董妈妈屋里,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的时候,董慧就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
董慧眼里闪着泪花,马上把装花生米的食品盒盖上,继续读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
有时,她向燕子讲述周总理、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
她还告诉燕子:看过的《参考消息》要好好保存起来,以免落到外人手。
当燕子拿着英语课本在门外读单词时,董慧便靠着门仔细听着,而后说:“燕子,这样读不对,你要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律,才能读准确。”
说着,要过课本,带燕子逐字逐句读起来,对难读的单词,反复耐心地给燕子纠正发音,从此,董慧每天教燕子读英语,帮助她理解课文。
当董慧看到燕子克服了英语学习上的难关,不断取得进步时,脸上便泛起了愉快的笑容,燕子也在董慧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下,对英语有了特殊的爱好。
1978年国庆节,燕子陪伴董妈妈在身边看书,突然听到董妈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
燕子听得莫名其妙,便问道:“董妈妈你说什么呀!?”董慧用手轻轻地抚着燕子的头,出神地述说着:
“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学会了自己原来不会的东西,延安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纱织布,开始我纺不出来。当我第一次纺出纱来的时候,恰巧,毛主席走到我身边,他弯着腰,拿着我纺的纱,高兴地说道:'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
说到这时,董慧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手绢,揩着红润的双眼。
1978 年5 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夫妇,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
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同志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聚首五天。
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
“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的身体健康好转。”
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
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 60 岁了!
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
至此,董锡权夫妇忍不住落泪了,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她坚持不出国就医,是她刚毅坚韧的性格所必然作出的决定,便示意他的夫人不要勉强劝说了。
他提议:“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
拍照了,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国内的亲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
她连续向党内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思想高度紧张,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了。
1979 年 2 月 24 日凌晨 3 时 55 分,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董慧在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 60 岁。
茶场党委为董慧开了追悼会,遗体火化后保存在场部,她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
以后,又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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